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数学李老师
一九六三年,我们全家从陕西三线回到北京。正在上初中一年级的我怯生生地来到新的学校里。当时的班主任就是教数学的李老师。他威严地打量我一番,然后推着我的肩膀把我带到教室。
李老师向大家宣布:“这是新来的石希生同学!”
于是我在大家目光的注视下浑身不自然地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在农村地区呆过几年,学业自然不比一直在京城读书的同学们,所以一直到后来我从东北回京在国企里考入电大,我的原则都是六十分万岁,别叫我妈捶我就行。可是慢慢地,我对艰涩难啃的几何和代数能听懂了,甚至开始有些兴趣了。这当然归功于李老师,他那洪亮的声音,滔滔不绝的讲演,把我引到了自然科学的门口。我只能说是曾经到了“门口”,因为后来换了别的数学老师,我的数学成绩就又变得很差。最叫我记忆至今的是李老师在几何课上画圆的绝技,他根本不用什么圆规,随手在黑板上那么一划,一个圆就画成了,比用圆规画的差不到哪儿去。而我至今五十多岁了,还是画不出他那样的圆。
不过我对李老师有些敬而远之,因为他平常比较严厉,在我的眼中他有些不怒自威的风范。虽然也有些同学并不怕他,敢与他顶嘴,而且凡是与他顶嘴的事最后都不了了之,可我还是认为别招惹他为好。尤其是他当时还梳着一副油亮油亮的大背头,所以我在他面前,总是那么怯生生的。而有些女生则在背地里管他那大背头叫“流氓头”。
李老师业余时间内爱打打乒乓球,而且打得不错,我和他对局从来就没有胜过。而且每次打完球他又严厉地教训我。说打球就和做人一样,要认真之类,让我烦不胜烦。
到了初中二年级,我们的班主任换成了一位与我同姓的教语文的女老师,她是一位参加过革命斗争的女干部,所以她的管理方式又与李老师不同,虽然她是女人,但慢慢地,同她顶嘴的同学几乎没有了,大家都同她很接近,尤其是我的语文课有了很大进步。经过比较,李老师的光辉当然被掩在了她的背后。可是我们的几何课仍然由李老师来教,他仍然是那么威严,仍然在课堂上用洪亮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讲演。
当我们初中毕业考试结束之际,中国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批判“海瑞罢官”,后来又批判“三家村”,最后明确地把矛头指向了党内。原来许多被人敬仰的大人物现在都成为混入革命队伍的阴险的大坏蛋。说这场革命是“文化革命”其实很可笑,因为这场革命的特点就是用怀疑一切的态度来“横扫”所有传统的中国文化。
有人贴出大字报,揭发李老师是个阴险的特务。因为在他的档案里清清楚楚地记载着解放初期他主动向组织上坦白过:他在大学期间参加过三青团,并被要求记录同学们的言行,定期向国民党当局汇报。北京解放时,他基于对新政权的恐惧,就主动向组织交待了这事。贴大字报的是一位根红苗正的青年教师。
我看了大字报倒觉得他没有什么,既然档案里写的清楚,他比那些混入革命队伍而没向任何人交待过的家伙总要强吧?不过那只是我个人的想法,李老师当时可是威风扫地,严厉不起来了。他经常被人拳打脚踢。而且罚他去打扫卫生。我虽然没有动手打过他,但从此也对他大不敬起来。
我报名上黑龙江支边以后,艰苦的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匮乏使我对当初在学校里的行为总归有一些悔悟。那一年我回家探亲时来到学校,一进校门我就看见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在打扫卫生,那是李老师。
我叫他一声:“李老师!”
他抬起头来,那脸色比当年苍老了许多。“你是石希生吧?”他怯怯地问我,就像当年我面对他一样。
一个梳着大背头的威严的人,如今成了一个胆怯的小老头。
我说:“当年我们不懂事,有对不起您的地方您别见怪!”
他听了两眼一亮,但还是小心地先向四周张望了一下,才说:“什么呀,你们那时候好多啦,现在更厉害!工宣队进驻学校的时候,一听说我有‘历史问题’,一脚就踹在我的胸口上,当时我就昏过去了!我算什么特务呀,而且还是主动交代出来的。那些什么也不说的人多好,唉!”
突然他不说话了,赶紧低下头拼命地扫起来。我一转头,发现一位工宣队员正向我们这边张望,后来李老师小声地告诉我,那位就是踹他的人。
我低声说:“李老师您多保重!”
他也低声说:“你快走吧。”
于是我转身向外走,那位工宣队员大概看我也不像是来接头的什么特务之类。只是问我一声:“你是哪儿的?”
我说:“我是从这学校毕业下乡的。”
他什么也不再说了,我则赶紧离开了学校。
又过了两年我又回京探亲,同学告诉我说,李老师死了。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就算李老师比我大二十几岁,他死的时候也不过五十来岁。
他充其量不过是打过小报告,又没有什么血债,解放后又是主动交代的,为什么反而一有运动就挨整,那些咬紧牙关什么也不交代的人却都没事,这组织部门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