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得过于天真了!虽然躲过了“肃反”运动,说躲过,不如说是他吴氏父子两代教书育人,家风清名远播所致。尽管如此,每每开会,他还是被批评的对象、斗争的对象。晚上学习会,临结束时,副校长蔡玉阶说:“现在,请龚校长作指示,大家欢迎!”
一阵掌声过后,龚校长清了清喉咙,正色道:“同志们,总的来说,大家学习上级方针政策的热情是高涨的,澎湃的!是大好形势!但是,有些人学习态度极差!好逸恶劳,什么眼睛不好啊?是心术不好,不愿意真正跟共产党走!什么督学啊?我看他教的书也稀松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别影响了下一代!让他去教一、三年级复式吧。”龚校长转脸对蔡玉阶说:“蔡副校长,你明天找吴保勋谈话!”
蔡玉阶虽一百个不愿意,如此形势下,也只好答应了。
次日,蔡副校长面对昔目的恩师吴保勋,小声道:“先生,这是党支部研究决定的,我也无能为力啊!”
“我知道了,你不要为我过份为难。你的心意我领了。”
吴家舅舅好不容易挨过“反右”运动,“三年灾害”①接踵而至,一九六零年精简下放,吴家舅舅又是第一个被下放回家。他教了几十年的书,被迫离开了他心爱的讲台。蔡玉阶悄悄地告诉他:“吴恩玉现在做了县教委书记,先生你去找找他,也许有转机。不然,我写个信给他,你自己去找他?”
“哦!吴恩玉现在做书记了。呵呵!唉,不了!他也有难处吧,形势如此啊!费你心了,玉阶,我走啦。”年过半百、新旧学皆通的老教师吴保勋被下放到饿殍遍野的农村务农了。
一九八零年春,原“徐荣盛”丹记粮行大老板因病辞世,好像并没有去多年不来往的吴家牌坊报丧。吴家舅舅那头是一周后不知何处得到的消息,他们特意作人来打听,是烧“五七”还是烧“六七”?哪一天烧?打听得清清楚楚了,打听的人也就回去了。
“六七”这天一大早,吴家舅舅那头两个人就到了。地道的农民衣着,古铜肤色,十分壮实。口称为辞世的大姑父“换饭”的。哦!是吴家舅舅的儿子,论辈份是我的表叔了。他们兄弟两人按古礼办的“六只眼”,一只十六斤重的大猪头,一条近十斤重的大鲤鱼,一只硕大无朋的大公鸡,一样两只眼睛,故名“六只眼”,也叫“小三牲”。“大三牲”是猪、牛、羊,整猪整牛整羊,这大三牲仅只听老人们说过,早已没有人见过这么大的祭礼了。
递上烟,沏上茶,坐下寒喧后,不免问及吴家舅舅,他们说:“唉,我家老子下放回家的第二年春上,就饿死了。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两党之争,给百姓带来了若干灾难!我肚子太饿了……’,等半碗老山芋藤烧的汤来,他已经走啦!庄上人家成份好的,人家敢去偷敢去拿,我们这种家庭的人不可能去偷,也不敢去偷啊!”
“是的,是的,家风不一样。”
“就这个情况呐!呵呵!现在,饭不愁吃了,还是老邓好啊!可惜,我们的儿女没有一个上到过小学毕业的。如今,我家孙子不错,年年三好生呢!要让他上,尽他上。呵呵!”
新旧学皆通的吴家舅舅的儿子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憨厚的农民,不单外貌、衣着象,说话谈吐也是一样的。我甚至无端的怀疑他们是满腹经纶的吴三先生的嫡孙吗?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2006.10.28
①1962年2月,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就此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王炳南同意,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与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方的沟通中,王炳南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估算为一千六百万到两千七百万之间,光是1960年一年有超过一千万人死于饥荒。
美国人口学家Judith Banister将死亡人数估计为三千万,这为西方媒体所惯用。
吴象,前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前国家领导人万里的老部下。
以下内容为吴象在电视中的采访内容:
后来邓小平不是有句话,叫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是有功的。
解说:在吴象的记忆里,包产到户的责任田虽然一直带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帽子”,却从未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即使是在“摆擂台,放卫星,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的“大跃进”时代,因为在老百姓心里,它是救命而短命的责任田。
从前安徽的省委书记,叫曾希圣,这个人是新四军的非常有魄力,非常能干,非常崇拜毛主席,非常积极,大跃进当中这个安徽的许多做法左得很厉害。
安徽饿死人是全国几个最突出的省份之一,三百万,四百万,五百万,一个省就死了这么多人。
所以曾希圣后来就感觉到他了解群众,他觉得这个不对头,要改革。
但是,他向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口头上曾经表示赞成,不是赞成,就说好,哎,你试一试,如果增产10亿斤粮食,那就立大功嘛,如果减产,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检讨就是了,这不是好像同意了,他这个先已经试验了一些地方,不敢放开,他见到毛主席说的这个话,一个电话回去放开了。
曾希圣到庐山,他本来准备的材料就是要取消食堂,就是那个张凯凡弄的,后来彭德怀的信一出来以后,一看风向不对了,不是反左,庐山会议一开始是接受教训,来反左的,哎,最后呢这个曾希圣这时候也就把张凯凡的材料交出来,张凯凡被打成最大,安徽最大的右倾了,毛主席还说了这些话,这个张凯凡,看见他挺老实的,挺朴素的,也没有留头发,结果他是个右倾。就派了李葆华,李大钊的儿子,来改组这个县委,所以呢从省委,地委,县委这个各级呀,一直到公社党委,各级的主要负责人很多的领导干部,责任田搞得比较积极的,都戴上了帽子,成了右倾机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