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女儿的微笑
我是在黑龙江省国营农场与我爱人相识并结婚的,婚后第二年我们的女儿就在北京降生了。出生以后她由姥姥带。这个孩子在我家和我爱人家的第三代中都是老大,所以姥姥、姥爷、爷爷、姨、舅舅什么的经常一起围着她,心疼得不行。
她爷爷经常守在她的旁边,让她:“叫爷爷!”
我们在边上笑着对她爷爷说:“她那么小,怎么会叫?”——她才不到五个月呀。
但是有一天她竟真的口齿很清昕地叫了一声:“爷爷!”弄得我们目瞪口呆。爷爷高兴地在他的工作单位里吹嘘了整整一天,见人就说:“我孙女喊我爷爷啦!”
同事们说:“你好福气,这么大的孩子就会喊爷爷。”
爷爷听了洋洋得意,见到下一位同事又说:“我孙女会叫我爷爷啦……!”
真给他争气。
到了五个多月的时候我们夫妇就把她带回了东北。那时候她的大眼睛长睫毛,像个洋娃娃一般,惹得当地村民们都来看她。
到了八个月左右的时候,她会扶着墙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了,于是她就总是追着我,我走到哪里她就扶着墙跟到哪里,然后望着我笑,一会也不消停。如果不是生病不舒服,她从来不哭,每天早上一睁眼睛就笑。我和她妈妈教她用手指着自己的不同部位叫“鼻子、眼睛、嘴”,她学会以后就整天不停地指着自己的脸喊:“这是鼻子……这是眼睛,这是嘴!”
我们在农场工作了一天很累,晚上总想哄她早点睡,但她意犹未尽,在炕上爬来爬去,最后爬到窗台上坐着,不停地喊:“这是鼻子……这是眼睛,这是嘴!”我们怎么哄她也不下来。慢慢地,哄孩子的我们反而先睡着了。
半夜里我醒来,发现她竟倚着窗上厚厚的冰凌睡着了,吓得我赶紧把她抱下来,那北窗上的冰凌足有十几公分厚呢!后来因为她经常倚着窗上冰凌睡觉,她得了一次很厉害的支气管哮喘症,从此才不闹了。
一九七九年,在各地农村的大批知青返城。
我们返回北京以后,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什么工作、住房、幼儿园、液化气瓶等等,哪一样也得到处求人。当时我和我爱人每月的工资都是三十一元左右,两个人六十二元。在北京这个大都市,六十来块钱当时只能维持温饱。但是我每天都坚持给女儿买一瓶“北冰洋”牌汽水,尤其每到了月底,我经常下班以后就不吃晚饭,以挤出钱来给她买这瓶汽水。
有一段时期,女儿在我厂里的幼儿园入托。厂区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棵十几米高的大梧桐树,厂里的那些壮小伙子们在树杈上立着绑了一根十米多高的镀锌铁管,每天一有闲瑕时间,他们就爬上爬下地练手劲。
可是有一天有人喊:“那是谁家的孩子?上树啦!”
我闻讯赶来,果然是我这宝贝女儿顺着那根铁管爬上了树,她那小红裙子被铁管蹭得褪下来多半,竟连屁股都露了出来!
不用问,幼儿园的老师气呼呼地赶来把“逃出来”的她带回去,回去以后肯定没跟她客气。
这小东西上学了,成绩当然一直不坏,总在年级前三名之列。老师看她是个可造之材,就让她放学以后担任路队长——就是把家住在附近的孩子们组织在一起列队回家,免得乱跑散了不安全。可是这位队长在半路上爬到公交车的站牌子顶上去了,第二天老师只好另觅一位路队长。
不过从她二年级加入少先队以后,一直到六年级,她都是少先队的中队长。
凡是女孩子,没有不爱唱歌的,我女儿也不例外,她刚上小学二年级就被北京市西城区少年宫选中进入合唱团担任领唱。没多久她又考入中国少年活动中心合唱团。从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她年年都在市、区举办的歌咏比赛中获奖,我们夫妇把她的获奖证书像军人的军功章那样保存起来。于是西城区少年宫合唱团的老师——那位前清的皇族后裔,经常屈尊跟到中国少年活动中心来找她,希望她能回心转意,回到西城区合唱团。但是她哪里懂得老师的贵族身份和她为区里争光的一片苦心,只知道中国少年活动中心的条件比区少年宫好。这一唱就被活动中心选中,把她列入出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名单中,她唱到了新加坡。演出回来以后,她升入了一所区重点中学。
她在大学读的是当时开办不久的房地产系,那时候满北京的房地产公司的员工中,还没有几位是房地产系科班出身的呢。
如今她大学毕业好几年了,在一家房地产公司里,从售楼小姐做起,后来搞策划工作,成为一名白领。业余时间她还不甘寂寞,与当年合唱团的朋友组成了一个“世纪婴儿”和声组,每当北京有演唱会活动,她们就去为那些走红歌星伴声。
女儿长这么大,虽然有些任性,有些淘气,但她总是那么兴高采烈,对未来充满了向往。
只要她高兴,我们夫妇什么愁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