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燕京大学孤岛时期的司徒雷登

提起司徒雷登其人，不由使人想起毛泽东选集中《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以后，仍然留在南京，以图寻机与中共建立某种联系，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只得灰心地回到美国。在美国他又因“竟企图与中共联系”而遭各方的冷遇，终于在一片凄凉中离世。

但是作为一代名校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在日军占领华北之后，为给沦陷区的学生“免受奴化教育提供一片绿洲”，毅然决定将燕京大学留在沦陷的北平，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

1935年，日军企图侵占华北的阴谋日益暴露，北平各高校纷纷开始准备南迁，其中清华大学利用自有资金开始在湖南长沙郊外觅地建立分校。燕大也面临去留的抉择。而此时司徒雷登到美国为燕大筹款时，与纽约托事部协商，一致通过“不南迁之决定”。“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的当天，司徒雷登命人在校内升起美国国旗，并向日本占领军宣称燕大是美国的资产，坚决反对日军进入校园搜捕进步学生。后来虽然迫于压力不得不在校内取消公开的反日活动，要求学生会停止活动，但在暗中却对燕大师生的抗日爱国活动予以保护和支持。

南京沦陷后，北平伪“新民会”来校通知要求学校举行庆祝活动，或参加“新民会”组织的活动，却被司徒雷登拒绝。当新民会人员再次来校哀求“不忍日人毁掉著名学府”，要校方派一二人象征性地参加日军占领南京的庆祝活动，司徒雷登却公然致函日本大使道：“燕京大学是非政治性的机构，校方无权强制学生参加此类政治游行！”

到了第二年9月，司徒雷登召开了有全体校院长参加的会议，宣布“双十节放假一天”，虽然那一天学校没有举行任何活动，但他在日军占领的大气候下公然宣布在中国国民政府颁布的法定假日放假，本身就是对日本占领军和伪政权的蔑视。

日军及特务机关为了监控燕大，提出燕大应允许日本学生入校学习的要求，司徒雷登虽然不得不同意，但又提出日本学生应与中国学生一视同仁，若要入校学习就要报名考试，结果日本学生居然一个也没被录取。日方大为光火，气势汹汹地上门质疑，做了充分准备的司徒雷登却命人拿出试卷给对方看，试卷显示日本学生不是学历不够就是英语或智力测验不过关。令日本人无言以对。

虽然司徒雷登和全体教职人员坚持在沦陷区办学，但许多学生不愿在日伪统治下生活，纷纷逃离燕大。司徒雷登对此不仅深表理解，还尽量提供方便。学校成立了对外以“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名义的组织，除了帮助生活困难的学生之外，还想方设法帮助那些参与抗日活动的学生秘密转移到抗日根据地或是大后方去。1940年，有几位学生从北平潜逃至上海，正巧司徒雷登此时在上海开会，他立即在下榻的饭店召见了这些学生，因为这些学生逃离燕大时没有通知司徒雷登，此时见面他们深感不安。不料司徒雷登见面后第一句话就说：“我对你们离校出走非常同情，非常鼓励！”而且他还鼓励同学们在国难之时应当贡献自己，参与这场伟大的爱国救亡运动。

1939年秋，司徒雷登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说：“今日的中国人虽然很不幸，可我个人却很希望我是个中国人！因为在今日，没有哪一国人能比中国人更能实现最高的理想，更没有哪一国能比在中国更能做出伟大的事业来！”1941年，他在新生入学典礼上做了《确信民治主义》的演说，他认为，目前的战争已经不是国家间的战争，而是两种主义、两种人生哲学的战争，即独裁与民治间的战争。他向学生们表示：独裁主义者一定失败，侵略者决不会胜利！世界应有一种联合组织以维护国际秩序，而中国将居于领导地位，这并不是因为中国领土广大，而是因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同主义等哲学思想是中国古已有之，历代传承下来的。

1941年12月，一直坚持不与日伪合作的燕京大学被日军强行关闭，司徒雷登也遭日军逮捕。在关押期间他遭受多次审问，但他拒绝向日军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并且直言不讳地对日本审讯者说，他同情那些无家可归的中国学生，有义务帮助他们。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司徒雷登被日本军队关押了3年又8个月。在此期间他还拒绝了日本军队愿意对燕大提供资助的“善意”，拒绝任何形式的“合作”。

日本投降后，南京国民政府特为司徒雷登颁发褒奖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