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高原畅想之二: 文化篇 - 辽阔的内蒙古 - 中国知青网

从本楼开始上传以河套文化为着眼点的蒙古高原的文化发展史.

河套文化(转帖)

　　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20 年代初发现于河套南部内蒙萨拉乌苏河（即红柳河）沿岸一带。前后共发现“河套人”化石23 块，以及大量以细小石器为特征的文化遗物。地质年代为晚更新世，文化年代距今约3 ．子一5 万年。是中国境内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文化之一。原与宁夏银川水洞沟发现的旧石器文化统称河套文化，定为旧石器时代中期，后将“河套人”创造的物质文化称为“ 萨拉乌苏文化”，或称“大沟湾文化”。另一个单独命名为“水洞沟文化”，也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河套是黄河流域的重要组织部分，阴山南北和河套地区历史悠久，早在原始社会，就有人类祖先居砖 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具备北方草原自然经济形态的特点。夏、商、周、秦就出现了以河套文化为特征的古代文明。河套的称谓大体从唐代开始，历经宋、元、明、清，“大河三面环之、河以套名，故称河套也”。纵观河套文明孕育和发展的过程，河套文化的发展历史是中华文明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河套文明的进程与中华文明共生共荣。
　　
数千年以来，河套地区的变迁历尽沧桑，在中华文明的母亲河———黄河的臂弯里，孕育、生成了河套文化。在河套文化的形成中，有五个重要的自然人文元素，一是黄河，二是草原，三是阴山，四是战争，五是移民。黄河、草原的影响自不必说，从阴山看，阴山是大河之源的天然屏障，也是北方草原与中原大地的分水岭。“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说尽了阴山的重要和雄伟。再以战争的影响看，河套地处中原与漠北的通衢要冲，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代表意义的是长城，还有无数的要塞、烽燧。从战国起，不论哪个朝代，以哪个民族为主体，都是经过战争才“各领风骚数百年”。移民的影响加速了这一地区的开发，影响文化形成的烙印最显著的是方言。河套地区的许多地名蒙汉混杂，多取自商号。久收了大量蒙古语，形成了本地方言特色，反映了强烈的移民色彩。

　　河套文化是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融会之产物，其自身漫长的生成发育以及复杂的嬗变传承过程，特别是与乌拉特、鄂尔多斯蒙古文化的关系，也说明了河套文化与黄河文化的关系。河套文化是北方草原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草原文化中，河套文化既是源，又是流。作为源，河套文化有与北方草原文化共生共长的深厚历史积淀，是对草原文化精髓一脉相承的传扬。作为流，它与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科尔沁文化等蒙古经典文化不同，有其独特的发展走向，传承中吸取了深厚的移民文化的滋养。在草原文化的源流中，它是一个渊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滥觞于古代少数民族的兴盛，生成于秦汉明清的军屯垦殖，绵延于现当代新型文明的文化体系，是丰富的草原文化的一个独立的单元文化圈，是一个完整的区域文化体系，在草原文化构成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河套文化独特的形式及其丰富的内涵，透示着强烈的时代精神。归结起来，似可用“开放，进取，宽容，和谐”的特质来概括。
　　
开放。阴山横亘，黄河环绕，有草原一样宽广的胸襟，有平原一样坦荡的气象，敞开绿色的怀抱，具有包容一切的胸怀。蒙古民族重信用的禀赋，表现为热情好客的真诚。既有马背民族的豪迈风格，也有大河民族海海漫漫的开放情愫。中华文化的历史标征，在这里、都有遗存，恐龙化石、古文明岩画、古长城，古文化遗址，更不用说草原文化的钩沉。是开放造就了多彩，是开放打破了草原与中原的隔阂，带来了开发。至于今天人们崇信的“伊利———心灵的天然牧畅、“蒙牛———来自大草原的问候”所表达的现代企业文化，透示的同样是开放的情怀和企望。在这里开放有着历史的广延性，深厚性。

　　奔放的马背风格，奔涌的大河精神，崇尚自然，蓬勃向上，自强不息，与时俱进，体现了黄河文化的进取精神。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河套文明作为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从远古时代大青山脚下的大窑石器制造，到阴山南北的民族变迁，从古老的鄂尔多斯高原生息繁衍的河套人，到遍布辽阔平原上的现代河套人民，从食肉衣皮的渔猎文明到牛马布野的牧业生产，从农牧结合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一脉相承的都是后浪推前浪而不舍昼夜的奔流进取精神。最为突出的是千百年来的一句民谚 “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中华母亲河河套人作为草原人、黄河人的一部分，虽然有其地处边远封闭的特殊性，但其所处的经济、社会形态却能领先于其他草原地区，与黄河文明中地区基本同步。其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与突飞猛进的现代文明时时相互撞击而又相互融合，是河套人秉承其进取精神对自身的生活态度不断做出的抉择。
　　
说到宽容，这里有草原、平原、山地、荒漠、湖泊、湿地，大自然的多姿多彩，草原与平原的对话与对抗的特殊形式，大规模的移民与军屯，多民族的长期交流与交往，造就了河套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据调查，河套地区这个20多万平方公里的热土上，聚居来自全国1000多个县市的人口，全国56个民族中有49个在这里分布。除北方蒙、满、回、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朝鲜等主要少数民族外，南方的苗、彝、瑶、黎、白、壮、傣、哈尼、藏、土家等少数民族都有居住，有的地方一个村营的居民就来自10多个省区。这样广泛杂居的复合形态，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充分反映出这一地区文化背景的包容性。
　　而河套文化的和谐精神，则集中体现在饮食风俗宗教文化中。各族人民在彼此相依的漫长岁月中，饮食方面既保持了各自的传统，又融会互通，形成了独特的地方风味。比如蒙古族的羊背子、烤全羊、涮羊肉、奶茶，回族的麻花、白焙子、油炸糕，甘肃的拉面，陕北的羊肉泡馍、肉夹馍，山西的烙，还有独具特色的面精酿皮、猪肉勾鸡，酸烩菜等吃法，蒙汉兼通，老少咸宜，风行河套大地。在民风民俗方面，河套人的 “婚丧嫁娶”形式既有蒙式，也有汉式、回式，在一些细节方面，还糅合各族各地长处形成比较统一的风俗习惯。传承中各民族都能相互学习、借鉴，接受认同。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河套人的宗教信仰可谓大杂烩，遍地开花的寺庙、教堂，充满了个性化特征，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都有一定的尊信者，甚至于在同一个村营里，就有三大宗教的不同信徒住在一起，且相互尊重，相互包容，这在全国都十分少见，充分反映了作为移民文化的河套人的宽容大度的性格禀赋。作为民族融合、民族团结、和谐发展绝唱的“胡汉和亲”，更是构成了河套文化坚强的底蕴，独特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绚丽多姿的民族民俗风情，凝聚了河套文化各族人民的聪明才智，奏响了草原各族人民团结和谐的乐章，印证了民族血脉融合的延续和民族大团结优良传统的传承。

蒙古高原的地理位置对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是否畅通很重要.尽管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从西安出新疆到欧洲, 但也有"草原丝绸之路"一说.我认为元朝时由于欧亚蒙古大帝国的形成, 西安的地位已让给北京, 因此草原丝绸之路是可能的. 但有意义的还是秦汉以降的军屯垦殖在蒙古高原挡住了匈奴的南下从而保持了东西方的交流.

丝绸之路

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因大量中国丝和丝织品多经此路西运，故称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是由德国地理学家F.P.W.von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原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其后，德国历史学家A.赫尔曼把丝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路的基本内涵。
沿革丝绸之路很早就已存在。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考古资料已充分证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那时中国丝绸经西北各民族之手少量地辗转贩运到中亚、印度。公元前60 年汉置西域都护，屯田于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以保西域通道。早自张骞西使乌孙结盟后，汉使者、商人便接踵西行。至此丝绸之路益加畅通，大量丝帛锦绣沿此路不断西运，同时西域各国的珍奇异物也输入中国。魏晋时，东西商业往来不断，位于丝路咽喉重地的敦煌，就是胡商的聚集地之一。5～6世纪时，南北朝分立，但沿丝路的东西交往却进一步繁荣。北魏建国后不久就派使者前往西域，以后中亚各国的贡使、商人常集于平城（北魏前期都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都洛阳后，洛阳更成为各国商人荟萃之地，北齐的都城中也聚集着不少商胡。隋炀帝曾派黄门侍郎裴矩到张掖招徕西域商人，说明当时丝路的兴旺。唐朝西部的疆域超过汉代，在伊州、西州、庭州设立了同于内地的州县。在龟兹、于阗、疏勒、碎叶设立安西四镇（后以焉耆代碎叶）驻兵防守，由安西都护府管辖。以后又置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的羁縻州府，这为丝路的畅通提供了更可靠的保证。因此唐代长安、洛阳以及其他重要都市都有大量商胡，呈现出国际都会的风貌。从9世纪末到11世纪，由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向东南沿海转移，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兴起，东西海上往来逐渐频繁起来；同时，中国西北地区各民族政权的分裂、对立，使丝路上的安全难以保障，这就降低了这条陆上通道的重要性。在蒙元时期，由于蒙古的西征和对中亚、西亚广大地区的直接统治，使东西驿路通畅，许多欧洲使者、教士和商人，都沿此路东来中国，丝路又繁荣一时。明朝建立后，采取闭关政策，虽然出嘉峪关经哈密去中亚的道路未断，但陆上丝路作为中西交通路线已远不如海路重要了。
走向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于两汉时期。大致东起汉长安，西行上陇坂，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先到楼兰。楼兰在古盐泽（蒲昌海，今罗布泊西北部今罗布泊已近干涸，古楼兰遗址几全为荒沙所湮没）。汉代西域有南北两道，楼兰是两道的分岔点。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轮台，再西经龟兹（今新疆库车）、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扜泥城，西南沿今车尔臣河，经且末、扜弥、于阗（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由于千余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东段逐渐沙漠化，伊循、扜泥诸古城均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东段已远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明帝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庐（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后“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后西经柳中、高昌壁、车师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鲁番盆地）、越天山经焉耆至龟兹，再循汉北道西行抵疏勒。南北朝时期，南朝与西域的往来，主要是从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龙涸（今四川松潘），经青海湖旁吐谷浑都城，向西经柴达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隋唐时期，又开辟了从瓜州北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进入中亚的道路，即北新道。在上述丝路干线外，还有许多支路，而且随着时代变迁，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各条路线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断有新的道路开辟。一些学者更扩大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认为上述道路只是通过沙漠绿洲的道路，因称之为绿洲道。又将通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道路称为草原道，经中国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称为“海上丝绸之路”或“南海道”等等。这些提法虽然对研究东西交通有意义，但已非原来意义上的丝路了。
丝绸之路上的古驿站遗址.唐代盘陀遗址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历史意义丝绸之路不仅是东西商业贸易之路，而且是中国和亚欧各国间政治往来、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天文、历算、医药等科技知识，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宗教，通过此路先后传来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的纺织、造纸、印刷、火药、指南针、制瓷等工艺技术，绘画等艺术手法，儒家、道教思想，也通过此路传向西方，产生了影响。丝绸之路是东西交往的友好象征。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商队图，描绘了唐代中外商人在丝绸之路上的情景

为什么中国走了和西方不同的路? 为什么中国自秦以来都喜欢大一统? 这大概和蒙古高原的特殊地理位置有关.看了战国七雄和秦灭六国统一中原的地图,我们可能会有领悟.请看赵国位置.赵武灵王执政时，两千三百年前的赵国，不幸或有幸处在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冲突点上。虽然在战国纷争中一贯保持着尚武精神并拥有庞大的军队，但在“来如狂飚去如风”的游牧骑兵的袭扰下，赵国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被动挨打了。于公元前307年，实行“胡服骑射”，改革军备，以机动灵活的骑兵，代替当时的战车和步兵。这是一场触及国民特别是贵族阶层灵魂的改革，脱去象征华夏礼仪的长袍广袖，穿起紧衣裹腰的胡狄之服，舍去八面威风的驷马战车，跨上桀傲不驯的烈马顽驹。这在两千三百年前，民族对立、等级森严、迷信盛行的时代，震撼力可想而知。

赵武灵王决定对自己军队进行彻底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放弃原有的以步兵和战车为住的作战方式，特别是基本淘汰了战车在一线的作用。士兵放弃以往那种不便于机动作战的“宽袍大袖”式服装。士兵改穿北方“胡人”那种便于骑马射箭的短打扮服饰，同时也学习他们的骑马、射箭等武艺。“胡服骑射”不是单纯的兵种改革，而是一整套军事、政治和经济改革措施。除加强骑兵外，还包括鼓励民众大规模养马的“马政”和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赵武灵王的改革措施极大的提高了赵国的综合国力。但触动了赵国守旧贵族的利益，遭到以公子成为首的赵国守旧贵族的顽强阻挠。赵武灵王对阻挠势力上进行了血腥镇压，有力保证了改革的进行。在赵武灵王的推动下，曾经衰落的赵国军队从步兵加战车为主正式过渡为以骑
兵为主。在国家“马政”政策的物资保障（灵云注：主要是战马）和民众的支持下，赵国迅速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骑兵军团。依靠这支强大的骑兵军团，赵武灵王四处扩张。他首先向北方林胡、楼烦、东胡等游牧民族大举反攻。一直打到今内蒙古境内河套地区，建立了云中、雁门、代郡三郡，同时灭亡了北方由白狄族建立的中山国，向西攻占了秦国的榆中地区，向南击败了强大的魏国。至此赵国彻底摆脱了弱国形象，极盛时期赵国疆域包括今山西中部和北部、陕西东北部、河北西部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赵国也拥有了当时最强大的骑兵军团，赵武灵王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对中国古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赵国也成为战国前期强大的诸侯国.

仅仅七年，赵国就攻破了北方林胡等部落，东灭中山国，西灭楼烦，攘地北至燕伐，西至云中（今托克托县境北的古城村为云中郡城）、九原（在今包头市境昆都仑河下游西岸的孟家梁古城为九原县城）。并从代地起，沿阴山（古称阳山，乌拉山称阴山，前为阴而后为阳）筑长城，一直延伸到现狼山的西端，并在狼山中的要隘通道口筑高阙塞（今太阳庙乡西狼山中的达巴图山口），屯驻重兵。沿边置代、雁门、云中诸郡。其时，巴彦淖尔市现辖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属赵之九原县地，隶云中郡辖领。“驱胡于阴山之北”“自代并阴山至高阙”修筑长城。修长城是认为抵御边族最好的防御措施，一方面，抵消边族骑兵快速机动的优势，另一方面，使步兵有可以依赖的阵线。赵国要想纵横七国必须解除后顾之忧——匈奴的侵扰，以便腾出兵力进行南方的争霸。

　　这条赵长城东起今天的河北宣化，过阴山至河套西，长达千里。从阴山（包头）段来看为夯工结构，高约数丈，每隔数里建烽火台、屯兵营。对当时人口也就三四百万的赵国来说，可谓工程浩大。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一文中曾赞叹赵长城，未象秦长城那样被后世谤讥。原来，赵武灵王修筑长城采取了十分灵活的政策，他把“吏大夫”的奴隶都迁到九原县（今包头市）在政治上解放他们，凡参加修筑长城的，任务完成后就分给土地成为自耕农。这样一来劳动效率得以极大促进，同时充实了边疆，保证了军粮的供给，无疑是一大创举。释奴垦荒，颇似二千年后，美国总统林肯《解放黑奴宣言》。
赵国的崛起和把匈奴挡在塞外对七雄割据带来什么后果?赵武灵王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改革家，对中国古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赵国也成为战国前期强大的诸侯国。但是，此时赵国要面对一个更强大的敌人，这就是赵国西方那个经历商鞅变法后已经成为当时最强大国家的——秦国。与以往和其他诸侯
国那种仅仅争夺地盘的战争不同，秦国的野心更大，那就是灭亡其他所有诸侯国。
驱胡攘地千里，控弦之士十倍于昔，赵国一跃为三晋最强。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站在长城之上将目光伸向南方——秦。秦自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拜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先后灭巴蜀，击魏楚，以连横破合纵，诸侯畏之如虎。用今天的话来说，秦是当时唯一的超级大国。为了一心一意抓军事，与秦国一见高低，赵武灵王壮年传位于子，自称“主父”（相当于后世的太上皇）。从今天的包头出发，沿鄂尔多斯、陕北高原一路考察、绘图，以期开劈新的进攻线路，甚至扮使者面见秦国国君秦昭襄王，探听虚实。正当赵武灵王磨拳擦掌，欲与秦王试比高时，后院起火，一场宫庭政变，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死于内讧。有人说，倘若赵武灵王处理好接班人的问题，专一练兵，直取咸阳，则中华第一帝国未必属秦。且不说历史不承认假设，就算如此赵国亦实难胜秦——以两国变法得知。秦商鞅变法涉及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外交等社会各个领域，制订了极为完善的法治体系，深入人心，因此尽管商鞅后来被新君五牛分尸，但他的变法精神得以传承。而赵国变法集中在军事方面，仅胡服骑射而已，又不善识人（顺便提一下，大军事家乐毅就在赵国内乱时投奔燕国的），因而人亡政息，赵国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

说白了, 赵国昙花一现的最大历史作用是从不为人知的赵长城将匈奴挡在阴山之外所表现出来的.为他人做嫁衣裳,更有抱负的秦国正是利用了匈奴无法问鼎中原的间隙,在农耕诸国间大搞"内战",终于灭六国完成"大一统".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为了安定秦地的北部边防，于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派大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攻打套内的匈奴部落，收复河南地（乌加河以南的广阔地域）。此后，蒙恬又渡河（古北河，现称乌加河）取高阙迫使匈奴退居阴山以北。值此，赵沿边所置诸郡，皆纳入秦的版图。

秦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边郡仍袭用赵之旧称，置代、雁门、云中、九原等郡。其时，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属秦九原郡辖地。是时，阴山南北皆是宜于垦殖的富庶之区，史称“北假”（即是北方设置了田官，赐田予贫民耕种之意），为了开发边地，秦始皇于三十六年（前221年），由内地迁三万家至北河（今河套地区）、榆中（今鄂尔多斯东北部地区）进行垦殖。从此，巴彦淖尔市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始有从事耕种的农业经济。秦统一中原后另一大事就是扩建长城.但问题是修长城是公认的耗费人力财力的措施，秦修长城动用近百万的罪民，造成民愤极大。尽管而秦统一后的修建不过将旧燕赵长城连起来。但这也是中原农耕民族自赵长城后被逼出来的.秦二世之后，中原因有陈、吴、刘、项之争，边群已无力据守，其时，匈奴头曼单于的儿子———冒顿单于在漠北建立了国家。冒顿单于在发
展经济、积蓄力量的基础上，“东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秦塞上所置各郡地又成为匈奴的游牧地。九原郡之河套故地，自秦统一列为边郡以至复陷于匈奴，前后不过十数年而已。

汉初，匈奴拥兵塞上，与西汉王朝形成对峙局面，使西汉王朝处于守势的被动地位。汉武帝即位后，国势已强盛，于元朔二年（前127
年），派遣将军卫青、李息出兵云中，西至高阙，收复了阴山南北的广阔地域，其时，匈奴无法立足，只好远走漠北。由此可见中原的统一也是于游牧民族对抗的需要,这和欧洲地理和历史完全不同. 中国三面环海(大洋),北面塞外是唯一通西方的陆上通路.定河套者可安天下!欧洲呢? 地中海是个大湖,不仅中东,埃及可轻易到达欧洲,海上入侵也不是难事.因此欧洲极难大一统,古罗马的衰亡就是一例,他们与中国秦汉的实力无法相比,更不要提盛唐了!

今人时有盛赞几千年来欧洲多国多元文化和批判中国大一统,其实就是因为近代欧洲率先进入了资本主义反过来弃陆路从海上打进了中国.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另一个大题目, 是否多国多元是主要原因?是否前苏联解体就应是中国未来的榜样? 只要看看美国就知道了,南北战争就是为了不分裂.从最早的殖民地东部十三州到挺进西部和"买来"阿拉斯加以及隔洋获取檀香山都算"大一统"吧?还不算海外军事基地.谈史论今, 妙在其中......
(以上根据资料整理,有成段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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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23 15: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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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上图, 春秋时代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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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春秋.jpg：

话说回来, 从蒙古高原谈到中华民族的大一统传统就不能避过秦始皇.从我们上学开始对这位统一中国的始皇帝就处于矛盾的理解中.从焚书坑儒废百家到狂征暴敛修长城,孟姜女的眼泪和陈胜吴广的刀枪千百年来印证了他的千古骂名! 而霸王别姬的悲壮却抹去了项羽火烧咸阳烧光了始皇帝备份的"焚书"之事实.然而自汉废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后世历朝历代无不学透秦始皇的真经,为了维护大一统无所不用其极!功也?罪也?就连本身就是骑射出身的蒙,满民族一旦入主中原也忙不迭的扩大版图在更广泛的地域里一统天下.继匈奴之后, 蒙古骑兵再次横扫欧洲, 欧洲的秦始皇在哪? 欧洲的长城在哪?古雅典,古罗马早被游牧蛮族亡国,亡种,亡文! 中国的秦始皇一直背负千古骂名,还是看看近来学界对他的评价吧:

焚书坑儒”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格局

“ 焚书坑儒”一直是秦始皇残酷暴戾的证据，被后世天下学人唾骂了两千多年，以至于现在某些人一想到这个历史事件，仍然耿耿于怀，恨不能掘墓鞭尸，恨不能穿透两千多年的时空，对秦始皇敲骨吸髓。这种仇恨实际上是后来的文人们潜意识里面的集体恐惧，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从感情上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手段过于激烈，对当时的儒生们的确是太过残酷，他完全可以采取更缓和的一些方法。不过如果要评价一个历史事件，最好从该事件产生的效果来评价，而不要采用道德或者感情的标准。那么焚书坑儒的历史效果是什么呢？通过这件事情之后，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格局。

先来看看“焚书坑儒”的实质，“焚书坑儒”的实质其实是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而当时最大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而当时六国贵族，也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的。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可以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但焚书坑儒实际上是定下了阳儒阴法的调子。所以焚书坑儒造就了中国的大一统。

当然，并不是说秦始皇坑儒就坑对了，只是要说他统一思想的方向是对的，并且。具体方法可以更好一些，但在一个人命不如草芥的时代，没有比直接肉体消灭更干净利落的方法了。另外，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一定要从它产生的历史效果上去评价，这样可能会更客观一些。

资料:

焚书辩

对帝国禁书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魁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也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不爱读书，生性暴戾，伊攻入咸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约有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坑儒的由来

说到焚书，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坑儒。坑儒发生在焚书的次年，即嬴政三十五年，其由来是这样的：

且说六年之前，嬴政狂热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药，四处笼络和招揽术士，酬以重金，资助他们为自己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前后几次寻访，都以失败告终。嬴政并不气馁，资助的规模和力度反而越发加大。

于是乎，在术士的小圈子内，交口传递着这样的消息：此处皇帝傻，钱多，速来。一时间，满世界的术士云集咸阳。嬴政倒也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只要术士提出一个idea，马上就能圈到一笔庞大的经费。嬴政心中清楚，这四方奔来的术士，泰半都是南郭先生，可是没关系，他不在乎这些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广种而薄收。

然而，一晃眼六年时间过去了，连仙人和不死神药的影也没见着。术士们不免心虚起来，事已至此，不管好赖，总得给嬴政一个交待。术士们也不傻，自然不会老实承认道，世上本没有仙人和不死神药，因为我们术士多了，所以就有了。他们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他们还想继续从事这份无本万利的职业，于是行起缓兵之计，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嬴政身上.

术士卢生向嬴政汇报道，臣等之所以屡次求仙人和不死神药而不得，是因为有恶鬼从中作祟。陛下应该忘记皇帝的身份，将自己打扮成普通人，以避开恶鬼。避开了恶鬼，则真人自至。陛下也不能处理国事，不能接触朝中大臣，否则就不能恬倓，为真人不喜。陛下所居之宫，亦不可让任何人得知。陛下做到了这些，就一定可以得到不死之药。

嬴政诚意十足。他首先放弃了“朕”这一皇帝的专用自称，改而自称真人。又按照卢生的建议，将咸阳二百里之内的宫观，以复道和甬道相连，每个宫观之内，皆充以帷帐钟鼓美人，以乱人视听。行踪所到之处，胆敢泄漏者，罪死。帝国的政务处理，照旧在咸阳宫内进行，只是嬴政不再出席。群臣奏事，则对着空空的皇帝宝座，仿佛是在对着蓝幕表演，煞是考验他们的演技。嬴政越执迷不悔，给术士的压力则越大。如果一旦嬴政意识到自己被骗，则他将要展开怎样的报复！要知道，嬴政可不是《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笨蛋皇帝，他是绝不会吃哑巴亏的。

那些先知先觉的术士，开始惶惶不可终日。这次是蒙混过关了，可下次呢？再这么欺骗下去，迟早要出事，而且一出必是大事。富贵诚可贵，性命价更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所坑实为术士

最早开溜的术士是侯生和卢生。荒谬的是，临走之前，两人还煞有其事地来了一场技术探讨，得出嬴政求仙必然不能成功的结论。而这段谈话，也不可思议地被史册记载了下来：

侯生和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赐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每日批复表笺奏请，重达一百二十斤，不满不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且说侯生和卢生二人亡命而去，嬴政的愤怒是可想而知和无可指责的。别人逃跑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你们两个！要知道，我豢养的术士虽多，却独独对你二人最寄厚望。凡你们所求，无不应允，凡你们所欲，无不得到。我何曾亏欠过你们？我何曾让你们作难？试问，我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们更加满意？可是没用，可是你们还是要逃！你们当我是什么，一个可以愚弄在股掌之间的冤大头吗？

说起来，侯生和卢生这两人也确实不地道，光顾着自己逃命，却浑然不顾那些还留在咸阳的同行们的死活。果不其然，他们刚逃走没几天，一场灾难就开始降临在他们的同行身上。

嬴政一声令下，还没来得及逃离咸阳的术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关押一处，先由御史宣读诏书。诏书曰：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然而，韩众入海求仙，一去再无音讯。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冀望极深，数年来却毫无所献，徒奸利相告日闻，欺吾仁厚而不忍责罚也。今卢生等不思图报，乃亡命而去，又复诽谤于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诏书宣读完毕，接着就是要老实交待问题了。严刑拷打之下，诸生为求自免，互相揭发，乃至不惜编造，牵引诬告。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于咸阳，使天下知之，以为警戒。

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清理整顿而已。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候星气、炼丹药的术士，并非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

那么，坑术士又是在何时开始被误传为坑儒的呢？

坑儒考

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

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譬如，造假书画的人，在造假完毕之后，总会不惮辛苦，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题跋，以标榜名家品鉴，流传有绪。《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其真。

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从理智上，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但从利益和感情上，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他们念叨的目的，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你看，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不说，还落下了千古骂名。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除了圣贤经典之外，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圣徒。而话语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存在，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

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一准得跟你急，你干吗不坑我们儒生，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
然而，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儒生只会以古非今，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以儒生当时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
当然，自汉以来，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儒依然作为一个褒义词而存在。比如说儒商，虽实际是商，却也得把儒摆在商前面，以便附庸风雅。然而，儒商这词，其实和后现代这类词一样，纯属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儒商不两立，要么就儒，要么就商，焉能兼得？

（文章摘自《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终结卷》）

无论从正史还是野传上来看, 众口一词的就是秦始皇一生做了三件事: 统一中国, 焚书坑儒, 修长城..我们不必去计较他烧书的目的和是否留有备份,也不必对他坑的到底是术士还是儒生太过认真. 从地缘政治上看,他做到了安内攘外大一统.尽管秦朝寿命短暂,但在亚欧大陆架的东方一个延续不断大国文明诞生了,自燕,赵长城后,中原文明就和修长城结下不解之缘.放眼欧洲地中海沿岸古希腊和古罗马城邦大帝国灿烂文明的烟飞灰灭,对比秦统一文字和欧洲拉丁文的没落, 我们庆幸蒙古高原和长城的历史屏障作用之后,也不要忘记不论是冷兵器时代还是热核时代,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是万分重要的. 今年是珍宝岛保卫战四十周年,四十年前当地的很多插队知青和黑龙江兵团的知青战士都参加了那时一系列的战斗, 历史的逻辑还在重演, 而这一次, 东西方继韩战后又一次正面交手了.这一次, 中国在核讹诈和百万装备导弹的"凶弩"面前以弱胜强, 摆平美苏,走进联合国......

秦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朝代，它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并且秦北伐匈奴南平百越，第一次明确的划定了中国的版图。在北方则是立国不久的匈奴以及东胡和月氏，而西域诸国尚未与秦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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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古希腊和古罗马, 中国几千年历经战乱和外族入侵改朝换代, 但最终中华文字和文化将外来民族同化, 华夏文明得以传承, 而古希腊和古罗马被外族吞灭,其文字失传, 国家不在, 文明烟飞灰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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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中华战神：威震匈奴千里的秦国大将蒙恬

战国末年，烽烟四起，秦国以一国之力，横扫中原六国，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在中原混战的同时，中国的北方一直活跃着一个善于骑射凶悍无比的民族 ——匈奴，他们利用中原战乱之机，不断骚扰北方各国。在秦统一中原的同时，他们乘机跨过黄河，占领了河套以南的大片土地，直接威胁着秦都咸阳的安全。成为整个帝国最后的心腹之患就在此时，秦始皇派出一名大将北击匈奴，这就是名将蒙恬。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以蒙恬为帅，统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在黄河之滨，以步兵为主的秦军与匈奴骑兵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蒙恬以锐不可当的破竹之势，一举收复河套、阳山、北假等(今内蒙古)地区。使匈奴望风而逃，远遁大漠。汉代贾谊就评价当时匈奴的状态说：“不敢南下而牧马。”蒙恬仅一战就将彪悍勇猛的匈奴重创，使其溃不成军，四处狼奔。匈奴几十年不敢进汉地，蒙恬功至高也。

独步沙场破不败神话
大一统的中国刚刚缔造的时候，蒙恬没有机会去享受一个开国功臣应得的荣华，而是肩负着更艰巨的使命——北定匈奴。公元前221年，蒙恬率大军攻破齐都，实现了秦始皇梦寐以求的全国统一。正当咸阳城里欢庆胜利的时候，秦国北部边境传来匈奴频繁骚扰并大举南侵的消息。匈奴军队杀人放火，抢劫牲畜财物，边疆人民苦不堪言。这时，秦国刚刚统一，人心思定，军民厌战。蒙恬不顾连年征战的辛劳，接受命令“北逐戎狄”，收复河套一带。
面对匈奴的挑衅，秦始皇选择了蒙恬领兵出征。这里的原因大概有二：其一，青年时代的蒙恬长年在北方边境守卫，对匈奴的战法极其熟悉，这是那些长年征战中原的老将们所不能比的。其二，蒙恬是秦军里最富有进攻精神和野战能力的将领，秦朝其他将领打的多是中原地区的攻坚战，对于塞北草原上与匈奴的野战并无多少经验。
公元前215年，蒙恬率领30万能征善战的大军，日夜兼程赶赴边关。扎下大营后，他一边派人侦察敌情，一边亲自翻山越岭察看地形。第一次交战，就杀得匈奴人仰马翻，溃散草原。公元前214年的春天，又爆发了最具决定性的战争。蒙恬跟匈奴人在黄河以北，进行了几场战争，匈奴主力受重创。最后匈奴人被彻底打败，向无限的北边逃窜。史书上记载：匈奴人向北(逃窜)七百多余里。
蒙恬并没有辜负众望，一战定河套，打得匈奴魂飞魄散。贾谊也曾形容说“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这正是对河套战役功业的称赞。后来中原再次大乱时，匈奴却不敢深入汉境，这不能不说与此战有很大关系。

主题：蒙古高原畅想之二: 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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