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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青上山下乡四十年                                                                 
                                             
                     从轰轰烈烈到归于平淡

  实习记者 王建峰

    1969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年，每座城市、每所学校、每条街道、每个家庭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大潮。全国八个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南京、武汉、成都、重庆的许多知青来到边远省份，如黑龙江、内蒙古、新疆、云南，连同在本省下乡的知青，约有267万多人投身其中。

   艺苑小区向南不到百米，是一条东西穿越整个邢台市区的人工河流。它静静流淌，宛若溪水。
   李鸣凤坐在艺苑小区三楼的房间，带有少许困意，昨晚守着看知青电视剧《北风那个吹》让她睡晚了一些。尽管她并无太多岁月蹉跎、青春已逝的伤感，但岁月的痕迹还是无情地爬满了她的脸庞，她微微叹息一声，用略带颤动的声音一字一顿告诉记者：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

列车带走的青春

    1969年，李鸣凤告别生活了十六年的城市，登上北京至陕西的列车。火车已经开动，父母还站在原地向她张望，妹妹拼命地朝她挥手。她说，小妹肯定哭了，但她没有。当时，她的血“都是沸腾着的”，更何况有其他九个同学做伴。
   同她一样有着“沸腾着的热血”的，还有王进江、乔丹阳和马运昌等。他们都是在北京长大的孩子，又都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离开北京、一脚迈进那个“轰轰烈烈”时代的。
    1967年，为表达要“扎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坚定决心，王进江一口咬破手指，写下鲜红的血书。血迹还未干透，这个倔强、热爱哲学的北京姑娘已胸戴红花，满怀着热忱与梦想，毅然踏上了开往北大荒的列车。那时，她未满十七岁。
   乔丹阳是干部子女，要远离被打成“走资派”的父母，到遥远的农村去实现 “宏大的理想”。1968年，十八岁的她和妹妹坐火车去山西农村插队。在车厢里，她们环顾四周，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一年，同时离开北京的还有十八岁的马运昌，从北京至内蒙古，他平生第一次踏上路途最漫长的列车。
　当时的他们想象不到，踏上火车的一瞬间，他们人生最美好的岁月将交付给谁；他们也不可能想到，此去一别经年，火车将带走他们整整一代人的青春岁月。
   资料显示，整个“文革”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中国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涌进乡村。这被称为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迁移。在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的。

忆往昔知青岁月

    “我们是老三界中的第一届，属于最早的一批。”王进江骄傲地说。
    1967年，王进江和她的第一批“荒友”挺进北大荒。1968年底，他们又挺进中苏边境的抚远向阳团。当天晚上，她和二十多个“荒友”挤在白桦林中的一顶帐篷里，外面是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冻得他们瑟瑟发抖，被子就铺在冰珠上，下面是冻僵的土地。
    王进江说，她和她的“荒友们”以及当地职工之间的感情是单纯而真挚的。北大荒的职工大多是转业军人，他们顽强的作风深深影响了她，她敬佩他们，但他们大多没有文化。她于是就主动给他们上课，传授她学到的一切知识，教他们背毛选、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她还讲黑格尔，讲保尔·柯察金和欧阳海的故事。
　初到山西农村的乔丹阳也有着单纯的快乐。她不怕吃苦受累，同当地的农民一起挖地、耕种，挣工分。业余时间，她还起早贪黑地为村民们办起了黑板报和广播站，宣传的工作多是由她来做。村民们夸她字写得好，普通话说得好听。
   然而有一天，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她看到有人给她张贴的大字报，说她是“黑帮子女掌握了贫下中农的喉舌”，有些村民对她的态度也立刻发生了改变，这一切都让她感到迷茫和不解。
   李鸣凤则远在陕西，前三个月，因为有老乡们的照顾，他们吃住无忧，但三个月之后，就需要她和她的同学们自食其力了。谁都没有做过饭，大家便边学边做，做出来的棒子饼硬得像大山上的石头蛋子，但大家都没有怨言，苦中作乐。可有一天，她要好的朋友死了，这对她刺激很大，一年之后，她也离开陕西，回到北京。不久，又来到祖籍河北邢台的一个农村插队。

人生何处安置

　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嘎然而止，大批知青开始返乡回城。这令众多知青陷入一种左右摇摆的尴尬，回到城市却不适应城市，留在农村却仍无法割断思乡之情，他们不知未来的人生应安置何处。于是，有人选择离开，有人留守。
　此时的李鸣凤已在邢台结婚生子，丈夫是她在工农兵大学时的同学，两人分别在邢台的两家工厂上班。一家三口，生活俭朴，却不乏幸福。
　90年代，夫妻两人先后下岗，一家人生活陷入了暂时的困境，但她并没有去向北京的父母求助。几年后，诚实能干的丈夫开始将一家小工厂经营得小有规模，生活也变得不成问题了。儿子懂事、聪明、好学，从小学到高中，没让她操过一次心。只是，她偶尔会想起北京的家，还有那偶尔听不懂的邢台方言。
　回到北京，她的母亲会拉着她的手哭个不停，父亲会躲在厨房里待一上午，把所有她爱吃的菜，中午时全部端到饭桌上。但几十年来，她回北京的次数实在很少，在父母家的日子也很短。妹妹早已在北京结婚安家，但妹妹的家，她一次也没有去过。
　马运昌在内蒙古踩惯了软簌簌的沙地。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回到北京的工厂，踩在北京的沥青路面上时，“竟然几乎不会走路了”。他发现北京的路太硬，硬得硌脚。钢筋水泥太多，到处是高楼大厦，想向远处望一眼的时候，只能抬头看天。在人与人的交往上，“也觉得不适应”。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1979年后，绝大部分知青陆续返回了城市，也有部分人在农村结婚落户，永远地留在了农村。据统计，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农村和边疆的知青约有数十万人。

未了的知青情结

   马运昌从内蒙古回到北京之后，进过工厂，做过传媒，干过管理，还经过商，直到五十几岁时，他放下一切，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经营中国知青网上，并成为那里的秘书长。后来，他在这里先后有了几位新同事，其中就包括王进江和乔丹阳，他们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王进江在讲述完她在北大荒的知青往事后，释然地告诉记者：“我的青春是无悔的。”
   马运昌则说，他无愧于自己的青春，并有幸有那样的经历，“因为每一份经历都是财富。至于主动还是被动，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背景下，个人实在是太过渺小，即便没有上山下乡，历史的许多荒谬依然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坐在一旁的乔丹阳也表示，她并不记恨那些给她张贴大字报的老乡们，“其实，他们很善良”。
　他们目前都是在为中国知青网做义工。他们说，大家走到一起，就是因为未了的知青情结，也还想为知青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说到未来，他们呵呵一笑：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安度晚年就好。他们淡淡地讲述着过去的事情，仿佛过去的一切都已释怀。但是他们又都反复强调岁月留给他们共有的一种精神：吃苦耐劳、乐观坚强、积极向上，以国家为骄傲。他们三人几乎说过同一句话：有这杯酒垫底，以后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像他们一样仍怀有很强知青情结的人应该不在少数。在网络搜索中输入知青，除了中国知青网，还可以看到北京知青网、华夏知青网等一批知青网站，成为知青们的精神寄托，它们为全国的知青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李鸣凤在她向阳的房间里站起来，走到窗边，凝眸远眺。她和老伴新搬进这座小区不久，她喜欢这里。老伴在厂里不忙时，就和她在家里浇浇她种的花。说到儿子，她一脸的自豪：高中毕业后，儿子轻松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尤其让她惊喜的是，儿子给她找了一个北京的儿媳妇。
　４０年过去，昔日的姑娘小伙如今已是白发老人，人生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原本陌生的土地。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全国最艰苦的地方都留有他们的足迹。多年之后，他们在讲述往事时依然令人感动。然而，被采访者平静的表情仿佛在昭示，那曾经激烈的过去，正在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渐归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