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苦思甜与精神会餐——兵团生活回忆录之二十二
一
连队菜地里的小苗，成了我们改善伙食的新希望。
草原只搞养殖，不搞种植，所以从来不生产蔬菜，我们要吃菜都得派人到几百上千里地之外去买。草原上交通不便，要把买的菜运回来，也需千辛万苦。而且买回的只是胡萝卜、土豆、圆白菜。那些在内地看来极为普通的茄子、黄瓜、西红柿之类时令蔬菜，我们是一年也吃不到一次。
因此，人们都对连队新开的那片菜地寄于厚望。谢天谢地，上级给我们调来了个特别关注菜地的副连长郑志清。
郑连长不仅自己整天长在菜地，还安排我们天天早饭前到菜地干活。以前早饭前是“天天练”（军事训练）时间，自打新副连长来了之后，“天天练”就变成了“天天干”，他一吹哨，我们就得赶紧到菜地干活去。
不仅我们被动员起来，师部的毛驴也被动员起来。师部的毛驴没有人专门饲养，就放养在师部周围，连里想用派人去抓就好了。
它们的上级是谁？我还真说不清。虽然我们经常使用，但我们连里没有任命过管驴的“驴倌”，所以我不敢肯定它们就是我们连的。
毛驴给我们干活，那是白干。如果是临时性的劳动，就连饭也不管。干完活只能得到战士们赐给的一巴掌，然后自己去找草吃。现在我还有印象的是，九班战士赵文成抓了毛驴之后，向张果老学习，倒骑着毛驴跑向菜地。
连队的菜地虽然长出了小苗，但眼下我们还是没有菜吃。更糟糕的是，主食也越来越单调，整天吃小米饭。虽说兵团也在解放军序列，但粮食供给绝对和部队不一样，好像根本没有品种搭配这一说，是有什么就光吃什么。那阵儿只拉回了小米，就上顿小米饭，下顿小米饭，把人们都吃烦了。
有人吃不下去，就偷偷将剩下的小米饭倒掉。
此事不幸被连里知道了。如在平时也许是小事一桩，批评一下也就算了，可当时全军都在搞“两忆三查”（“两忆三查”具体是什么内容已记不清，但大体精神是要在“忆苦思甜”的基础上，查一查自己各方面做的怎么样），这个事就撞在枪口上了，被当作“忘本”的典型予以批评。
当时，连宣传队正在重新排练《一块银元》。我曾参与过这个小话剧剧本的编写，非常了解它的内容。小话剧通过讲述解放军战士陈亮一家的悲惨遭遇，控诉万恶的旧社会，是阶级教育的好素材。上级要求连宣传队抓紧排练，尽快演出，以配合“忆苦思甜”（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的开展。
没想到排练的时候，演员们总是进入不了情况，应该悲痛欲绝的场合，反而笑个不停。这让连干部们大为恼火，决定先对宣传队队员们来个“忆苦思甜”。
“倒小米饭”事件正好成了教育宣传队队员的活教材。除了让他们讨论分析，对照检查，连干部还让他们又排练了个新节目，名字就是《一碗小米饭》，内容当然就是批评教育那位倒饭的战友了。
节目排好之后，特意安排在砖厂演出。因为上级要求基建系统内的砖厂、基建连、木材厂都要观看，只有砖厂的房子能容下这么多人。
《一块银元》演得非常成功，让许多战士都掉了眼泪。《一碗小米饭》也反响不错。看来宣传队的忆苦思甜没有白搞。
二
印象中，师里对“忆苦思甜”教育高度重视，特意从天津请来三条石的老工人给我们作忆苦思甜报告。
听报告的地点是师部小礼堂，天很冷。老工人用浓重的天津口音，讲资本家如何狠毒，如何刻薄，工人们的生活如何水深火热，听得我都有些发抖。他还讲了翻身解放之后的工人，生活是如何如何之幸福，让我感到，新旧社会真是两重天啊。
听了老工人的报告后，我对天津三条石有了阴冷如魔窟般的印象。后来得知三条石是天津民族工业的发祥地，有“华北地区民族工业摇篮”的美誉，并不完全是罪孽深重。
我们基建系统也自己组织了忆苦思甜报告。报告地点在砖厂，报告人是砖厂厂长。
砖厂厂长是个现役军人，营职干部，个子不高，黑而胖，总是自豪地说自己是大老粗。虽说他是砖厂的厂长，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也是我们整个基建系统的头头之一。
他的报告，不像三条石老工人的报告那样严谨，是兴之所至，随意而谈。他说他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冰天雪地，没有鞋穿。为了取暖，只好踩入刚拉的牛粪。他是踩着牛粪前进，踩着牛粪成长。
他还讲到了自己艰难的婚姻历程，只是细节我已想不起来了。
听着他用他那浓重的西北口音，大老粗的语言，讲这些悲惨故事，还真让人感同身受。
他又讲到美国人的痛苦生活。说美国人现在还生活在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苦不堪言，焦急地盼望我们发挥国际主义精神，去解救他们。
在历数美国各届总统压迫美国劳动人民的罪行时，他不知怎么竟然将“各届总统”说成“各庙总统”，引得一些人忍俊不禁，笑出声来。笑声影响了厂长的悲愤情绪，破坏了会场严肃氛围，自然不是小事。厂长立即要求各单位，追查那些在这种场合还有心情笑的人，查查他们站到了什么阶级立场。
那些笑出声，或笑了没有出声的人，都神经紧张，怕被人告发。好在此事最后是不了了之。
由于追查的事，人们对厂长有了看法。有人就学着他的西北口音，糟改他报告的内容：“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穷得连老婆都养不起啊，先后有六个老婆，都让我给卖啦……。”
厂长在训斥他的孩子时，有个习惯，要先扣个大帽子：“你吃着毛主席，喝着毛主席，就是不给毛主席争光”。不知是谁告发了他，说他要吃了毛主席。结果他自己倒受了处分，落了个灰头土脸。
除了听忆苦思甜报告，连里还要求各班自己组织忆苦思甜。由于我们都没有在旧社会生活的经历，只能挖空心思地从长辈的回忆中找素材。出身是“红五类”的知青有先天优势，能自豪地讲述父辈们吃的苦。像我这出身中农的，就很为难。最后，我就将老家的滹沱河总闹水患，列为统治阶级不管劳动人民死活的罪行，加以控诉，算是忆了苦。
连里还要求我们，通过对比新旧社会家庭财产的变化，忆苦思甜。我继续为难。实话实说：解放前奶奶有十几间房的宅院，有十几亩地；解放后，房子被大水冲毁了，地入社了。肯定会被抓了反面典型。我只好“时空大挪移”，说解放前大水冲了奶奶的房子，流离失所没人管。
在登记家庭现在拥有的“大件”时，我还是为难。那时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大件”，都填成“无”，肯定有给新社会抹黑的嫌疑。我盘算来盘算去，先填了两辆自行车。
母亲骑的自行车，是父亲在旧货市场买的老掉牙的便宜货。牌子挺唬人——富士霸王号，可它除了车架子是日本货，其它部件是“杂牌军”。据卖车人说，此车在日本鬼子占领保定时期曾红极一时。可眼下却是老旧不堪，只能将就着骑。
父亲是采购员，单位给配了一辆破旧的公用自行车。我化公为私，硬把它说成是我们家的，以充门面。
我还填了一台收音机。其实就是我带到兵团的那台我自己攒的小半导体，由于草原信号弱，连一个台都收不到，已经成了摆设。
虽然不断地遭遇“为难”，但“忆苦思甜”还是让我提高了觉悟，使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眼下的生活，是五洲四海之内，开天辟地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为美好的新生活。
三
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多么好的事物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我们兵团战士的美好生活也有小小的缺憾，就是伙食越来越差。
大米白面只有节假日才能享受，平时主要是大馇子、莜麦面，小米饭也升级为高档食品。
听说，我们吃的大馇子是从沈阳军区调拨的，原本是饲料。由于是陈粮，吃不出玉米的香味。又由于它几乎就是整粒的玉米，吃起来颇费嘴力。虽然炊事班在煮之前已泡了十来个小时，但做出的馇子饭还是不太软，一顿饭吃下来，腮帮子都累得慌。
还有莜麦面，以前在内地是从来没有吃过。这种东西可能不方便加工，炊事班只用它做“傀儡”，就是先用大锅炒，再用开水泼（边泼边搅，直到大部分成了疙瘩），最后上锅蒸。这种食品名称的发音肯定是“傀儡”，但是不是这两个字，我就不敢肯定了。“傀儡”只有配着肉汤才好吃，而我们那个时候恰恰断了肉，只能配胡萝卜、土豆、圆白菜之类，感觉不太好吃。
后来，我们的主食又添了一个让人反感的品种——红薯干。听说也是从沈阳军区调来的，也是饲料。小时候吃过煮熟的红薯晾晒成的红薯干，牛筋，挺甜，我把它归入了“好吃的”一类。可给我们调来的红薯干，是生红薯晾晒的，不但不甜，还带着点儿苦头儿，让人难以下咽。另外，我还有印象吃过豆饼。
草原盛产牛羊肉，可不知为什么，牛羊肉也见不到了，人们的嘴里都清淡得很。
更可气的是，炊事班对主食也开始限量。打饭时按人头定量分配，不够吃也不再给添。这让大肚汉们的肚子颇受委屈。人们找炊事班理论，炊事班的人说是因为粮食供应紧张。
兵团是生产建设部队，确实应该自给自足，可在兵团自己种的麦子收割之前，总应该有个地方管我们啊！我们一个人有45斤的粮食指标，为什么不能按标准供应了呢？我的肚子一抗议，我就不由自主地考虑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英雄肚子略同,一到我的肚子抗议时，别人的肚子也咕咕叫，于是我们就有了共同的话题——什么东西最好吃！我们的“精神会餐”也就此开始。
天津有不少名吃，天津知青自然有的吹。“狗不理”包子是每餐必说，那皮儿多么白多么软，那馅儿是多么鲜多么香，咬在嘴里那是直流油儿还不腻。哎哟，听得我们也跟着咽口水，恨不能眼前就有一大盘儿。
另外还有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都是油炸的甜食，让天津知青一说，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保定的知青则回味起自己家乡的白运章清真包子。那包子隔着皮就能看到里边的馅，吃到嘴里那馅儿就是肉丸，别看是一个肉丸，还是鲜嫩不柴，香气四溢。
我则跟他们吹嘘起天天看白运章师傅包包子的经历。上小学时，下午一放学我就往“马号”（集零售、餐饮、文娱、休闲为一体的大棚式商贸城）跑，看杂耍，听评书，看小人书，还要顺便看看白运章师傅包包子。白运章临街橱窗的里边就是操作间，站在街上就能隔窗观赏里边的操作。比铺板还大的操作台围满包包子的师傅，擀皮的师傅一边用擀杖击打面板，一边擀皮。伴随着悦耳的击打节奏，包子皮就“嗖嗖嗖”地从擀皮师傅的手中飞出，令人眼花缭乱。虽然，吃不上包子，但听听包包子的“点儿”，也是一种享受。由于窗前总围满了大人，我只有从人缝中钻进去，才能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当然，保定知青也忘不了马家老鸡铺的清真卤煮鸡、义春楼的白肉罩火烧，吃过的会畅谈心得体会。
还有的人对地方名吃感情不深，就馋亲爹亲妈做的饭，什么烙饼卷炒鸡蛋啦，烙饼卷腊肉啦，小炖肉打卤面啦，西红柿炒鸡蛋拌米饭啦，都被形容成天下之美食。
我呢，就想吃我父亲烙得猪油葱花饼，我母亲做的酱牛肉。跟他们说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浮现出了吃的时候的情景。
可惜，精神会餐当不得真，我们还得饥肠辘辘地回班里睡觉，睡着了再去做美餐的好梦吧！
四
面对战士们对伙食的不满，连里决定从思想上进行疏导，结合正在开展的忆苦思甜活动，安排吃“忆苦饭”。
什么是“忆苦饭”？就是让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尝尝旧社会劳苦大众经常吃的饭，以体会旧社会之苦，感受新社会之甜。炊事班的人也没有在旧社会生活过，不知此饭是什么样子，只能发扬革命的首创精神，大胆调制。结果，我们就喝了一顿加了菜叶的糊糊。糊糊里边到底放了什么，到现在我也不清楚。只是感觉旧社会的劳苦大众整天就吃这样的东西，他们不起来闹革命，那才怪呢！
虽然我们的思想有了提高，但我们的肚子明显没有进步，还是整天闹情绪。思想只能向肚子妥协，想办法弄吃的。
常规的办法有三：一是泡病号饭。跟军医、卫生员说自己跑肚拉稀，混个假条，既可以不干活，还能吃盆热汤面。二是向女生救援。炊事班打饭不分男女，都是一个标准，可相对来说女生饭量要小一些，有时吃不了要送回，脸皮厚的可以向女生要。三是跟炊事班的人拉关系。虽然班里的人不够吃，但炊事班打完饭之后还是总会有些富余。跟炊事班的人拉上关系，他会偷偷摸摸地给你一些。
这些我都不屑于去做，就只好挨饿了。
我们班的邓运来是大肚汉，也像我一样不屑于做这样的事，他应该比我更饥饿，可他却像有什么抗饥饿秘籍似的，没有现出更饥饿的样子。
秘籍自然秘而不宣，但人们还是发现了他的怪异之处——每天吃过午饭，都第一个急匆匆离开。
他去了哪儿？干什么？木材厂传来的消息揭开了谜底——他去木材厂再吃一份饭。
原来，木材厂已改革了供给制的大锅饭，实行了饭票制，有粮票有钱也可以买饭票。邓运来听说有这样的好事，立即向家里要粮票，成了木材厂食堂的编外就餐人员。
他的办法挺好，但无法复制，我们家里的粮食还不够吃，绝对没有富余的粮票寄给我。
不知是木材厂食堂的制度好，还是办得好，手握饭票的木材厂战友似乎更活泛些。我记得调到木材厂的同学谢洪忠、李向东曾请我和张金贵到木材厂吃过饭。那顿饭让我吃到了我终生都认为好吃的东西——醋蒜拌菠菜粉条。我已很长时间没有吃到绿叶菜了，看到绿叶菜顿感亲切得不得了。等到我把醋辣鲜香的菠菜吃到嘴里，立马有了进入共产主义的感觉。
在那么困难的时候，让我有了那么好的享受，我再次谢谢我的同学和战友！
五
不知为什么，那段时间我天天做梦，而且做得非常真切。醒后，梦境清晰鲜明，犹如亲历，且过程虽长，仍能大体记住。每天所梦不同，但都是在家乡保定的生活，有我整理书籍的（梦中我有了好多好书），有我鼓捣无线电的，还有与朋友郊游的……经常如此，我无法释然放怀，便说与好友张金贵。张金贵说，这些梦都是好梦，做了对身心有好处。我附会着说，把梦境当现实，把现实当梦境，我岂不是天天都生活在家乡？
虽然话是这样说，可我还是不安。为了说服自己，我于1970年7月5日，写了首《随感》诗：“绿草连天野花香，退去素装换艳装。更觉神州处处好，何必夜夜思故乡。”强制了结了此事。之后，此类的梦才不怎么做了。
伙食不好，人们就盼着过节，因为只有过节时才能改善伙食。
“八一”建军节终于到了，这对一般人来说算不了什么，连假都不放，可对兵团来说却是大节日，因为我们是“兵”啊。
8月1日，连里放假，还大会餐。由于这段时间伙食不好，连里对此次会餐非常重视，搞得相当丰盛。人们大快朵颐，个个吃得肠满肚圆。
8月2日，星期天，我们继续放假。有一帮人决定去修路点看望二排的战友（二排参加修路之后一直没有撤回，暂时充当护路排），其中有九班战士张洪全。
张洪全特能侃大山，有人就封他为“少将”（能哨闲篇之意）。他到了二排自然又要煽乎一通，煽乎完了，二排的人当然要盛情款待。结果张洪全吃多了，肠胃闹罢工，是又拉又吐，人们赶紧把他送到师部医院。事后，封他“少将”的那帮人，给了他个处分，将他降级为“大尉”（大胃）。
一天，我碰到了已调到种子站的刘树仁，跟他议论起当前兵团粮食紧缺的问题。他说，乌拉盖以前只搞牧业，没有农业，吃粮困难也很正常。兵团成立了，组建了农业团，吃粮问题肯定能解决。他们的种子站，就是为农业团提供服务的。天冷以后，他们将去海南岛育种。
听他一说，我放了心，我们应该不会总挨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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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1/13 9:37: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