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开拓，在这片沃土(连载)

 

 第三十四节

与巴盟小分队不同的是，同时分赴乌兰察布盟开门办学的那支小分队，却多少得到了一些更有实际意义的成效。

有一名自下乡就担任了大队赤脚医生的学员北京知青米国英，从来到共大以后就一直坚持为学员们、农场知青们和附近社员们治病。此人对所谓政治问题一向不大关心，总认为一个人要真正为老百姓做点有用的事，就得有真才实学。这倒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第一动因这条永恒的真理。这次开门办学，他也主动坚持每到一处，就为当地社员进行各种疑难杂症的诊治。同队还有几名学员也很受到他的影响和带动，帮助他跑前跑后地，倒也形成了这支小分队的一个重要特点。

孟和生也在这支小分队里。他也看上了赤脚医生这个职业。在他看来，既然进城的打算在这所学校里没了指望，选学了这个职业倒是能让自己后半生在村子里扬眉吐气起来。既不用再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出大力流大汗了，还能让各家各户再也不敢慢待自己，到谁家都能吃香喝辣的，岂不是不幸中找到一份万幸了吗。他以前在村里也常听老辈人闲讲一些诸如中医的汤头歌诀等等，在米国英的诚心教诲下又真学了不少有用的实际医学知识，这次出来后，他就开始跃跃欲试地想施展一下拳脚了。

这天，小分队的驻地来了一名求治的社员。米国英和其他同学都跟社员们下地劳动去了，孟和生又在家里泡病号。见到有人求医，遂来了兴头，连病情都没问清楚，就大而画之地为那人施了银针，还从米国英的药箱里找出些药片来送给了那人。患者感恩戴德地走了，孟和生自然得意洋洋。等同学们一回来，他就忙不叠地把自己的功劳添油加醋地讲给了大家听。米国英是个细心人，长期的行医生涯，已经使他形成了一种本能的职业警惕。他不动声色地详细询问了孟和生处置病人的全部细节经过，不由得喊了一声“不好”，伸手提起自己那个药箱就往外跑。刚出门不远，就遇上了前来再次求医的患者家属，称患者刚才回家后，很快就出现了虚脱现象，只好前来再次讨教救命办法。米国英二话没讲，拉了患者家属就往那家跑，一进门就麻利地给已经昏迷不醒的患者扎针施救，三下五除二地把那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直到患者终于睁开了双眼、并清晰地说出话来，米国英才长出了一口气，抹了一把满脸的汗水，接过主人递过来的一大瓢凉水咕咚咕咚地灌进了肚。旁边跟来的孟和生，一颗知道惹了大祸的心也总算放了下来，他战战兢兢地伸过头来问米国英：“没事了吧。”米国英没回答他的问话，只是先安慰了一气病人和家属，然后就带了孟和生等学员回到了驻地。进了屋，米国英这才一脸严肃地狠狠批评起孟和生来。从医生的基本医德，直讲到许多具体的病例，说得孟和生心惊肉跳地，再也不敢胡乱逞能了。其他同学也从这件事里受到一次深刻教育。“实事求是”的好传统大概就是这样在我们的一点一滴实践小事中积累形成的。

另外，由于这样的实践更加接近农村地区的客观实践需要，因此，社员们真心实意的欢迎，就成了催动同学们努力实践和心情舒畅的最好动力源泉。从这件事引发出对于农业生产劳动各方面认识的提高，至少使得这队学员中的大部分人多少得出了要更加重视农业劳动技能训练这样的结论，为大家在以后的人生中重视求真务实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第三十五节

 

这个时候，从中央到地方的各主要部门，还在拼命地紧抓着对于邓小平三个工业文件的“深入批判”活动。调研队里的部分学员在回校前被顺道留在呼和浩特市，受命与自治区知青办的几位干部共同研究如何开展这一批判的问题。

邓小平这三个文件是在他重新出来工作的不长时期内，在“全面整顿”的总目标下针对全国工业生产现状所形成的整顿工作指导性文件。今年初，小平再次被“打倒”，他的成果当然就重新成为了一种罪状。于是，对这些文件当然就得组织深入批判了。

然而，且不说邓小平当年的“全面整顿”是何等地深入人心，经历了十年乱糟糟生活的广大老百姓对此无不拍手叫好；即使是今天邓小平又一次倒下了，可那段时间中所形成的各种新提法、新观点、新思维等却仍然在人们心中暗暗地然而强劲地涌动着。更由于知青共大的这批学员已经经过了毛主席的“两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教化，又有了几次重大社会的和自身的实践变革促成了他们思维方式的开始走向科学。再加上许多来自中央一级的小道消息，使得大家对来自上面的东西开始有了一点独立思考的能力了。许多以往的疑问和困惑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作用，人们开始敢于提出一些疑问了。更由于知青们基本上都并不懂得大工业，仅从文章的基本观点和逻辑关系上，还真觉得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间并没有什么找得到的冲突。因此，这次的批判任务受到了明显的阻碍。

当一些学员们坦诚地向知青办的同志讲出了自己对于这次批判任务的疑虑时，一位干部很有经验地教给知青们一个秘诀：“你们干嘛要想那么多啊。如果你事先认定了它们是有问题的，然后再来找他们的错误不就容易多了吗。”

“可这样不符合科学的认识规律啊。”知青中有人反驳了。

“嗨。现在首先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的问题，哪有那么多什么认识规律啊。”

“得了吧。规律是客观存在，不承认是不行的。”立刻又有知青起来反驳了。

“那……那你们说，碰到现在这种事，应该怎么个应用你们的认识规律啊？”

“当然是实事求是喽。”

“怎么又跑出来个‘实事求是’啦？说了半天你们还是没解决怎么批的问题呀。”

“批什么呀。天天批这个批那个的，已经批了这么多年了。咱们到底有没有立起些什么来啊？叫我说，这三个文件是对现在已经很乱的工业生产秩序进行整顿，不是挺好的嘛。难道就因为是邓小平讲的就一定不好吗？”

“当然了。邓小平还能讲出什么好话来吗？”知青办的那位同志立刻理直气壮起来。

“嘿！那可不一定。您学过党史没有？党的历史上有好多人都是先有功后有过的，也不能因为他们后来的过就把他们的前功一笔抹光吧。像陈独秀，毛主席就说他‘建党有功’嘛；像林彪，打仗还是行的嘛；用同样的观点来评价邓小平，他那时候出来主持工作和形成这几个文件，好象也是毛主席亲自点的将吧？况且他这次下台好象也不是因为这个事儿吧？要是像你这么把他做过的一切一下子都否定掉，会不会有攻击伟大领袖之嫌呢？”一位学员连珠炮般地发出了这通议论。一顶“攻击伟大领袖”的大帽子还真把那位干部吓得可以。支吾了好一会儿，再没讲出个什么道道来，批判活动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作为学校的负责人，当时的校领导也已经比较地有了自己的主见。他们认定自己的学校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让学员们能够更加完全地认识中国特别是内蒙古的农村牧区，以便能够通过这所学校真正为自治区广大农村牧区培养出一批符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践需要的有用人才来。因此对于那些已经开始让学员们感到不大耐烦了的批判会并没有下多大劲去抓。这就在事实上给了学员们一份难得的空间，使大家得以在那段相当混乱的日子里有条件比较安心于自己的学业生活。

    文革后期到改革开放前的那段时间，中国的政治风浪潮涌，知青共大的学员都是经过农村锻炼的，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和分析能力，他们的思考是积极的、现实的。

感谢这中肯的评价!

 

第十章                       激       变

 

第三十六节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记得，当时不论发生什么大事，往往都得等事过境迁之后很久才传达到老百姓当中。林彪事件的传达最为典型。这里面固然有事件本身在定性上的诸多问题，然而，中央内部的激烈斗争也肯定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与此截然不同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传达。这并不是当时的中央机关的作用，而是来自老百姓之间的自动传播。

“‘四人帮’倒了！”

“‘四人帮’被揪出来了！”

一批自认为特别关心政治的学员们感到松了一口气。他们的感受主要是：立即重上井冈山的危机似乎是真的过去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但把毛主席已经点名严厉指责过的“四人帮”一举成功揪了出来，而且明确喊出了“高举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大旗”的口号。这在当时几乎是这批激进的小家伙们拿来衡量新的接班人是否合格可靠的唯一标准了。当然，现在想想，这些想法真是幼稚可笑透顶了。就算那时候“四人帮”篡党夺权真的成了功，那些家伙完全可以用同一的口号来迷惑人的。况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本身就是“以阶级斗争为钢”这条错误路线的直接产物。人们早已在全面否定文革的同时将它完全抛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新的党中央对那套“理论”的最坚定的否定和批判。

另一些学员的思想比较接近实际了。他们想到的首先是这所好容易才开始学习一点有用知识的大学还会不会因为这种巨大的政局变化而再次改变它的课程设置。有相当一批学员在私底下议论了不少日子。因为那段时间里，以张鲁同志为首的新一任校领导为了充分表现出他们一班人的高度政治觉悟，下了大功夫组织了一连串规模浩大的批判“四人帮”大会，占用了不少正课时间。好在这种表现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大约半个多月后，这样的会议虽然要求仍然很严格，但在时间安排上则逐渐转为正常，各门专业课程也就重新走上了正规。这才让那些担心“又要学不到东西了”的学员们松了一口气。

更有头脑灵活的少数学员，认定大形势变化会从此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至少是给了自己一个可能改变的新机会。于是开始往家里写信或打电话，要求家里人想办法把自己“办回城”。

随着揭批“四人帮”时间的不断延长和过程的逐渐深入。在人们的头脑中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转变。

首先，对“四人帮”各种罪行的批判使得人们对于面对的各种问题都越来越敢设疑发问了。于是，曾经长期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各种疑问开始越来越公开地变成了大家日常讨论的具体话题。先是茶余饭后时的闲聊，慢慢地就变得到了课堂上进行正常争论了。虽然这种争论常常被以“时间有限”等理由为名，被学校的领导或教师们婉言制止，却挡不住有心人和好事者利用课下时间继续相关争论。由于大家的思想都还是刚刚开禁不久，所以当时的争论往往得不出什么具体的直接结论来。但这却极大地启发了学员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多数同学按比较科学的思维方法思考问题的新习惯。仔细回想起来，正是由于在这种巨大时代性变迁面前我们当时所实际遭遇的那种不知所措，才使得我们这批学员中绝大多数人开始有了一种新的比较接近实际、也就是比较科学的正确思维方式。

其次，批判配合着学员们学习的成果，确实对相当一批学员的思维习惯形成了最大的冲击。它使人们于不知不觉之中在事实上转变了自己在文革十年中形成的许多思维定势。这对一些学员在未来面对各种巨大的社会变化，形成了极为有用的全新思想态势，产生了相当实际的推动作用。过去那种从报纸或上级的定论出发去思考认识问题的形而上学式思维开始被大家抛弃，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开始更强有力地进入到大家的生活和实践中。对“四人帮”的批判并不完全等同于原来组织的各种批判活动。其最大特点就在于有更多的发言稿是经过了人们大脑的自我思考而产生的，批判的方面之多、内容之丰富和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这里就产生出许多实际上与当时仍然在社会舆论界中还相当流行的“左”的一套东西大相径庭的、来源于知青学员们实践体会的真知灼见。

 

 第三十七节

这天上午，达来与青云二人在闲聊回去后的计划设想时产生了冲突。冲突是纯理论性的，后来大家把他们的争论归结为“根和花果”之争。

开始时青云戏说着自己毕业回去后，首先就要先想办法把自己和达来所在的两个不同农场归并为一，把达来的场长位置夺过来，只保留他的党委书记职务，说这才是真正做到了肩并肩奋斗了。他当时的本意只是因为要对同班另一个同学在达来又一次与自己自然肩并肩地进了宿舍时同样是戏说的一句“你（指青云）别老爬着攀人家的高枝儿了。人家是党员，你才是个啥呀。”的随口反击。意思是现在自己虽不是党员，却一样可以达到与达来的平起平坐。

达来的脑子反映照样不慢。他只是稍稍停顿了一下，就昂头对青云笑回了一句：“嘿嘿，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是管这两个农场的海渤湾市农委书记了。我一定会让你当上这个场长的。”言外之意就是到时候我还是比你高上一筹。

这样的玩笑，本来大家天天都开，可青云当时的脑子忽然一转，当然也只是为了打胜这场嘴仗地指责起达来这是“宣传拔根”来，而达来则理直气壮地声称自己这是“开出了更新的花果”。

“狗屁。根都断了，哪还长得出什么花果啊。”

“那可不一定。也许当时我只是把根移了个地方呢。”

同学们最喜欢这种所谓的“辩论”了。一家伙围上来不少人，有帮青云的，也有帮达来的。青云一派坚持认为“根是不能随便乱移的”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江南的橘子移到江北可就变成枳了”。而达来一帮则坚持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定得开花结果”，如果总是没有新发展，那就是白费力；尤其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实践，如果所有有为青年都只能永远留在下面，那上面的权力就可能再次改变颜色了。

最有意思的是，吵了一通以后，所有参加争辩的人突然一下子都静了下来。大家几乎是同时意识到了这里确实存在着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即“扎根”的全部意义和内涵到底应该如何全面正确地理解。摆在大家面前的社会现实，已经是不少知青在乡下做出一定成绩后被安排到城市和上级的各个相关部门单位，担任了各种不同岗位的新任务新使命。自己这批被称为“自治区知青精英”的学员在毕业回队后，当然有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即使是那些在下面本就干不出什么成就的知青，似乎更盼着早日离开农村、重新寻找自己的出路。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意识影响，本来是不敢在知青共大这个大环境里表现出来的，这时候等于突然间发现了自己一条重新发展之路，那还有不认真思索一下的。这时候的知青们，几乎没有谁再思考什么理论上的对错，而是开始自然而然地学着从实际出发来郑重思考自己明天的去向了。

这场争论，实际上是“花果派”占了上风。因为，只要长得出花果，那根就肯定没事。而花果又代表目标，比起作为形成花果之手段的扎根来说，自是它的位置重要得多了。因此，它明显是学员们在用一种比较科学的正确思维方式在自觉不自觉地代替着原来那套僵死教条式的所谓“理论”的一种表现。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学员们从这个时期开始，在努力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的同时，开始感受到了一种科学思维无处不在的巨大力量。一些学农学机的学员们带头，很快在一些学员中兴起了学习数理化的新热潮。当然，这在当时还都只是大家心照不宣地在底下悄悄进行的事。但参加到这个行列中的实际人数却并不算少；再就是真正为了考大学而学习的则仍然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因为毕竟当时还没有高考的消息让人激动的。

 

 第三十八节

当然，变革并不是学校生活中唯一的真实现象。学员中还真有对于“四人帮”的倒台大惑不解的。最典型的就是在理论上已经自认为完全成熟的黄念生。在他的思想认识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经是一个绝对完美的封闭式体系了。靠了这套理论，他建立起要求自己毕生从事改造中国广大农村牧区这项职业革命事业的终生信念。知青共大给了他一个实现这个梦想的现实天地。自从进校以来，他每天都在孜孜不倦地学习着、钻研着，每天都会产生许多至少令自己浑身热血沸腾的崭新理论结论。他几乎每时每刻都沉浸在通过自己的辛勤说教使更多的同志更加觉悟、更加奋发、更加充满自信与热情地去投入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大革命洪流中去的极大喜悦与兴奋之中。因此，人们见到的黄念生，除了大会上的慷慨激昂外，就从来都是一脸春光灿烂的欢欣笑意。他对同学们的许多生活小事极为关心，因为他从心底里视大家为自己今生今世革命生涯中最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现在，“四人帮”被揪了出来。给小黄的思想上带来了一种别人几乎感受不到的极大困惑。在他的意识里，理论的作用和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四人帮”在他的眼里并不是几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当时那个时代一整套成熟理论的现实代表和总体形象。弄倒了这四个人事小，但对事实上以他们为代表近十年来逐步形成的理论体系进行如此彻底的否定与批判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他看来，我们的党用了多少巨大甚至可怕的代价才得到了今天这些真理性的认识，怎么能说扔掉就扔掉呢。说这些人搞的是一条极左路线，可不正是这些做法才使得我们的党揪出了那么多隐藏极深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如果离开了这样彻底的革命实践，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达到我们党的纯洁和重新积聚起使自己无比强大的新生力量呢。

现在看这些问题，答案应该说是相当简单了。但对于必须从理论根基上把这些问题完全弄懂弄通的小黄来说，即使是一般人阐述现在的理论，也不一定就能够使他达到完全彻底的心悦诚服。

当时，更为实际的严重问题在于，由于他在学校里“理论家”的名声几乎已经固定，再加上他教育革命组负责人的实际身份，因此校领导对于他的要求，就不仅是在各种批判会上作一般性的发言，而必须是“有份量、有深度”的指导性发言。因此他总是处在一种白天激昂慷慨地深揭猛批“四人帮”、夜来却几乎夜夜冥思苦想难以入眠的极度痛苦之中。更让他痛苦的是，在这所学校里，几乎没人能理解他的这种极度矛盾的心理，也几乎没有人能够在理论上达到能同自己平等交流的水平。这使他一直保持着不为人知的极度沉默。

小黄的这样硬装出来的姿态，当然不可能完全没有人注意到。这就在他当时的入党问题上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校党委本来已经准备同意发展他了，可下面却偏偏有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反映他在批判“四人帮”问题上“态度不够积极”。这顶大帽子当时谁也承担不起，于是他终于没能够在共大入上党。这对于当时的小黄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他的心里更苦恼了。

直到后来，他在离开内蒙回北京之前、在呼和浩特一次偶遇到那位我们前边提到过的《内蒙古日报》社记者老曹时，他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吐出了自己胸中的全部思想块垒。他的这种绝对极端的思想认识，让老曹完全惊呆了。老曹设法通过熟人找到了还在学校工作的卫东等少数几人，请他们千万想办法好好劝劝小黄，生怕他在现实中再因此犯上什么政治错误。学友们没一个人帮上过这个忙。原因不仅是小黄当时已经回了北京，更由于确实没有一个人有水平说服这位知青中少有的理论天才。

黄念生的父亲也没想到孩子会在这个问题上倒下来。趁孩子回京后在家中休息的一段时间，他用自己所能了解到的大量鲜活生动的实际事例，向孩子证明了“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滔天罪行。才使黄念生对于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英明举措有了比较深切的理解。这使得他对于社会现实的对抗情绪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然而，就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成套理论而言，黄念生却始终不觉得应当就那么无情、坚决地抛弃。他觉得，不仅这一理论仍然应当是当今的中国革命始终坚持的唯一正确路线，而且，作为这一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毛主席晚年一系列思考性的言论，其深邃的内含更绝非一般人所能够完全理解透彻、因而更加有绝对的必要去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真正学懂弄通的。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本来十分正常的事，硬是让“四人帮”这种政治流氓们给彻底损害了。在小黄的思想认识里，并没有觉得“四人帮”同他们所倡导的那套理论间有什么内在的必然联系。这就使得他的思想上一直顽固地存在着那么一个严重的思想误区。不过，对整个社会而言，那已经转化成了一种纯粹个人的学术性探索活动，对他人则再无什么实际影响了。

经历了这样的巨变后，黄念生对自己以往的经历再不愿意回顾，于是从此在所有共大同学的视线中消失了。

   “经历了这样的巨变后，黄念生对自己以往的经历再不愿意回顾，于是从此在所有共大同学的视线中消失了。”

    黄念生后来怎样？近况如何？方便的话，能否在短信中告知？

老黄自此销声匿迹，我们后来再也没有得到他的确切消息!
我所知道的事实是，他从共大考上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后又考去了美国一所大学。再后来就没消息了。

 

 第十一章    专 业 课 上

 

第三十九节

    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得到了一个正式通知：要求每名学员根据自己的实践需要任意选择刚刚设定的专业班。

前期的各项实践已经让绝大多数学员们变得比较现实了，加上规定的政治理论课已经基本讲授完毕，参观大寨和社会调研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到了必须安排学员们学点新内容的时候了。

被任命为学校第二届校党委书记的张鲁同志在到校后不久听取学校前段工作情况报告的时候，听说全体学员至今（已经距开学好几个月了）还在进行入学教育，几乎当场喷饭。后发现其实学校还是开展了几个阶段的教育活动，只是原来的同志们已经习惯于把所有教学活动通通归结到“我为什么上共大”里去，才稍稍释然了。无奈自己下车伊始，不便过于指摘，于是一脸认真地继续听完了宋校长等人的汇报，才不紧不慢地把自己考虑已久的方案谈了出来：

“听了大家谈的，首先是很受鼓舞和启发，其次也很感动。同志们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好地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广大学员以及咱们干部和教职工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和锻炼。对于下一步安排，我的意见是要按照自治区知青领导小组和知青办领导们的既定意图，继续加大对学员们的培养力度。大家看看，在咱们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已经告一段落、参观大寨和开展社会调研也马上就要结束时，是不是可以考虑开始给同学们安排上一些与农村发展有密切关系的专业课程了？”

作为学校的党委书记兼校长，张鲁同志用这样的口气和用语提出的计划当然很容易就得到了大家一致通过。经过到学员中反复调查研究，校领导又讨论了多次，最后终于决定同时开设政治理论、农业机械（简称农机）、农业科学（简称农学）和农牧业兽医（简称农医）四个专业班。至于每名学员具体学什么，则由大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自行选择决定。

学员们倒是大都相当痛快。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共大教育实践，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明确了自己在下乡所在地的具体社会位置，也大多形成了“回去以后如何干”的具体设想规划。因此，通知发出后不到一天的功夫，所有学员就都选定了自己想学的专业。

大体情况是：选学政治理论和选学农学专业的各二十余人，选学农医专业的最少，仅为十余人。最多的半数以上学员则选择了学农机。

大约近六十名学员选学了农机专业。这里，有的人是早就羡慕在农村牧区开车这一行了，有的人则是来校后认识到了机械化可能是自己为第二故乡多作贡献的最实际道路，还有的是认定了学这一行可以最快速度改变自己在乡下的实际地位。特别是当时负责主办这个专业的缪树藩老师从自己长期的实践经验中发现有个驾驶本在当时的农村牧区是何等地招人羡慕，从而得出了“一定要让同学们在毕业时能够都拿上拖拉机驾驶证”的办班要点，通过紧张的前期准备，在学员们报名时就响亮地喊出了“保证大家毕业时都考上驾驶证”的郑重许诺，已经懂得追求实际的学员们对此当然相当重视。因此，凡是不打算因为政治斗争而同当地社员们闹些什么矛盾、而又觉得自己有这方面条件的大多数男女学员，就都纷纷抢着报进了这个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