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18）：小资产阶级情调
夏荷
代沟是概念建造起来的。时代概念的演变，词语的消失、扩大、缩小变异等，必然影响上下几代人的沟通，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异更是沟通的大障碍。
万人唾弃的“资本家”变异成人人崇敬的“富豪”，坚如磐石的“万亩良田”演变成日新月异的“高楼大厦”，堕落颓废的“靡靡之音”登录央视《同一首歌》排行榜。关于政治的，关于经济的，关于文化的，关于情感的，全面颠覆历史，让老三届人迅速退出社会的视野。
“小资产阶级情调”是“阶级斗争”时代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语，我在诗歌《芦花：我都不与任何革命故事发生联想》里用到了这个词语，很多年轻人阅读起来有困惑。“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个词语的形式基本上死了，或者说进了词语博物馆，而它的内涵则活得相当有意思，在当下的社会中。
“小资产阶级”的词典义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包括中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现代汉语词典》）“小资产阶级”这个词语，在那个年代是贬义词，那么“小资产阶级情调”就是指上述阶层人的情调了，它的源头“小资产阶级”是贬义词，它自然而然也是贬义词了。
按照陈旧的标准，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有多少呢？这是戏言。我这样解释“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现在人很费解，就像我孙女问我：“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哪个好？哪个坏？”我一时很难说清楚一样，——我坚持历史辩证法，——后代抛给我一个大大的政治课题。
“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的理解是由“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即“小资产阶级”审美情趣，这样讲还是难以叫年轻人理解的。具体一些吧：情人携手去酒吧，在朦胧的灯光下，慢饮一杯咖啡，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母亲节给母亲献上一束康乃馨，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生日接受亲朋友好一块奶油蛋糕和一首《生日快乐》的祝福，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一边听轻音乐，一边品葡萄酒，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甚至穿一条连衣裙，头上打个蝴蝶结等，都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这样具体阐释一个已经死去的历史概念，年轻人就理解了，而且还会将“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个概念无限延展开来，今天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太丰富多彩了，多么幸福的时代啊！可是，我们那个时代，谁都害怕与这样幸福的词语沾边，沾边“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很痛苦的经历。
如今，处处弥漫“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果未被株连,“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当年其实是少数人的特权。以我们老石码来说，要像吴牧师那样的家庭、映红同学她们那样的家庭，才有资格享受“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们家是不在其列的。
1963-1966，我上初中，正值豆蔻年华，我们的生活非常单调，但稍不小心，就会冒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忌讳，小则遭到老师严肃的批评，大则拿到班会上供全班同学批判，我是那种经常犯错的女孩子。
上个世纪60年代，许多印尼华侨遭排华而回国定居，因为长期生活在东南亚，受到当地气候、风土人情的影响，归国印尼华侨的女孩子基本上都削“运动头”，因为受到华侨政策的特殊保护，她们的“运动头”发型是被看好的。而国内的学生，如果模仿她们的“运动头”，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了。
其实，我不喜欢这“洋头发”，骨子里的中国情结尚深沉，喜欢留长辫子。因为人长得可爱，喜欢扎蝴蝶结，有一点“小资情调”的气质，也常常被批评为“小资情调”。其实那时候留长辫子的女孩子很多，是否上线，就看你的气质了。气质越高雅，被批评乃至批判的机会就越多。
年轻人听到这个例子，肯定觉得荒唐，这样现在的“小资情调”岂不是泛滥成灾？如我的外孙女，从幼儿园开始就喜欢各种各样的项链、手镯子、水晶皇冠、粉红色指甲油，最喜爱的成语是“珠光宝气”。喜欢夜间漫步厦门最著名的步行街“中山路”，从穿着到体态到神情，无一不体现“小资情调”。
最具典型意义的体验是，外孙女去紫云公园，那里有个按照童话《白雪公主》的故事建造的小木屋，每次她都要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坐一会儿，说想当当白雪公主看看，这更是超级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了。现在，很多人家都在培养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孩子，这在当时可是犯大忌的。
在极度贫穷的年代，全社会的衣着状态是这样概括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拿出旧相片，一张春节的全家福，我居然穿着一条胸口有个补丁的连衣裤。1965年，反右倾过去后，政治环境刚刚有所松弛，在北京的大哥出差到上海，买了两块布料寄回来，说是给我的，一块是飞机灰，一块是有小格子的纯毛布料，我穿上这布料做的衣服后，被老师严厉批评是“小资情调”。
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2006年元旦，我外孙女参加学校新年晚会，为模特表演，一下子买了三条裙子，花了800多元。吃就更不用说了，肚子都填不饱，还谈什么吃情调？而今上麦当劳、肯德基是百分之百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经无限上纲之后，还可能往黑“资本家”靠拢。
1963年，我二哥因病从军委雷达学校转业回家，二哥曾经在前苏联军事专家的手下工作，专业之外，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情趣受到俄罗斯文化很深的影响。比如，他喜欢喝牛奶和吃面包，喜欢欣赏古典音乐和古典名画。
别以为牛奶和面包是平常的食物，在填不饱肚子的年代，那可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啊！那个年代的人们是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的：牛奶加面包，土豆烧牛肉。按理，共产主义是我们最崇高的政治理想，而享受“牛奶加面包”、“土豆烧牛肉”又何罪之有？但政治的无理就在这里，一方面高调宣传要“解放全人类”，要“向共产主义迈进”，另一方面却极力反对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野蛮的政治扭曲，直到邓小平伟人发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宣言，才终结寿命。
我二哥回家后，给了我相当好的文化熏陶了。每天要看《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要听广播里的“配乐散文”、“配乐诗歌”、“配乐小说”，要看一些名画书籍，要读《中华活页文选》，要听一些苏联的古典音乐……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民晚报》的都市文化感染过我，配乐朗诵的诗情画意浸染过我，《光明日报》的学者文化塑造过我。
“小资产阶级情调”是政治操弄的产物，而今从另一个方面看，当时那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一般指女孩子），大多数家庭比较富裕，文化背景层次比较高，而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大多数家庭比较贫穷或不富裕，文化背景层次比较低，他们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只不过政治利用了文化。
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个经典情节就是“红毛衣事件”，出身好（就是出生穷人之家）的婆婆与出身不好（就是出生富人之家）媳妇之间展开激烈的戏剧冲突。
从心理角度分析，其实反“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仇富仇雅心理作祟。当年有些爱反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学生，其实因不得之而恨之。如有的“无产阶级男孩”向“资产阶级女孩”求爱不得，就操弄政治语言，大批“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是个人利用政治的表现。
中国的政治就这样，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政治与文化总是纠缠不清，政治利用了文化，而某些时候文化也利用了政治，如京剧样板人物。
1970天春天，在浮山农场，春暖花开，是恋爱的好季节。我摘了一枝桃花，边走边唱，在324国道，不幸遇见那位C老师，他满眼鄙夷的目光，严厉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情调！”老师言辞，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俨然伟大的政治道德家。
其实这位老师出身也不好，他是地主的儿子，但长期生活在农村，情调一直高雅不起来，是个缺乏“小资产阶级情调”男人，但他所追求的却是整天在“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中生活的女学生。反讽是那个时代惯用的社会修辞。
农场里，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文化背景的人，还真不少，吴氏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啊，“66人”中的美美啊，之后军长的女儿啊，等等。
那个军长的女儿，小资产阶级气质不是军营培育出来的，而是典型俄罗斯文化熏陶的结果。军长的女儿知道我爱读书，对我说：“你那么爱读书，我家好书很多，以后我捎过来给你看。”
好家伙，军长女儿捎来的都是前苏联的书籍，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年代，只有军长才有这种胆量，收藏那么多“修正主义的毒草”。
军长的女儿开始只是送给我一些编织、裁剪的书，慢慢地，小说过来了，散文过来了，甚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叫我挑灯读书，白天无精打采。
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体验，在“小资产阶级情调”面前，表现得焦虑不安，一方面向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里的那件“红毛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跟着时代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摒弃一切美好的事物，因为一切美好的都是腐朽的。
浮山农场特殊的文化环境，给予了我们情调上的补偿。我们经常去东头林场看电影,电影飘忽，人影晃动，树影摇曳，桉树林下迷蒙的电影光线,加上银屏恋爱画面的入侵，恋爱着的，没恋爱着的，依偎在桉树林下，憧憬甜蜜的爱情生活，蹉跎岁月里的美好时光。
有时，干脆一伙人连夜步行到漳州，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去中山公园冰厅喝一杯冰牛奶，吃几个小笼包,很有情调的享受。
“64人”，家庭背景比较“黑”,因为“黑”,家庭比较富有,比较有文化,所以“黑子女”情调基因很活跃,跟善于制造浪漫的一些“64人“在一起，久而久之也“小资情调”起来了。
“小资产阶级情调”需要高雅文化的浸染，出国留学几年，或者定居下来，回来之后，气质、情调急转弯了，都那么有情调。当下就是这样嘲弄历史的，某大城市提出了“绅士教育”文化的新概念，并且加以实验，虽然有争议，但他们在改造国人，塑造国人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毋庸置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全球独一无二，我们的国粹，我们引以自豪。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并非背叛的扭曲，硬币的双面是同时存在的。
2008-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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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08/12/30 9:10: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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