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春话三农
“雨水”了，春天就要来了。老伴儿说，要在老家，这会儿就该收拾农具准备春耕了。老伴儿的老家在山西的革命老区武乡，那年——大约是1977年的秋天吧，我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和他一起回老家。从太原出发，坐火车到武乡，又坐汽车到蟠龙镇，说是还有十几里路没有车可坐了，我们只能步行。路蜿蜒在两座不高的山之间，伴着一条河，一路上只见山清水秀，有农夫挑着担子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夕阳的暮霭下，远远的梯田里隐约可见扛着农具收工的人。这让我想起自己插队的那个小山村。1968年底，我和8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位于山西临汾地区西山上的蒲县。我们15个学生被分配到山中公社军地村，那是个只有18户人家、百十来口人的小村。那里的地势与这里不同，是黄土高坡，光秃秃的，垣上没有水源，常年靠天吃饭。像这里的那条小河就只在沟地下流过，要想担一担水，得花上半前晌的功夫，而且沿路没有放担子休息的地方。但人们没有放弃这块祖辈留下的黄土地，在垣上挖了不少旱井，收罗雨水和雪水，供人畜饮用。只要是有水的地方一定种了树。县上给公社派了水保队，省里给大队派了种子站。人们热爱土地看重庄稼，我曾亲眼看到，1969年的春末夏初，一场冰雹打坏了秧苗，全村的男人们跪在地上仰天长叹，痛哭流涕。哭罢，咬咬牙，在队长的带领下，又抢种了小秋作物。
我正自想着，忽然前面有人打招呼，原来是接我们的人到了。村子掩映在小河边的绿荫中，大多数人家还是土窑，担水就在河里，不是用铁制的水桶，而是粘土烧制的水罐。婆婆家的门前就是那条河。顺着河水不远有一个池塘，清凌凌的水边，爬满了小蝌蚪。村子是顺山势建的，最高处是磨坊，全村人轮流到那里去磨面。在那里住的几天，我看到的是青壮男人们的辛勤耕作，妇女们主要是在家中侍弄菜地、饲养家禽、收拾家务，孩子们则在村中的学堂里读书。一如我们插队的那个小村，虽然还很贫穷，但是家家有地有庄稼，碰上风调雨顺，日子过得也还顺畅。
待到我1991年再去的时候，大嫂家已经在村口盖了五间新房，三个男孩子已经不在村子里，而是跑到长治、太原讨生活去了。听说，村子里已经很寥落，青壮年们大都出去打工，许多田地都已荒废，连小学校也没有了。我们插队的那个村子更惨，原来通公交车的“汽路”，因为不再通公共汽车而变成了晴天一层土雨天一层泥的土路，村子里除了承包了山林的几家，其他人家的孩子也都到临汾太原甚至北京去了，剩下的老人孩子还在从贫瘠的黄土地里刨食。
到了现在，虽然我许久没有回去过，但信息的畅通，亲人的来往，让我对村里的消息仍然知道的不少。老伴儿哥哥家的三个儿子都在城里结婚生子，弄到了城市户口。妹妹家的女儿到了深圳，儿子一家到了武乡县城，他们说，村里的学堂没有了，孩子们无法上学，千方百计也要在城里买下房子买下户口，要不然将来没法办。他们这一代，根本没在农村劳动过，他们对土地、对庄稼没有那么深的感情，城市的繁华与富足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他们既出来了就不会回去了。我插队的那个县，倚仗着地下的煤炭资源，早已是富得流油，我当年教过的学生，给我寄来了光盘，记录了县城如今的繁华。而我们那个小村，则几近消失了。那些有煤炭资源的村落，很多好地几年前就被征用了，今年春节前，每亩3万元的补偿款发下来，加上先前给的五千，合每亩地3.5万元。种地的壮劳力几乎没了，村里自然也是萧条得不行。不知那区区几万元钱能否使失地农民们依靠终生！县城里的官员们，不是靠挖煤致富，就是靠领取本该农民得到的退耕还林补贴而发财，甚至有了自己的山林庄园。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农村、农业和农民。三十年风云变幻，令人难以评说。梁鸿的《中国在粱庄》更是让人触目惊心。无休止的占地开发，无数的人失去土地，异想天开的合并教育，还有那些落不到实处的惠民政策，那些中饱私囊的贪腐官员...... 我不知道，这样的现状，将会发展成什么？新的党中央带来了许多新的气象，新的一号文件也已下发，我真希望能通过认真贯彻、能凭着家庭农场的兴起而有所变，真希望能有诚实可信的人来做农场主，真希望能吸引那些四处奔波的人来做新农民。
“雨水”节气依照大自然的规律，如约而至了，但愿她能带来一个美好的春天，让那田园锦绣、大地丰硕的景象重返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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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3/2/19 21:26: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