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杀人的人有几百之众，又是那样的气愤填膺、同仇敌忾，总要有个说法吧？总得说出“小浑蛋”坏在哪里吧？总得说出他几件或十几件可恨的事来吧？让人听着，即使不说这人该杀，起码也会得出结论说：“这不是个好人，而是个歹人。”
周长利被杀的理由，在一个叫作《血色浪漫》的电视剧里做了一些自己的诠释。即使如此，导演也好、编剧也好，还是让他们钟爱的男主角，在关键时刻救出了“小浑蛋”的伙伴。这也反映出节目制作人的内心深处对当年聚众捅死“小浑蛋”的事件是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此外，电视剧还让男主角和小浑蛋最亲密的伙伴成为了终生的好朋友，也反映出节目制作人，对当年两类孩子的对立和争斗是持否定态度的。
那个年代，为什么会分出两种不同类型的青少年？而他们之间的对立、仇视和争斗为什么会发生到如此惨烈的地步？我看，凡是当年的过来人，对这些问题，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一句话，在非和谐社会中，不仅成人之间是对立的，青少年之间也是对立的。
像长利和边哥这样的人，之所以能成为当年“玩主”中出了名的小首领，还有他俩性格上的成因。
忠义哥说：
“长利在我们这些发小里最机灵，也最聪明，脑子比我们都快。”
马哥说：
“三年困难时期，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哪里吃得饱啊？为给家里找补回点儿吃的，挣回点钱，我俩在假期一块到通州河扎过鱼，在北京站卖过梨。二群（周长利）顾家，挣点钱从来就舍不得花。领到工钱，我先给自己买冰棍、汽水、点心，犒劳自己。二群就不，他挣一毛给家里拿一毛，挣一块给家里拿一块。从北京站到我俩的家中间要倒一次车，最后那趟车他是死活不上的，拉我跟他非坚持走回家，那不是又能给家里省出点路费钱吗？瞧见没，就是这么个忠孝孩子！那时，二群正在长个儿，当妈的心疼他，每顿饭给他捏的俩窝头，都是小眼纯苞米面的，给别的孩子捏的都是大眼掺了菜的。结果，二群只吃一个，另一个还是给了弟弟妹妹。”
季哥说（再转录一次）；
“有一天，红卫兵拿武装带轮流抽我，抽得我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就在这时，我听在我身后大喊：“你们别打他了，打我吧！”接下来，当然就抡到他挨打了。但是，怎么打，他也咬紧牙关，一声不吭！”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长利是一个聪明、机灵、顾家、负责任、有组织能力并于敢担当的硬汉型孩子。对边哥，大家可以去“北京顽主吧”，通过他自己写的《红八》，看看那个青少年时期的边哥是什么样子的。
像他俩这样的人，在一帮孩子中想不突出自己的个性、突显自己的作为，突显自己在那帮孩子中的核心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以上，我们通过对长利和边哥这两个典型人物的分析，可以初步看到他们之所以成为玩主的主客观成因。可是，典型毕竟是个别事例，具备不具备比较普遍的意义呢？
“玩主”是个群体，是属概念，这个概念是有外延的。我们说长利、边哥、老吧主是玩主，那么，还有许多也成为了玩主的其他人呢？咱们不能说，玩主就是他们三个吧？大家都知道当年的玩主是个群体，有很多人。
既然许多人都是玩主，那么什么样子的人，具备了什么特征，才能被人称作或看做是玩主呢？
主，在辞海里除了有许多其他的意思外，还有一个“人”的意思。比如说，张三的家被盗了，他到公安局报了案，公安机关开展侦破时，就称张三为“失主”。甲和乙开车对撞了，交通警来处理他俩的争执，会称他俩是“事主甲”和“事主乙”。“玩主”的“主”，与以上字义相通，就是说，“玩主”就是“玩儿的人”。
那么“玩的人”，跟当时“干正事的人”或干所谓“正经事的人”是不同的。这里又引出了两个概念：什么是“正事”？什么是“正经事”？
“正事”就是养家糊口的事。比如，去上班，挣工资；去劳动，挣报酬；去唱戏，挣演出费；去保卫国家，挣军饷，等等。
“正经事”就是除了上面的事，意义更重大的事情。比如， “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世界上的一切反动派。” “反修、防修，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 “揪出混进党内、军内、和政府中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现在的小青年可能要问，那时怎么有这么多敌人呀？斗争的过来吗？这么搞，人们累不累？经济建设还搞不搞？生产有没有人抓？老百姓的生活能提高吗？
我告诉你们，那时就是这样。就是搞生产，前面也必须有个前提，叫“抓革命、促生产。”当时，国内的敌人主要列出的是“地、富、反、坏、右”，后来，又加了一个走资派。搞所谓的阶级斗争，就是要斗这些人。这就是当时，人们观念中所谓的“正经事”，是天经地义的正经大事。
在这种大环境和社会背景下，在北京，上面所说的那些“正经大事”有一部分小青年是没有资格去参与的，这些小青年都有一个标签,叫作“家庭出身不好”，客气点，管他们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那些一开始就冲上街头坚持“红色血统论的”，像疯了一样打人、杀人的红卫兵们，直接称他们是“黑崽子”，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对待他们。
所以，这帮小青年是被所谓革命事业和革命队伍排斥的对象，就像四先生形容的那样：一个家的孩子，一部分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生的，是可以上桌吃饭的，当然也是能继承遗产的；而小老婆生的，是不能上桌的，更没有继承遗产的权利。这些不能上桌的，不能继承革命事业遗产的，不能去干所谓“正经大事”的小青年们，当他们看清了自己的位置和前途后，也就不跟主流社会玩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不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他们选择了另一种活法，而这种活法就是离开主流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到一边“玩去”的活法。非常自然，这些人也就被称作“玩主”了。别人这样看他们，他们也这样看自己。
下面，我们再看看周长利和边哥的对立面：大院的孩子们又是怎样形成的？
拿北京来说，共产党掌权建国后，成了一国之都。为了统掌全国的行政管理及政治经济军事命脉，这么大的国家，必然要建立起庞大的管理机构，这样就形成了各种部、委机关（家属）大院，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些大院里也会制造出成批成群的孩子，在这些孩子们中，干部的孩子居多，职工的孩子居少 ---- 实际上，一批新的北京人产生了。
61年过去了，“大院文化”逐渐跟老北京文化融在一起了。现在，我们说的“北京人”，还是老舍在《四世同堂》、《正红旗下》、《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中的那种北京人吗？显然，不是了。
用历史的眼光看，所谓的“北京人”，过去是杂交出来的，现在也是。
像以前的历史一样，一九四九年以后逐渐形成的新北京“大院文化”，自然要与以前的老北京文化有一个相峙、相拼、相取、相容的过程。
这批大院孩子的父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是想当然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捍卫者、建设者，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谁跟他们的出身不一样，他们就认为谁不具备他们与生俱来的资格。
一九六六年，为解决上层的党内问题，领袖决定打乱过去的班子和秩序，重新建立新的班子和秩序。让他惊喜的是，一个自称是“红卫兵”的群众组织出现了。
这个组织始于北京一个中学，其成员大部就是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领袖立刻用八次接见的形式，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全国。很快，原来的中央里被他看着不顺眼的人，该被拿下的就被拿下了。各省、市、自治区在七千人大会上，因为饿死那么多人，多少有点否定他一贯正确的人，也被高喊“造反有理”口号的红卫兵统统拿下。
北京的“红卫兵”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最初成立“红卫兵”组织的大部成员都是大院里长大的孩子。
但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自认为是红色政权“卫道士”的身份很快就受到了挑战。
最初参加造反的那帮老红卫兵，随着中央文革对他们的抛弃，部分的人家长被陆续打倒，加上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血统论”在一定程度上的批判，他们也开始沉沦了，也开始玩世不恭起来。
但是，他们内心深处还是不甘心，还有当“卫道士”角色的欲望，“小浑蛋”被杀，就是他们这种集体意识走向极端后的牺牲品。
我还是那句话：在一个不和谐的社会里，成人都信奉“斗争哲学”，青少年之间，能有什么不同吗？
好啦，文章太长了没人看。如上，我把当年对立双方形成的主客观原因都讲了，还是回到玩主的生成这个话题上来吧。
关于“玩主”的生成，现在有许多说法：
一是历史传承说。把北京玩主的生成历史追溯到清朝那些游手好闲、提笼架鸟的八旗子弟。我觉得这个联系是牵强附会的。
二是追溯到文革前那帮当“佛爷”、养“佛爷”（清朝文人不直呼小偷，而把他们称为“拂意”，即“拂人之意”。小偷们听了当然不满意了，就取谐音称自己为“佛爷”。久而久之，北京也就管小偷叫“佛爷”了。），被主流社会排斥的那帮青年的行为模式上，这些人称自己是玩主，是老玩主或“老炮”（因被押在北京炮局胡同的看守所而得名）。但是，大家要看到，这些人跟长利和边哥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没有被红卫兵毒打，遭受欺压而成为“玩主”的成因，前者只玩不抗，后者主抗兼玩（正因为如此，后人把“玩”变成了“顽”，也是有道理的），两者的行为模式最大的区别，是前者不反抗，后者敢反抗。
关于长利和边哥这一代玩主代表谁的问题，我觉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在文革初期被臭名昭彰的“红色血统论”催生出来的，代表那些敢于反抗欺压、揭竿而起的，不再搭理当时主流社会，不再受当时正统观念的束缚和约束，从而坚持自己独特生活方式的青少年们。
对这个定义，大家可以商榷，我们一起来完善和补充它。
太拔高或太贬低玩主这个定义都有问题，我们大家最好都客观一点，实事求是地来进行总结和归纳。
比如，有人把“玩主”看成是北京城市贫民的代表，我觉得这是不符合实际的。老百姓有什么诉求和意愿表达，不会让当“玩主”的这帮小青年去代表他们的。反过来说，人民政府还认为他们代表了各阶层人民的意愿呢，老舍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写了著名的《龙须沟》。
太贬低了“玩主”，说他们就是一群为佛爷开道、靠佛爷供养，占领地盘，欺男霸女，好逸恶劳的臭流氓，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北京玩主”是一个类概念，是指一类选择非正统生活方式的青少年群体，他们的行为方式有别于家长、学校和社会的要求和标准，但还不能把他们等同于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流氓里头有玩主，但玩主不一定是流氓。
玩主们是非常松散，自由结合在一起的青少年群体。在一个区域里，手头最硬的一般“份儿”最大。从这种零散的青少年并自由结合成小帮伙的活动类型上看，在文革期间，有以报复大院孩子运动初期对他们的伤害，专门跟他们作对，以泄愤为主要目标的类型；有靠凶狠“戳起份儿”来，以霸住一定区域扬起名声大旗为目标的类型，这两种类型时有交叉；还有靠保护“佛爷”，从而靠“佛爷”供养类型的，这是最消极的一种类型，也是最使“玩主”名声受到质疑和否定的类型。
现在北京还有称自己是“玩主”的青少年群体，但是这代“玩主”与周长利和边哥他们那一代“玩主”完全不同了。那一代的“玩主”是在打压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因为社会对他们不公，他们才还之于“玩而不恭”的处世态度。现在，没有谁给青少年分阶级、分血统了，也没有谁去打压某一类青少年了，所以，现在的“玩主”是怎么回事，大家也就明白了。
我在这篇文章里，重点讲的是长利和边哥他们那一代“玩主”生成的原因。说得清楚不清楚，大家可以见仁见智的发表自己的看法，对的意见，我绝对接受。
（完）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边哥故事插图 女校长血案.jpg：
1966年夏天红卫兵斗争早已被打死的女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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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1/3/4 13:49:0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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