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 活 一 口 气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电影《红高粱》之所要着力表达这种生命状态，是因为张艺谋“深感中国人都活得太累”。
对此，时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的陈昊苏很欣赏一位老作家的判断：《红高粱》好就好在没有一点点“孔夫子气”。
陈昊苏认为，我们的民族受传统的儒学（以后发展成为理学）的影响，在精神状态上趋于保守，那些因循、苟且、推诿、游移、矫情、附和，还有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等等陋习，阻碍社会的进步，腐蚀民族的生机。人们对于热烈奔放的爱往往觉得不习惯，而中庸之道却到处都有市场。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论，实际上反其道而行之的也不少。
张艺谋出身于军人世家，父亲和两个伯父都是黃埔军校毕业生，大伯父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二伯父率部投奔延安未成遭国民党特务杀害，但这个死人解放后长时期内却背着个“潜伏”的罪名儿；父亲解放时才27岁，没干过一件对不起人民的事，就因军衔够了“线”，便戴着“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因不服“历史反革命”的判决而上诉所招致）的双重头衔在新社会过了30余年。
张艺谋说：“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我实际上是被人从门缝儿里看着长大的。”他从小心理和性格就受压抑、扭曲；即便后来，家庭问题平反了，其个人的路也走得比较顺了，但仍旧活得很累。他说：“有时也想着放松一下，但舒展之态几十年久违，怕是一时半会儿找不回来。”因此，他由衷地欣赏和赞美那生活的舒展和辉煌，并渴望将这一感情在艺术中加以抒发。人都是这样，自己所缺少的，便满怀希望去攫取，并对之寄托着深深的眷恋。
那几年，张艺谋除了觉着自己活得不舒展之外，也深感中国人都活得太累。他非常欣赏莫言小说中的一段话：“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活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
张艺谋觉得，现今大家都在谈关于文化的各类学问，文学和电影也争相表现对历史和文化的反思。但总的来看，理性太强，人物形象干瘪，有激情和有生命力的作品不多。
他认为，一些人把各种事儿拼命从理论上往明白里整，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他们比谁认识都深刻；对于批判传统文化、确立自我人格，他们比谁都热衷。但他们学问做得越大，人变得越中性化，精神状态越萎缩。在出国风日盛的今天，他们也争相往国外走；又知道在国外无根搞不了艺术，于是就千方百计搞到一张绿卡，取得在国外长期居留权之后，再以“高等华人”的身份回来，拿中国的贫困、落后说事儿。
张艺谋觉得这种人挻没出息。他主张，做学问的目的，还是要使人越活越精神。你把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往脚下踩也罢，捧上天也罢，在批判继承中重新确立自我也罢，你的生命状态首先得热起来、活起来、旺盛起来，要敢恨敢爱，敢生敢死。不能一肚子文化，自己却活得越来越疲软。
陈昊苏、老作家、莫言和张艺谋，对“生命状态”的褒贬，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恐怕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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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2/4/23 12:42: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