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严涛先生
我本不认识严涛先生，他那时当然也不认识我。
随着中苏两国的边境上日益缓和，战备时期后撤的人家又都搬回来了，边境上巡逻执勤本来有边防军呢，我们建设兵团武装值班分队的人也就不用跟着瞎搅和，干脆把弹药枪支统统收进库房，一心一意搞生产了。
这时连队学校缺人，连里就让我到连队学校充任小学教师。
在那种边远的农村地区，小学教师虽然不必是什么师范毕业（因为真正师范毕业的人至今也没有什么人愿意去！），但是农场文教办对于师资素质的培训抓得挺严。可不是嘛，别人整天下大地修理地球，你每周歇礼拜天不说，还想歇寒暑假吗？不可能。所以每逢寒暑假，农场文教办就把全农场各个生产队的小学教师们集中在场部学习，并且交流先进经验。
那一次暑假期间文教系统学习班的人都集中在场部礼堂，听四连小学的一位严老师介绍他土法上马自制教具的经验。巧的是四连与我们三连相邻不远，那天严老师讲话时我又坐得比较靠前，他的模样甚至他腮帮子上的胡须我都能看得很清楚。
那次严老师讲的是他如何拼装吊车模型的经验，我听得津津有味。我对严老师的印象深刻不仅因为他介绍的经验，还因为后来我回到连队小学里也动手做了些教具，并因此让连队和学校领导对我印象不坏，虽然我始终没做成那个吊车，但是其它比较好做的教具我还做了一些。后来学校的原负责人入党以后另有任用，连长就指定我暂时代理负责小学校的工作。
我得了严老师的济，我能不对他印象深刻吗？我成为手下有六名小学教师的独挡一面的“大干部”。
从此我就知道离我们不远的生产队里有一位严老师。我记不清是哪一个假期了，有几次在培训班中我们连与四连的同行们在一个组里讨论，所以我们不但彼此认识了，我甚至还认识了后来成为严老师夫人的那位女老师。
我对严老师的印象不仅仅是他的自己动手制做教具，我还听说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拉手风琴，达到能上台演奏的水平，至于是否还因此得到了他未来的夫人、当时与他同校执教的女老师的芳心，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能说我很惭愧，因为我至今还想起那些琴键就莫名其妙呢。
严老师还干过一件震惊四邻的壮举。
随着知青返城风潮的兴起，许多人纷纷找门路找理由想尽办法取得返城手续以便回城。
办这件事的头一条，就是不能说实话。
比如你说：“我想我妈了，要回家。”或是：“我父母需要照顾，我得回家！”这样的话是不能成为理由的。因为比较起那些“帝修反不消灭就不歇探亲假”的豪言壮语，人家连探亲假都不歇，你还有什么不能克服的？至于爱情、亲情等有人情味的东西，那时候可是被批得见不了人的！所以你没病也得想办法开出诊断书来，好像你即将不久于人世；家里没困难也得找出令人心酸的理由，好像你的家庭全指着你去拯救。同时你还得悄悄进行，再给关键人物适当地上上供什么的。而且你的前提还必须是：“我本来是想扎根边疆的，实在是家里有实际困难！”反正现在看来最正当的理由，在那时候最不成为理由。
可严老师对那些偷鸡摸狗曲线救国的方式不屑一顾，直接去找那位以极“左”而闻名连指导员，当面申诉了他要回家的理由。不用问，那位“左”派指导员也直截了当地回绝了他。
正当理由行不通，严老师就采用了小说《红岩》中的手段：绝食抗议！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首先对自己的身体不利；其次连党支部会认为你在施加压力而偏不同意你的申请；另外如果因此影响了那些曲线救国人士的大计，他们会对你恨之入骨。
不过几天绝食下来，支部终于同意了他的申请。双方都是直截了当，谁也不掖着不藏着，最终人情味占了上风。
回到北京以后，这位老兄在很短的时期内经过刻苦学习又取得了驻国外的身份。这大概比学手风琴难得多，起码外语得过硬，还有其它考核你也得过关才行。纵然有什么大人物或是内部人物帮你，那些中国字还读不下来的人要想取得驻外身份是不可能的。严涛老兄偏偏就得到了这个身份。反正像我这样读过两册《许国璋英语》的人不行，虽然我也考下了经济师的职称。
1992年，国务院下发了33号文件，鼓励国内的外贸企业走出国门，积极开拓国外市场。当时国内许多外贸部门掀起了“独联体”热。当时严涛正在XXX国。
严涛等驻外人员要帮助国内一些团组安排访问项目和日程，提供资料、介绍情况、联系吃住行、有时还要充当翻译，陪同参观访问、机场接送等。当有来访的级别较高的政府外经贸方面的代表团时，他们还要与该国有关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安排双方官员的会见、会谈，整理资料，给国内写情况汇报等等。
经贸团组的领队都是国内外经贸企业的老总、副老总，就是团组里的一般成员大都也是公司部门经理一级，他们的名片上同样印着xxx总公司xxx部总经理的职衔。
有一天，经商参处除参赞以外的4位弟兄难得有机会凑在一起发牢骚，他们“正式” 通过“决议”，从那天那一时刻开始，他们4个人一律互相称“总”，即∶“严总”、“郑总”（女士）、“王总”和“凌总”。并且还商定，除正式外交场合外，无论当着谁的面，大家都必须以此相称，不得改变。
经过一段坚持不懈的努力，这4位“老总” 的名气越来越大，居然得到了大使馆上上下下的一致认可。不管是大使也好、参赞也好、还是其他同志也好，见了他们也都“严总、郑总、王总、凌总” 的叫着，这成了他们4个人的外号了。甚至在基辅市的华人圈子里，4位“老总” 的名字也被叫响了，只要一提起大使馆经商参处的4位“总”，几乎没人不知、无人不晓。
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把这个玩笑开到外籍雇员当中去。经商参处雇用的XXX籍司机叫尤拉，忘了是谁带的头，他们开始称尤拉为“尤总”，他对这些中国人互相之间都称“x总” ，现在又称他为“尤总”，感觉很新鲜，就问他们“总” 是什么意思？还是“凌总”告诉他，在汉语中把“总” 用在人的称呼上就是一种尊称，只有身负要职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总” ，比如总理、总经理、总司令等等。尤拉听了很高兴，不过他纠正说，尤拉是我的名字，按照XXX国的习惯应叫我“尤拉总”，而不该叫我“尤总”！尤拉的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凌总” 进一步解释，既然“总”是中国的语言，就应按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尤拉总” 的叫法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叫起来很别扭，还是叫“尤总”吧。尤拉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有点遗憾地勉强同意了，从此“尤总” 的称呼也在使馆里叫响了。
再后来，经商参处从宾馆里搬了出来，另租办公室和住房，因此结束了新建馆时期在宾馆吃住，伙食费实报实销的阶段，进入了伙食自理的时期，这就意味着每天3顿饭要自己做。 还是“郑总”首先提出建议，他们4位“总”组成伙食团，每天的中饭由1人负责∶他要提供从采购、烹制、再带到办公室的“一条龙服务” ，大家要依次轮流担任，他们管这个叫轮流“值班”。标准是二菜一汤（一荤一素），汤可以在办公室里现做，轮到谁时，他（她）要做什么，由他（她）自便。
接着，又有一位“老总”提出了新建议，那就是每周六在家里聚餐一次，同样是大家轮流“值班”，轮到谁，就到谁家去，“值班”的要为大家准备一桌子酒菜，他们管这个叫“吃大户” 。每到周六，除了“值班”的人以外，都可以睡个懒觉，中午凑合一顿，下午就集中到“值班” 人的家里，“疯侃”一通，晚饭时“猛撮”一顿。整个过程充满欢声笑语，倒也其乐融融。可是这一天，“值班”人也够辛苦的，要忙一整天呀，可是谁也没有怨言，因为这个活动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增进了同志之间的友谊，使大家的生活更充实了。
后来，那位参赞调回国内，新参赞是位有20多年国外工作经验的老资格女外交官，在俄语界有些名气，她的丈夫时任驻XXX国大使。新参赞是个“性情中人”，一到任就溶入到几位“老总”的“伙食团”里，同他们一样轮流“值班”，并且接受了他们创造的这种具有特色的“文化现象” 。她不但按照大家的规矩，一口一个“x总” 的叫着，有时也参加他们的“疯侃” 。真是有趣极了！
1993年，严先生在驻东欧xxx国大使馆任一等秘书时，大使非常严肃地向他及其他同志交待了一项任务∶代表中国使馆去调查中国劳工被警察殴打事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1991年，该国一个大型钢铁企业极缺高级机修人员（四级工以上的车、钳、铣、刨等技术工人），为解决这个问题，该国政府与我国协商，由我国xx省派出100名工人，问题就出在这里。1992年，该国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工厂严重开工不足，大批工人失业，市场物资短缺，这个钢铁厂当然也不能幸免, 但经双方谈判，该国厂方同意我方大部分工人暂回国休假，待形势好转时再回来，双方都不算违约，本以为事情结局还算顺利，没想到工人们回国时出了问题。
要知道，这些工人有这次出国机会多么不容易，因此，他们大多都省吃俭用，存了一些当地货币，可这些货币带回国内一分不值，所以回国前，他们要用这货币去购买商品带回国。这100多人集中采购在当地（那是个小城市）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抢购风”，同时也使一些当地人害了“红眼病，当第一批回国工人（二十多人）在火车站候车时，（计划乘火车到该国首都，再转乘飞机回国）“麻烦”终于“爆发了”。
的确，他们的行李太多了，二十多个人共一百多件行李在站台上堆得像小山一样，起初，只是有些人围观并议论纷纷，后来，人越来越多，终于爆发了哄抢！我们的工人当然不会无动于衷，于是发生了混战，警察闻讯赶到后，不但不制止哄抢，反而加入了抢劫行动，并动用了警棍、手铐来对付手无寸铁并正被抢劫的中国工人！结果，这些工人没能按计划乘上火车，东西也损失惨重，无奈，只好又返回工厂驻地，他们的领队千里沼沼赶到使馆汇报了这个情况。这就是“事件”的基本过程。
当严涛和领事部的同志接受任务后的第二天，便乘飞机赶到了出事的那个小城市。
在他们出发之前，大使交待了两条原则∶一是要代表使馆好好慰问工人同志们；二是要把事情的经过调查清楚，但对外不要轻易表态。那天下午四点多钟，经过近两个小时的飞行，他们终于到达了那座钢城。当找到了工人们居住的公寓后，已近下午六点，“使馆派人来了”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大家奔走相告。他们的领队坚持要请使馆来的同志吃饭，为他们接风,盛情实在难却。当时，厂方拖欠生活费，工人们的生活比较困难，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严涛他们偷偷跑到街上买了酒和肉。“接风宴”摆在他们领队的宿舍里，饭桌上只有四个人（领队、副领队及严涛等二人），可屋子里及走廊里站满了工人们，气氛非常热烈，其情其景令严涛终生难忘！
他心里很清楚，他们算老几？还不是因为他们代表祖国！他深感自己的责任。
连夜，他们找有关工人进行了座谈，详细了解了事情的经过，做了认真笔录。
第二天下午，他们来到警察局了解情况，没想到那位局长爱搭不理，极其傲慢地说∶“在我们的领土上，按照我们的法律办事，其他人无权干涉！”。
听了他的话，一股火气直冲脑门，严涛“啪！”的一声，拍案而起，把那家伙吓了一跳，领事部的同志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才冷静下来，重新坐下，但仍十分强硬地说∶“我们是中国使馆的外交代表，至于事情的谁是谁非我们可以暂不做结论，但你必须配合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否则，由此所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
严涛心里愤愤不平地想：“岂有此理！持有普通因公护照的中国公民在这里遇到麻烦，难道做为外交机构的中国使馆连问问都不行？”
严涛先生维护祖国同胞利益的凛然大义让那位局长清醒了不少，他盯着严涛，猜不透这位表面上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外交官先生为什么会这么强硬？
不过后面的事就顺利多了。
要让东欧国家的警察依法办事可不大容易，严涛就曾在XXX市遇见过一位警官，他不顾严涛的外交人员身份，非要他打开箱子检查，经过严涛再三强烈的抗议，那位警官才问一位路过的女士：是否外交人员不能随意检查？那位女士想了想，说：“似乎是这样！”那警官才放严涛走了，但他放走严涛之后仍然愤愤不平：“居然还有警察管不了的人？”
回到使馆后，严涛写了调查报告报回国内有关单位，并与该国外交部进行了交涉，事情最终得到了比较圆满的解决∶该国官方公开道歉，对被抢工人进行了部分赔偿（有不少工人根本就说不清到底被抢走多少东西，是被围观群众抢的，还是被警察抢的，让他们指认，也稀里胡涂）。
经双方平等协商，同意中止合同，于是不久以后，工人们全部安全回国。
严涛先生先在黑龙江支援边疆建设多年，后来又在国外工作多年，深感对家庭歉疚太多，于是他“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桔千头”，他回国以后主动去所在单位办理了内部退养手续，回到家人身边共享天伦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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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1/7/5 18:31: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