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页、多数人不谈论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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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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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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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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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
劳动
劳动是郜阿利最引以为傲的事情,尽管他又瘦又矮,眼睛还近视,但他有一整片白杨树林来见证自己的北大荒岁月。
这片树林如今安静地站在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五队西北方,旁边偶尔有车来来往往,一闪就过去了。因为太大,用目测很难形容它的面积。从上世纪70年代的某一天开始,北京知青郜阿利凭借很少的帮助栽下了它。
郜阿利只是把剪下的杨树枝一条条插在土里,30年后就成就了一片树林。他讲起这片林子,就像一个老军人讲起一场辉煌的战斗,头略略抬起,说话的声音也大很多。当年,他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片林子,有人胆敢偷砍一棵,他一定要追到人家门前,发表一篇长篇大论的谴责,然后撕下纸来写成罚单。
五队的老队长王吉祥是将这份差事分派给郜阿利的人。这名最早开发北大荒的山东老兵说,那个让郜阿利感到骄傲的职业,最初只是为了照顾这个瘦弱的大学生。
郜阿利记得自己割过豆子,锄过地,“比较能奋斗”。王吉祥的记忆与此不同,在他看来,郜阿利并没有过多地遭受北大荒最艰苦的劳动。这些在酷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发生的劳动,深深印在许多知青的心里。不过,郜阿利大多数时间在其他地方,因为他知识水平高,他曾经被调往总场教物理,后来被调回队里,从事的也是比较轻松的林业员工作。
在短短的几年中,没有人知道郜阿利究竟栽了多少树,按他自己的计算,也许有10万苗。路过那片树林的人们已经很少想起当年那个有点固执的林业员,有人连这片林子的具体位置也指不出来。
这就是这个知青花了大半生在北大荒留下的几乎所有的印记,不久之后,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然后辗转许多地方,经历疯狂、遗弃和拘束,最后来到知青科。
不出意外的话,他恐怕很难再为这片土地留下更多东西。他会在那明亮的、气味略有些刺鼻的病房里,与病友们一起慢慢老去。
安养中心
郜阿利想离开这里。他的头被打理得干干净净,衣服整齐,身体也比以前胖了很多,但他不喜欢这里的封闭,也不喜欢别人替他做好本应他自己做好的事情。
起码在物质上,他很少比现在过得更好。他的老邻居们都记得他在五队的房子,当时,他患了病,妻子和孩子已经搬离。他独自将房门锁住,冬天不生火,也不盖被子,喝着菜窖里渗出来的生水,拒绝任何人前往探视。
如今,郜阿利住过的房子已经成了别人的家,那段生活也逐渐变成人们越来越少提及的悲惨往事。对很多知青来说,北大荒的艰难岁月已经过去了,大多数人返城、工作,有的变成富商、教授,有的仍旧普通。
但对于知青科里的50多个知青来说,那段艰难的岁月一直没有离去。友谊农场的姜盈国是拖拉机手,那原本是一个风光的职业,有一次,他开着拖拉机轧过一捆稻草,却断定自己是轧死了人,精神从此失常。那个假想的受害者跟了他一生,尽管知青年代在那之后很快就结束了。
在北大荒,李文魁和康金环的故事最为人熟知。李文魁是哈尔滨人,1971年精神突然失常,据说是因为爱情。康金环是当地女人,有丈夫,有孩子,却收留了被家人遗弃的李文魁。李文魁在分裂的精神世界里生活,康金环则尽心地在现实世界中照顾他。等到媒体发现并报道这件事时,李文魁已经不声不响地被她照顾了30年。
据说,这就是黑龙江农垦总局拨出3000万元,为知青精神病人设立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的直接原因。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显示,这样的病人在北大荒有100多人。
安养中心设立在佳木斯市。这里是当年知青们到达北大荒的第一站。当年,这里从年轻人到年长者,都被要求背诵16个字的“北大荒精神”,如今,这16个字很多人已经记不准确了。
几年前,在市区的松花江边上,一个巨大的广场被耗巨资修建起来,上面刻着回城后功成名就的“知青代表”的名字。离广场不远的安养中心里没有“知青代表”,他们的名字在北大荒的历史上不曾留下任何痕迹。
知青科的年轻护士郝姗姗,母亲是知青。她所知道的知青故事多半是听说来的。如今,她开始照顾这些与母亲分享了同一场历史的老人。
农垦第二医院的院长黄春光也在农场长大。他和最晚来到北大荒的那批知青同龄。担任医生后,他为这些知青看病;知青返城时,他和大多数医生一样“犯过错误”,替他的病人们开了一些并不属实的诊断书,因为他实在不忍伤害那些人渴望回城的心情。他没有想到的是,多年以后,他的命运又一次和知青发生了关系。“命运真是奇妙。”黄春光感叹说。
更让他感叹的是,他的这些病人都在自己最好的年龄来到这里,然后再也没有回去。他们坐在淡紫色的窗帘底下,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批斗
回到北京以后,刘进元曾几次重访北大荒,并看望郜阿利。对于这个他当年并不是特别欣赏的老朋友,刘进元觉得自己有一种一起度过青春岁月后留下来的感情。由于不爱说话,郜阿利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深刻。在他的邻居和旧日朋友心里,他“普普通通,既没有特别好,也没有特别不好”。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多半就是孤僻和固执,只有一个已经过世的老朋友的妻子记得,他碰到上海人,话会多一些,偶尔也说几句上海话。
因为不擅于表达,郜阿利只做了很短一段时间教师。据说,这个大学里物理和数学都很精通的高材生,对着一屋子高中生,居然连最基本的命题都表达不好。
即使是在盛行一时的“批斗”风潮中,郜阿利也是个沉默的人。他不合群,从不参加当时流行的时事辩论,从不在批斗中举手发言。当年的指导员赵相银记得,当那些积极的知青们面对走资派义正辞严、到处串联闹革命的时候,郜阿利所做过的最“积极”的事情,就是和一个比他大的女生一起对着报纸,学习马列主义。
如今,赵相银已经80岁。在八五二农场五分场一家挂着毛泽东画像的饭店里,他微笑着谈论起当年:“睡一觉醒来,组织说没就没了。”
作为组织的代表,赵相银也很快被打倒在地。这个参与开发了北大荒的老战士戴着高帽子接受批斗。那些平时熟悉的知青,如今一个个站在他的反面。他记得,这个时候无人能够缺席,即使是最不合群的郜阿利,也参与了一个名叫“红联”的派别。
当时,郜阿利的队友,一个天津人,因为说了几句对江青不恭敬的话,被关起来,打得半死。不过,当年的队长和指导员们都表示,他们所在的五队,是比较温和的队伍,“没有打死过人”。
赵相银并不了解郜阿利的个人生活。但作为领导,他记下了郜阿利鲜为人知的一面。运动刚开始,郜阿利每天都要单独找到他谈自己的看法。平素默不作声的郜阿利,此时往往滔滔不绝,他看不惯运动中的很多事情,看不惯打人、批斗,他觉得这很不正常。
另一个关于郜阿利爱打抱不平的故事,则在张恩亭那里得到了印证。一个叫李英云的女知青,和郜阿利都是北京人,当时分在五分场做播音员。据说,这个漂亮的女孩不知为何被批斗。这让郜阿利感到不平。
一天晚上,郜阿利写了平生唯一一张大字报,用毛笔写在旧报纸上,然后贴到了五队的红色大礼堂里,为李英云鸣不平。
张恩亭记得,那时候,大字报用绳子挂起来,占据了礼堂的大部分空间。现在,大礼堂早就被烧毁了,只剩下一堵墙,里面覆满了枯草和积雪,郜阿利的那份大字报,也早就不知所踪,甚至很少有人曾经注意过。
除此之外,关于这个内向的大学生患病之前的故事,人们能回忆起来的细节实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