告别学校，离开家人，也离开了老师，我们来到了广阔的天地，从革命的激流中回归到了最基本的生产之中，从不闻窗外事，一心革命到了不劳不获的农村，角色迅速的转变，霎时间使我们在十七八岁时就走进了社会，从城市学子瞬间变成了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农夫，从社会的最底层开始了我们的接受再教育之旅。
直接的领导就是我们生产队的队长。
郑请怀——年纪不到四十的地道的山民，其妻兰凤英，育有两男两女，当地人，小时得过秃疮，现如今头部斑秃，人称郑秃子。家道还算殷实，老婆是个美人。据说年轻时算是十里八乡的村梢子，（村梢子即村里最漂亮的女孩）郑队长如若没有两下子是娶不到兰家美女的。
按现在的称呼叫郑队了。
郑队，一个合格的队长，我们村的分值一直是中上游的生产队，但我们村的实物分配是比较多的，人均皮粮约有近千斤，这在当时是较高标准的了。郑队之狡猾在于他对上不实报产量，常常念苦经，瞒下一点就多分一点，年年开荒的收成从不入账，直接分配，社员私自开荒他也装没看见，在他的管理下队里的生产都是有条不紊的进行。我在这里的八九年中没见过村里有人家断粮过，百人左右的生产队有牛近百只，羊一百多只，驴二十多只，骡子四匹，马一只。两个库房都有存粮。
郑队和知青的关系很微妙，不近不远，郑队从不指望知青能干点什么，但又在很多场合下使用知情，我队凡是外派劳力时一般就是知青，自打知青进村后，当地人就不在出外工了。他知道知青去了还好混，我们也很知趣，修水利等等的公差我们也包了，干好干坏反正我们就是混，不想要我们那是不可能的事，赖在那里不完工绝不回来。
前三年队里还给我们知青户分粮食，和社员一样的分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存储和保管，第四年由于我们这里知青就剩下我和强子了，我们俩把粮食都给卖了，然后又找郑队要粮食吃，还为此闹到公社，公社出面让队里借粮给我们，郑队和我们俩说定：按月借粮，人在借，人不在少借或不借。从此我们就成了按月领粮的特殊农民了。队里有人提意见，郑队说：俩蛤怂，你分给他多少他都敢给你日球没了，没球了再找你要，哪个敢不给？按月给他才省心。从此每月我都得找郑队批条子领粮。标准皮粮七十斤。稻子玉米各一半，后来换成稻子五十斤玉米二十斤。由于我们常常的出去，队里最多一年只借给我们七八个月的粮食。
强子和公社的书记老曹很不错，北京的花茶强子是保证供应，时不时的的还和老曹喝上几回西凤酒，我也因此受益不少，那年我和强子都没回京过春节，强子找队长要只羊过年，队长不给，二人说急了，强子拿枪就打死了队里的四只羊，队里派人把公社的人请来处理此事，曹书记听说后也赶了过来，他先批评了队长之后才说说了强子，最后他拍板给我和强子一只羊过年，强子当晚就送去一只后腿过去。队里因此又杀了几只羊给社员分了分，但没我们俩的份了。过年时强子给老曹拿去两瓶酒，一斤茶叶和一些水果糖。
初五我们俩在队长家过的，我带去了两瓶白酒和队长一起喝光了，一直喝到半夜。最后给郑队留下半斤茶叶，年也就算过完了。喝酒时郑队一再地说：娃们也不容易
也怪恓惶的。还劝我们赶紧的寻下个女人，不敢再惹事冽。酒喝得不少郑队一句也没说的是干活的事。
郑队为了我们赶紧分配的事情比我们还着急，但都无功而返。
郑队知道我们从不在村里瞎闹，一直呢适当的照顾我们两个最后的知青，七六年初强子病退回京，郑队就催我也办病退。并几次找到大队书记公社的书记反映此事，后来公社只剩下我一个知青了77年9月才办成此事。
前些年我回村看望乡亲时特意给郑队带去一把蒙族腰刀，白铜刀鞘，刀柄上镶有一颗红宝石，是我珍爱之物 ，算是我把一颗感谢的心留给了我的第一位领导——郑队。
文化程度不高的山民郑请怀，狡猾的生产队长，善良的长者，好人啊。
昨日里在群里说起知青的分配一事，分配其实是知青中较大的一件事情，分配较早的有县里的事业单位，供销社，物资局，邮电局等等，个别的还进入了机关，后来就有延安的地区级企业，省里的三线企业和内迁的大厂，进入尾声时的县办企业，既牛武诸厂。最后的是石油长庆油田的招工。
每一次的送别，我的心里都在流泪，羡慕他们的脱离苦海，祈祷着我也能早日像他们一样地走出去。每送走一批战友，我就会独自喝醉一回。
分配大概一直延续了四年的时间，前后大约有十几个单位从知青中招收一些人走，延安运输公司，火柴厂，牛武电厂，水泥厂等等，还有陕西汽车制造厂，临潼缝纫机厂，西北机械厂，以及铁路上等等，每一次的分配知青的群体就随之缩小。
分配意味着务农的生活的结束，每一个知青都盼望自己早日地当上拿工资的人。
我是一次次的落空，直至最后的扫尾我才被扫进长庆油田。当了一名钻井工。
我由窑洞搬进了帐篷，依然没有家。野外流动的特性，生活更加的不安定，从我到了井队的第一天我就不喜欢这个环境，几个早我一年到井队的西安知青，对我的到来给与了欢迎，但我从他们的口中知道了井队的艰辛。我就开始了动摇，我实际刚刚到井队一个多月，我就盘算上如何离开了，找了几次浅钻大队领导都没动静，我在井队开始不上班的计划，学徒工不扣工资，我充分地利用了政策，井队一点办法也没有，人是铁了心要走，就是一个字“泡”。高兴了跟上同事进了井场，我算是上班了。不高兴就不去了借口找大队办调离去了，就这样折腾了近四个月，我也是县里知青办找任主任，石油的大领导，分部的指挥，开党委会时我也闯进去问指挥什么时候批我的退职手续，而且一定要指挥安排免费食宿，指挥是个师职转业军人，最后被我磨得没办法了，他去找的县知青办，我才终于的回到我的老巢——杜家砭。从分配进石油单位到我又回到村里历史七个月，这也是我最难的七个月，来来回回的行程就有几千公里，一次次地跑个没完，有时我都没信心了，我自己对自己说：在坚持一下在坚持一下。最终我熬过来了。
回村后找到郑队，我对他说让他再管我最多半年的口粮，我一定离开杜家砭，我又找公社的曹书记和县安办主任，请他们帮助办理病退回京，我就开始了办理回京的调动，此时我已获知知青返城的政策已放宽，我和几个残余知青一起开始了办调动，其中两个是槐树庄回来的。（后二人相继回京，其中有鹏哥，另一个也姓赵，在提至副处级后退休。）
体检，审批一路绿灯，不到三个月我办完了所有的手续。与几个在县城工作的同学一起过完了77年的十一，我告别了我生活近十年的富县踏上了归程。
1977年10月6日我在北京站下了火车，独自一人到全聚德吃了一只烤鸭喝了半斤酒，背着一个“马桶”回家了，结束了插队的生活，
此段是提前和大家聊了出来，就因为昨天说到了分配的话题。
（当年我和强子两个人一顿吃过五斤馒头，打赌来着，一人二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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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4/20 15:05: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