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在漳州宁波家和宝琴家
夏荷
今天,和菲菲一起去漳州,看老同学、老知青、老场友宁波和宝琴,带着那片老照片光盘,那张新组合的老照片,浮山农场“66人”知青26人,13男13女。
先到宁波家,几年不见,刘校长有点老了,但精神矍铄,言辞锋利,思想的活力不减当年。
“来,你的博客在哪里?”我把“睡莲露珠”的博客地址给刘老师收藏到他的电脑里,刘老师还是那么有意思,“我上网是会骂人的,看到那些说文革好的,我就骂,都是那些受益者嘛!”
“你骂不了的,我都锁住了。”同一个时代的过来的,有过相同的命理,我们对文革都只有一个字“不”,虽然今天回忆起来,切齿之恨没那么深重了,但伤痕时而会醒来发怒的。
讲到知青的问题,我说:“民革中央提案给生活困难的老知青一次性养老补助。”宁波是没享受养老退休金的老知青,由老公养着,还要伸手向老公要零花钱,她老公刘老师自然不是小气的人,但是想起来很没道理,很不公平,她青春被葬送了,知青工龄加上社办企业工龄,也有个20几年,她对社会的贡献哪里去了,她其实是那个时代纳税人,缴公粮的知青,她本应该得到社会的回报,现在连个养老的生活费都没有,真是世界独一无二。
然后,我和菲菲、宁波三姐妹结伴去宝琴家,同住漳州,宁波也是第一次去宝琴家的。宝琴家很宽敞,130几平方,三房一厅,结构很不错,外加顶楼那一片,一间大饭厅和厨房,一个大阳台。
看见宝琴家顶楼那片“农家小院”,我赶快拿出相机。宝琴将那个从老三线带回来的木浴缸当做菜园了,还有那些青花瓷花盆,都种上了青菜,还养了一对兔子和一木屋的鸡。她家不用担心什么苏丹红和三聚氰胺了,虽然禽流感隐患在,但是我们都上山下乡过了,我们还怕什么?自然联想到以前读过的课文《苛政猛于虎》。
我们在宝琴家的“农家小院”留了影,我在博文相片上这样题词——“让阳光抹去岁月留痕”。宝琴说:“幸好回来了,还有这个房子,要不就还在三明了。”宝琴是退休以后才从三明回来的。那年,宝琴和振发比翼双飞,招工到泰宁军工厂,在那里工作、恋爱、结婚、生子,振发还从那里去上了厦门大学,风光了一阵子。
宝琴退休了,从企业退休,每月900元多一点。我问宝琴:“振发还没退休,有工资吗?”宝琴说:“哪里有,都破产了,还要自己买社保呢。我们是军工厂的,不是兵工厂,兵工厂是生产武器的,我们是生产电子产品的。”没想到,将近40年的误判,今天才得到澄清,他们是1971年去泰宁的。振发现在是下岗的处级干部,没有工资,但凭一技之长在台资企业打工,月薪颇丰。
宝琴打开一个纸盒,里面全是我们当年的宝贝影子,而且保存得很好,岁月无痕的感觉。最让我高兴的,自然是我的老相片了,3张个人照,1张合影,让我乐得美滋滋的。
那张扎两条小辫子的,初三年下册照的,非常漂亮,没想到当年,我还真的是个美女,完全可以跟当今的童星媲美,特别那两条历史的辫子,一丝不苟,干净利落,太有意思了。
那张齐耳短发的,虽然会撩起我曾经被批判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痛楚,但一脸阳光,清纯而纯真,很是欣慰,60年下来,难得我初中三年的美好时光,1963-1966。
那张农场女知青的合影,在农场知青约定俗成的摄影景点照的,题词套用毛主席的诗词“她在丛中笑”,我们果真那样无知过,跟着老人傻笑了一回,不过看到我那张稚气未脱的面庞,那头很俏皮的短发,多少也有生命的抚慰。
那张文革臭美的老照片,是一种很滑稽的纪念,身着假军装,那表演的手势很僵硬,但那面容,姣好而清澈,很值得珍藏。
那年月,动不动就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连扎小辫子也是小资产阶级的行为,轻者被老师叫去批评,重者要在班会上就受批判。风头紧的时候,我们把长长的辫子剪短一点,实在扭不过去,才剪成短发;风头松的时候,我们就继续留长发,梳辫子。爱美的我,自然被批判过。
前些日子,从菲菲那边索回的那张,可以确认是初二年下册照的,刚刚留成的短辫子,还不能完全梳起来,凌乱的发丝清晰可见。现在这一张,可以确认是初三年上照的了,辫子干净利落,像使用过发胶一样,不过当年没发胶这玩意儿,能梳辫子已经是资产阶级情调得不得了的了。那时,社会上少数头发涂摩蜡的男人,是很被社会鄙视的,特别是女生,会觉得他们流里流气的,像流氓,按照当年的标准,现在99%是流氓阿飞,95%是反革命。
振发在顶楼和面,准备包饺子,我们四姐妹在下面聊昔日。很多细节可以忽略的,但很多细节还很有意思,很有价值。宁波的记性相当不错,她说:“那年我们返校闹革命,去找邱思恩(好像是县委书记),说我们还是学生,怎么就让我们上山下乡了?邱思恩答应了,把我们的户口迁回家,可是某人,他是班长,很‘毛’,说什么‘我们是回家闹革命的,还是回家迁户口的’,我们的户口就没迁回家了。”那个‘毛’,是我们石码本地话,大概是很革命的意思。
当年就这样荒唐,一个人一句话,就可以把你的户口迁到农村,同样那个人一句话,就可以把你的户口再迁回城镇。我笑了:“这就是命嘛,如果没某人,没他那句话,我们的户口回去了,最后还得去南靖,更惨了。”
话刚出口,感觉我的心脏突然红肿起来,我怎么这么不如宁波啊,一点抗争的价值观的都没有。如果我像她那样,丢掉了几十年的工龄,恐怕我的抗争意识还会比她更强盛。
我问宝琴:“那时,你们去泰宁,苦吗?”宝琴说:“不苦,就是很冷,比我们这里冷多了,国庆刚到,就要穿羊毛衣了,所以现在我不怕冷。”菲菲纠正说:“你忘记了,那时都很冷的,我们这里也这样。”的确,当下真的如本地老人所言,是“天不按照甲子,人不按照道理”的时代了,天灾、地灾、人灾不断发生的时代,世界一片乱糟糟,真如释迦摩尼佛所预言的末法时代。
中午,我们5个知青老友,一起包饺子,共进午餐,37年来首次5人聚餐,形式很简单,很朴素,但吃饭是不重要,我们说的话比吃的东西多。
我问菲菲:“你爸爸(所谓的‘畏罪自杀’)是哪一年的事?”菲菲说:“1968年。什么日本宪兵?我爸爸是从台湾回来的。”“哦,当时,台湾是日本殖民地。”我补充道。当年造反派很多“革命”联想,跟写小说一样,甚至更虚幻,更荒唐。
我问菲菲:“文革初期,你爸爸没事,怎么到68年突然有事了。”菲菲说:“我爸爸字写得很漂亮,画画得很美,那个造反派头头要我爸爸参加他们的战斗组织,我爸爸不肯,就这样了。”
我说:“文革啊,×××就是这样,开辟了一个战场,让人斗来斗去,削弱了百姓的力量。”得意了一个人,乱了全中国,牺牲了一大片,这样的浩劫还能不否定吗?
文革那阵子,少有人可以安稳过日子的,过得了今天,未必过得了明天,文革初期,菲菲也是很红的,是他们体育班被“录取”高中的5个同学之一,不久她家的厄运更悲惨。
宁波说:“你们班那个某某,还改名叫什么‘自来红’。”历史真的很讽刺,自然又想到那个将“彬彬”改成“爱武”的人,她会坦然地将自己的文革故事,讲给她的孩子和孙子孙女听吗?
回家的路上,菲菲又说起农场的往事:“那年(那个叫)尖鼻子持枪逃跑,我还被欧火土叫去威吓了一阵子,说什么‘尖鼻子带枪逃了,他跟碧河很好,碧河跟宝琴很好,宝琴跟你很好,你肯定知道他要逃跑的’,什么样的逻辑推理。”听得出,菲菲还很愤怒。那年,我们农场的民兵是配备枪支弹药的。
车到石码了,回忆尚未结束。
2008-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