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军垦梦——兵团生活回忆录之一
一
1969年7月下旬,空军的飞机不断在古城保定上空盘旋。飞机上投下的布告飘落到城区的大街小巷。
我已多次捡到过这种空投的布告。它与贴满大街小巷的布告一样,是中央的“七·二三”、“七·二八”布告和4800部队、保定地革委的“七·二二”布告。布告我已看过,条款很多,但大意挺简单,就是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无条件回厂、回校,按系统、行业、班组搞大联合。还提到要坚决镇压反革命。
动用飞机散发布告,给我的强烈感觉是,三十八军(当时的番号为4800部队)要动真格的了,它要采取强硬措施,迫使还在武斗的保定两个对立派别,放下枪炮,实现联合,最终达到保定的稳定。
三十八军介入保定文革之后,支持的是将斗争矛头指向省委书记刘子厚的“工总派”。“工总派”虽然把刘子厚搞得灰头土脸,但最终并没有把他打倒。“三结合”以后,刘子厚成了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依然主政河北。其它地市反对刘子厚的造反派全部垮台,只有保定的“工总派”因有三十八军的支持,才得以幸免。支持刘子厚的保定“红楼派”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决意置“工总派”于死地,而“工总派”依然还想着彻底斗垮“红楼派”。所以,保定依然枪声不断。
此时,保定文革已基本上由三十八军主导,它必须尽快结束保定的混乱局面,以跟上全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它采取严厉的高压政策,强迫两派就范,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我所参加的保定五中“钢铁兵团”就属于 “工总派”。 三十八军要求我们回校搞联合,我们本该响应。可 “钢铁”似乎已是一盘散沙,并没有人出头组织这件事。我们依然盘踞在市人委西北角的小院里。
市人委的全称是保定市人民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市政府。市人委所在的大院据说是清代的贡院,里边的房子还真的都是古衙署式的旧建筑。它的格局是院子后边还有院子,挺老大的。这里是“工总派”的据点,我们在学校无法立足,便占据了其西北角上的一个花园式小院。
保定五中“钢铁兵团”,本来比对立面五中“烈火”和五中“造反团”势力大,占据着学校的中楼和北楼。但由于后来学校对门的第一橡胶厂“工总派”倒戈,“红楼派”整个保定地区的农民组织“贫代会”,又把据点建在了五中的西边,使我们处于两面受敌而又孤立无援的境地。更可怕的是,“烈火”和“造反团”手里有了枪,我们处在了真实的威胁之下。迫于形势,我们搬出了学校,到这个小院落脚。
我已有很长时间不去市人委了。因为“钢铁”已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活动,连为本派充数壮胆的游行活动都没有,只有一些低年级的学生在那儿胡混,实在没什么意思。
从兴高采烈地欢迎停课闹革命开始,我参加文化大革命算起来也有三年时间了。革命造反的热情,在“到底做得对不对”的追问中消耗,我已没有了争斗的昂奋,只有对这种混乱的厌倦。
二
8月初的一天,我心血来潮,又去了市人委,竟然听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保定招兵。
如能参加内蒙兵团,说不定就能亲手教训苏修老毛子了。3月份发生珍宝岛事件时,我曾满腔怒火,义愤填膺,恨不能自己也去当兵守边防。
当兵,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是我的向往。绿军装,红领章,英姿飒爽,骑马挎枪,那是多么豪迈。
文革初期,我们班的李国型就光荣入伍。他是我的好友,我特意到保定地球物理探矿公司他的家中,为他送别。我请求他到了部队以后,尽快给我来信,多介绍部队的情况。
不久,我就收到了他的来信。信封上他的地址是“河南洛阳总字790部队23分队”,番号!让人自豪的番号。可惜,它与我毫不相干!我认真地看着信中的每一个字,力图从字里行间想像出部队的火热生活。
拿着他的来信,我嫉妒得眼睛都要发红。但我知道我没有戏,我永远都当不了兵,因为当兵要过“政审”这一关。政审要上查三代,看看家族中有没有人有政治问题。初三上学期团支部培养我入团时,我已从班主任刘永义那里得知,我父亲有历史问题,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国民党兵。解放后虽已定性为一般历史问题,但仍是一个极大的污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政审“审”的就是老子,我有个有问题的爹,怎么可能通过征兵时的“政审”呢?
兵团招兵,让我眼前一亮。听说,兵团也在解放军的序列,也是部队的编制,由现役军人领导,能算半个兵。但招兵条件不像解放军征兵那么严格,也没有名额的限制,能够加入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另外,青年学生上山下乡已是大势所趋。我感觉,与其将来被安排下乡,还不如主动去兵团,因为我对兵团有着极为美好的印象。
我看过一部纪录片,叫《军垦战歌》,反映的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影片中,青年男女唱着高亢、嘹亮战歌,满怀激情,战天斗地,把亘古荒原变成了塞外江南,那火热的场面,引燃了我想当兵团战士的热望,成为我军垦之梦的源头。
尤其那首《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的插曲,一唱就令人对军垦生活无限神往。
迎着晨风迎着阳光,
跨山过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
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哪里有荒原,
就让哪里盛产棉粮。
哪里有高山,
就让哪里献出宝藏。
嘿!
革命的重担扛在肩上,
毛主席的教导记在心上。
红在边疆专在边疆,
在斗争中奋勇前进,
朝着共产主义坚定方向。
我感觉只有那些有远大抱负的有志青年,才有资格唱这样的歌曲。而自己每每唱起这首歌曲时,也会不自主地渴望自己具备这种资格。
还有一首叫《边疆处处赛江南》:“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赛江南,赛呀赛江南。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啊呀勒,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哎,鱼呀鱼满船。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更是诗情画意,令人遐想。
我还看过一本小说,叫《军队的女儿》,也是写新疆建设兵团的,曾把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小说的主人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叫刘海英。她年纪虽小,理想远大;积极上进,勤奋好学;为保护国家财产,英勇无畏;瘫痪后,又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最终光荣归队。堪称青年的榜样!
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到情节之中,把自己也当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掩卷深思,我会想,我要是刘海英的战友,该多好啊!
另外,我还看过一本描写云南知识青年建设边疆的书,叫《边疆晓歌》。已记不清是不是写兵团的,只记得有知青恋爱的内容。看那本书时,我很关注这样的情节,与此无关的往往跳过。看了此书,我竟然幻想着自己也在边疆建设中找到意中人。
而眼下自己有机会成为光荣的兵团战士了,自然激动万分,仿佛自己已是《军垦战歌》中的人,自己已和心目中的英雄们站在了一起。
三
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招兵的消息传开后,“工总派”占据的市区出现了“逃避斗争,就是背叛”、“做彻底的造反派,不做可耻的逃兵”的大标语。
有人对我说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属北京军区序列,他们来保定招兵是个大阴谋,是支持“红楼派”的北京军区,瓦解保定造反派的釜底抽薪的诡计。希望人们不要报名。
我感觉,这种说法很难自圆其说,因为招兵动员不仅面向三十八军支持的“工总派”,而且也面向北京军区支持的“红楼派”。为防止因在保定招兵而把派性斗争引到兵团,招兵时还按派定向。“工总派”的去三师、六师,“红楼派”的去一师、二师。而且支持“工总派”的三十八军,也动员“工总派”的学生去三师二十三团,据说,该团的现身军人都是从三十八军调去的。
我分析,不愿意让人们报名的应该是各组织的头头,手下的兵走没有了,他们还给谁当头儿呢?而不应该是三十八军,因为那时主导保定文化大革命的已是三十八军,保定出问题,中央要向三十八军问责,三十八军当然希望保定尽快稳定下来。所以北京军区组织保定两派学生去内蒙,三十八军一定会顺水推舟的。
其实,我早已厌倦了无休止的争斗,而且已看出,我们对于争斗结果的影响那就是个零。至于谁更造反,谁更革命,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最终不过沦为上层斗争的工具。
学校也不像机关、企事业单位,派性斗争夹杂着个人恩怨,非要斗个你死我活。虽然学生们造了半天反,也想争个上下高低,但也都知道最终要一拍两散,各奔东西。没有必要为了一个刘子厚,一生一世斗下去,非斗出个血海深仇不可。我们班的两派同学间就没有什么仇怨,私交还都是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报名去内蒙,没有什么对不住人的地方。
四
1969年8月上旬,我接到通知,说兵团接兵的人第二天到我们“钢铁”的驻地,进行招兵动员。通知我的好像是张玉庆,他是“钢铁”的小头目,也想去兵团,应该是他组织了这件事。
第二天,还没到约定时间,市人委西北角的小院就挤满了人。不仅有文革的积极分子,还来了不少不怎么参加活动的准“逍遥派”。人们三三两两地交流着能够听到的各种信息,焦急地等待着招兵的人的到来。
他终于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白白胖胖的军官。有人介绍说,他是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五十二团的政委,也是六师接兵的负责人,叫蘭克夫。人们称他蘭政委。跟在蘭政委身边的还有一位个子不高,长得挺秀气的学生模样的人,看上去也就十六七岁。据说是蘭政委的助手。
蘭政委先给我们讲了组建兵团的伟大意义。他满怀深情地说,红卫兵小将们,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特大喜讯!今年一月二十四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批示,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兵团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支持,最大鞭策!在毛主席“一·二四批示”的指引下,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于今年春季胜利诞生了。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他介绍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是北京军区序列的生产建设部队。由军队领导,建制、待遇和正规部队一样,同样也发武器。不同的是,它的任务更为繁重,不仅要保卫边疆,还要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兵团的建军宗旨就是“屯垦戍边,寓兵于农”。所以,我们既是兵,又是民。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
他说,我们接兵组的同志,这次来到保定,就是遵照毛主席的“一·二四批示”,为兵团挑选精兵强将。
他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的驻地是锡林郭勒盟草原。锡盟草原是中国的四大草原之一,水草丰茂,牛羊遍野。
在动员报告的最后,他说,历史赋于了你们这些年轻人最神圣的任务,就是把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全人类。所以,你们不仅要关心保定,还要关注全国,放眼世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在祖国北疆布下了新疆建设兵团、内蒙古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建设兵团。这不仅对保卫我国北部边疆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反修、防修和世界革命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讲到这里,他挥动手臂,激动地说,你们的面前是一副重担,既艰巨,又神圣。把这副重担交给你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你们的信任,是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信任。也是你们红卫兵的光荣,你们红卫兵的骄傲。党在向你们招唤,毛主席在向你们挥手,你们应该怎么办?
被他的激情所感染,一些人不由自主地大声回答:“参加兵团!”我已热血沸腾,也跟着大家一起喊起来。
动员报告结束后,人们立即把蘭政委围了个严严实实,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各种问题。有人问是不是发枪,有人问能不能骑马,有人问发不发军装,蓝政委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他说,兵团和部队一样,实行供给制。吃饭,有连队食堂,穿衣,由连里发军装。买日用品,连里发津贴,第一年5元,第二年6元,第三年7元。三年之后实行工资制。
也有女同学问什么时候才能探家。蘭政委答复说,三年之后安排,每年一次。
人们把能想到的问题,基本上都问了个遍。看看人们基本平静下来,蓝政委让他的助手给大家发了申请表。
我领了一份,我的好友张金贵也领了一份。我俩曾反复商讨是否参加兵团,最后商定,结伴而行,共赴边疆。
五
回到家里,我把我想去兵团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明确表示反对。
她的理由很充分,也很现实。家里收入不多,父母收入加在一起也就70多元;而孩子不少,一共5个,生活一直非常困难。我是老大,他们早就盼着我能上班挣钱,补贴家用,减轻他们的压力。
1966年,我初中临近毕业时,他们就曾为此事伤过脑筋。我想考高中,将来能上大学。而父母则希望我尽快工作,及早挣钱。可巧那年闹起了文化大革命,上学也好,上班也好,都无从谈起,此事才不了了之。
现在,好容易熬到文革有了收尾的苗头,她当然盼着我能分配工作,为家里挣钱。
无所事事的焦躁,想找到工作开始新生活的焦急,一直煎熬着我,我当然理解母亲的心情。我不仅知道她希望我担当养家重任的心思,也知道她对我远离故土,几年不能回家的忧虑。
可我把去兵团看作自我解脱,冲破沉闷困境,开创新生活,实现夙愿的现实途径。虽然母亲为我设想的将来可能更好,但它能否实现,却根本无法确定。
我一直信奉“手里的一只鸟,胜过树上的十只鸟”,所以决定想办法突破母亲的阻拦。
我很容易地就找到了有效的办法——用“大帽子”压服她。人们都处于“革命狂热”之中,父母因私欲阻拦子女的狂热举动,往往会被子女揭发,殃及自身,被人扣上“不许子女革命”的“帽子”,所以父母们处理此类事情会格外注意分寸。
我抓住母亲也有这种顾虑的弱点,向她大讲参加兵团的伟大意义,无非是添油加醋地重复蘭政委讲的那些东西,并强硬地表示不管说什么也一定要去。
母亲最终向我作了让步,说等父亲回来听他的意见。
父亲那时在保定市西郊供应站华二南基地工作。单位离家很远,不能每天都回家。
由于初二我申请入团时,获知父亲有历史问题,并向他核实,他似乎已自我矮化,不再总是居高临下地对待我。由于影响了我的政治进步,他好像对我还有点愧疚。
文革中,我参加的是“工总派”,他参加的是我的对立面“红楼派”,我们在家时虽不像社会上的两派那样仇视,但也常争得面红耳赤。我与父亲的关系,远不如我与母亲的关系密切。母亲参加的也是“工总派”,虽然派性不是很强,但说起文革的事,也总会站在我一边。
父亲回来了,他支持我去兵团。他的看法是,年轻人总守着家有不了出息,出去闯荡,才能增长见识和才干,将来干一番事业。他对母亲说:“我的意见是孩子愿意去,就让他去。家里的事,我们扛着。不能因为我们,影响了孩子的前途。”
母亲不再反对,我去兵团的事就这么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