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18):小资产阶级情调
夏荷
代沟是概念建造起来的。时代概念的演变,词语的消失、扩大、缩小变异等,必然影响上下几代人的沟通,词语感情色彩的变异更是沟通的大障碍。
万人唾弃的“资本家”变异成人人崇敬的“富豪”,坚如磐石的“万亩良田”演变成日新月异的“高楼大厦”,堕落颓废的“靡靡之音”登录央视《同一首歌》排行榜。关于政治的,关于经济的,关于文化的,关于情感的,全面颠覆历史,让老三届人迅速退出社会的视野。
“小资产阶级情调”是“阶级斗争”时代使用频率颇高的一个词语,我在诗歌《芦花:我都不与任何革命故事发生联想》里用到了这个词语,很多年轻人阅读起来有困惑。“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个词语的形式基本上死了,或者说进了词语博物馆,而它的内涵则活得相当有意思,在当下的社会中。
“小资产阶级”的词典义是:“占有少量生产资料和财产,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生,一般不剥削别人的阶级,包括中农、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现代汉语词典》)“小资产阶级”这个词语,在那个年代是贬义词,那么“小资产阶级情调”就是指上述阶层人的情调了,它的源头“小资产阶级”是贬义词,它自然而然也是贬义词了。
按照陈旧的标准,现在的“小资产阶级”有多少呢?这是戏言。我这样解释“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情调”,现在人很费解,就像我孙女问我:“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哪个好?哪个坏?”我一时很难说清楚一样,——我坚持历史辩证法,——后代抛给我一个大大的政治课题。
“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的理解是由“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一种文化,即“小资产阶级”审美情趣,这样讲还是难以叫年轻人理解的。具体一些吧:情人携手去酒吧,在朦胧的灯光下,慢饮一杯咖啡,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母亲节给母亲献上一束康乃馨,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生日接受亲朋友好一块奶油蛋糕和一首《生日快乐》的祝福,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一边听轻音乐,一边品葡萄酒,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甚至穿一条连衣裙,头上打个蝴蝶结等,都是“小资产阶级情调”。
这样具体阐释一个已经死去的历史概念,年轻人就理解了,而且还会将“小资产阶级情调”这个概念无限延展开来,今天的“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太丰富多彩了,多么幸福的时代啊!可是,我们那个时代,谁都害怕与这样幸福的词语沾边,沾边“小资产阶级情调”是很痛苦的经历。
如今,处处弥漫“小资产阶级情调”,如果未被株连,“小资产阶级情调”,在当年其实是少数人的特权。以我们老石码来说,要像吴牧师那样的家庭、映红同学她们那样的家庭,才有资格享受“小资产阶级情调”,我们家是不在其列的。
1963-1966,我上初中,正值豆蔻年华,我们的生活非常单调,但稍不小心,就会冒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忌讳,小则遭到老师严肃的批评,大则拿到班会上供全班同学批判,我是那种经常犯错的女孩子。
上个世纪60年代,许多印尼华侨遭排华而回国定居,因为长期生活在东南亚,受到当地气候、风土人情的影响,归国印尼华侨的女孩子基本上都削“运动头”,因为受到华侨政策的特殊保护,她们的“运动头”发型是被看好的。而国内的学生,如果模仿她们的“运动头”,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了。
其实,我不喜欢这“洋头发”,骨子里的中国情结尚深沉,喜欢留长辫子。因为人长得可爱,喜欢扎蝴蝶结,有一点“小资情调”的气质,也常常被批评为“小资情调”。其实那时候留长辫子的女孩子很多,是否上线,就看你的气质了。气质越高雅,被批评乃至批判的机会就越多。
年轻人听到这个例子,肯定觉得荒唐,这样现在的“小资情调”岂不是泛滥成灾?如我的外孙女,从幼儿园开始就喜欢各种各样的项链、手镯子、水晶皇冠、粉红色指甲油,最喜爱的成语是“珠光宝气”。喜欢夜间漫步厦门最著名的步行街“中山路”,从穿着到体态到神情,无一不体现“小资情调”。
最具典型意义的体验是,外孙女去紫云公园,那里有个按照童话《白雪公主》的故事建造的小木屋,每次她都要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坐一会儿,说想当当白雪公主看看,这更是超级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了。现在,很多人家都在培养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孩子,这在当时可是犯大忌的。
在极度贫穷的年代,全社会的衣着状态是这样概括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拿出旧相片,一张春节的全家福,我居然穿着一条胸口有个补丁的连衣裤。1965年,反右倾过去后,政治环境刚刚有所松弛,在北京的大哥出差到上海,买了两块布料寄回来,说是给我的,一块是飞机灰,一块是有小格子的纯毛布料,我穿上这布料做的衣服后,被老师严厉批评是“小资情调”。
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2006年元旦,我外孙女参加学校新年晚会,为模特表演,一下子买了三条裙子,花了800多元。吃就更不用说了,肚子都填不饱,还谈什么吃情调?而今上麦当劳、肯德基是百分之百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经无限上纲之后,还可能往黑“资本家”靠拢。
1963年,我二哥因病从军委雷达学校转业回家,二哥曾经在前苏联军事专家的手下工作,专业之外,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情趣受到俄罗斯文化很深的影响。比如,他喜欢喝牛奶和吃面包,喜欢欣赏古典音乐和古典名画。
别以为牛奶和面包是平常的食物,在填不饱肚子的年代,那可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啊!那个年代的人们是这样描述共产主义的:牛奶加面包,土豆烧牛肉。按理,共产主义是我们最崇高的政治理想,而享受“牛奶加面包”、“土豆烧牛肉”又何罪之有?但政治的无理就在这里,一方面高调宣传要“解放全人类”,要“向共产主义迈进”,另一方面却极力反对建立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这种野蛮的政治扭曲,直到邓小平伟人发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宣言,才终结寿命。
我二哥回家后,给了我相当好的文化熏陶了。每天要看《文汇报》《新民晚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要听广播里的“配乐散文”、“配乐诗歌”、“配乐小说”,要看一些名画书籍,要读《中华活页文选》,要听一些苏联的古典音乐……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民晚报》的都市文化感染过我,配乐朗诵的诗情画意浸染过我,《光明日报》的学者文化塑造过我。
“小资产阶级情调”是政治操弄的产物,而今从另一个方面看,当时那些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一般指女孩子),大多数家庭比较富裕,文化背景层次比较高,而批判“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大多数家庭比较贫穷或不富裕,文化背景层次比较低,他们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文化的冲突,只不过政治利用了文化。
当时有一部电影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个经典情节就是“红毛衣事件”,出身好(就是出生穷人之家)的婆婆与出身不好(就是出生富人之家)媳妇之间展开激烈的戏剧冲突。
从心理角度分析,其实反“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仇富仇雅心理作祟。当年有些爱反对“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学生,其实因不得之而恨之。如有的“无产阶级男孩”向“资产阶级女孩”求爱不得,就操弄政治语言,大批“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是个人利用政治的表现。
中国的政治就这样,在很长的历史阶段,政治与文化总是纠缠不清,政治利用了文化,而某些时候文化也利用了政治,如京剧样板人物。
1970天春天,在浮山农场,春暖花开,是恋爱的好季节。我摘了一枝桃花,边走边唱,在324国道,不幸遇见那位C老师,他满眼鄙夷的目光,严厉批评我:“小资产阶级情调!”老师言辞,铿锵有力,气势磅礴,俨然伟大的政治道德家。
其实这位老师出身也不好,他是地主的儿子,但长期生活在农村,情调一直高雅不起来,是个缺乏“小资产阶级情调”男人,但他所追求的却是整天在“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中生活的女学生。反讽是那个时代惯用的社会修辞。
农场里,有“小资产阶级情调”文化背景的人,还真不少,吴氏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啊,“66人”中的美美啊,之后军长的女儿啊,等等。
那个军长的女儿,小资产阶级气质不是军营培育出来的,而是典型俄罗斯文化熏陶的结果。军长的女儿知道我爱读书,对我说:“你那么爱读书,我家好书很多,以后我捎过来给你看。”
好家伙,军长女儿捎来的都是前苏联的书籍,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的年代,只有军长才有这种胆量,收藏那么多“修正主义的毒草”。
军长的女儿开始只是送给我一些编织、裁剪的书,慢慢地,小说过来了,散文过来了,甚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叫我挑灯读书,白天无精打采。
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和体验,在“小资产阶级情调”面前,表现得焦虑不安,一方面向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里的那件“红毛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跟着时代高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摒弃一切美好的事物,因为一切美好的都是腐朽的。
浮山农场特殊的文化环境,给予了我们情调上的补偿。我们经常去东头林场看电影,电影飘忽,人影晃动,树影摇曳,桉树林下迷蒙的电影光线,加上银屏恋爱画面的入侵,恋爱着的,没恋爱着的,依偎在桉树林下,憧憬甜蜜的爱情生活,蹉跎岁月里的美好时光。
有时,干脆一伙人连夜步行到漳州,看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去中山公园冰厅喝一杯冰牛奶,吃几个小笼包,很有情调的享受。
“64人”,家庭背景比较“黑”,因为“黑”,家庭比较富有,比较有文化,所以“黑子女”情调基因很活跃,跟善于制造浪漫的一些“64人“在一起,久而久之也“小资情调”起来了。
“小资产阶级情调”需要高雅文化的浸染,出国留学几年,或者定居下来,回来之后,气质、情调急转弯了,都那么有情调。当下就是这样嘲弄历史的,某大城市提出了“绅士教育”文化的新概念,并且加以实验,虽然有争议,但他们在改造国人,塑造国人的道路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毋庸置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全球独一无二,我们的国粹,我们引以自豪。但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并非背叛的扭曲,硬币的双面是同时存在的。
2008-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