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涯（三） - 辽阔的内蒙古 - 中国知青网

回国后，儿子正念初中，面临中考。此时，家里的一切要为孩子能否上一个重点高中而忙乎。

我已经知道了电脑的厉害，欲买当时国内最好的机型放进书房。

跟太太商量后，她说：“你能保证儿子不玩游戏，我就同意你的决定。”

知道吗？过太太那一关并非易事。

于是，我跟儿子拉了个钩，儿子说：“爸爸，您要买了电脑，我保证好好学习考上重点高中，不玩游戏！”

他的毛保，让我放了心。让他立下字据后，电脑进了家，同时，打印机也安置在了桌上。

与此同时，我又给自己买了一台当时最新型的笔记本电脑。

我们家有个老传统：在智力投资上，是不计成本的。

美国人有个计算: 在智力投资上如果是“一”的话，回报率是“一”的十四倍！就是说，你给孩子买书、付学费花了100元钱，你将得到1400元的效益回报。

这样的好事，谁不干？！

引申一下这个道理，当今，世界上富有的国家，一定是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不包括那些因地下资源丰富，而畸形富裕的国家。）

这两台电脑，很快就发挥了它们的作用，立下了汗马功劳。

儿子不是那种死用功的学生，他的学习方法对路子。如果哪一门功课是他的相对弱项，或是他在课堂上没有听明白哪门课，他就在网上调来全国特级讲师讲那门课的录音录像资料，并调出那门课的习题来做，使他的各科成绩基本上保持在齐头并进的状态上。

我跟儿子讲过，爸爸只能在语文、英语和政治这几门课上帮你。数、理、化这类课只能靠你自己去努力。

儿子说，我有了电脑，什么都不用你老爸操心了，我能在网上调来全国最好的老师来给我上课。

我那台笔记本也派上了大用场。当时，我一是应聘到一家新酒店去当老总；二是受父亲委托，在跟一帮胡搅蛮缠的人，打一场有关名誉权纠纷的官司。

那一年，真是忙啊！

那家酒店坐落在北京市的繁华区，董事长是在外地做生意发了巨财的暴发户。聘请我当总经理，一是有别人的推荐，二是他看中了我的瑞士文凭。

他说：“钱管够，你就按照四星级酒店做编制、定规章、招员工、做培训，争取早日开张，我全力以赴支持你！”

我不喜欢他的面相，由此也不相信他的人品。但看他那一脸诚恳的样子，又给了我比较满意的工资，加上自己一贯的敬业态度，我开始没白天没黑夜地投入工作了。

酒店业的行话，把开业前的筹备阶段说成是“开荒”，这是最累的阶段。等到了真正开业后正常运转的阶段，反而就轻松多了。庄子主张“无为而治”，既然是“治”，就必须有为，你什么都不做，怎么会实现“治”呢？实际上，“无为而治”是在讲你要有为在先，把后面你要干的所有事情都定好规矩，搞通顺，从而做到“就那样办了”，实现“无为而治”。

我打个比方，说说现代酒店的管理理念吧：管理一个酒店，就像管理一个社会一样，好的社会是一个有序的法治社会，而不是一个率性所为的人治社会。同样，一个好的饭店，是一个由科学管理规程说了算的酒店，而不是由人率意而为去管理的饭店。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著名饭店，如希尔顿、香格里拉、丽都系列的假日酒店等等，老总像走马灯一样，隔两年或几年就换一个，可是，这些酒店绝对不会因为更换老总而闹地震，出现混乱。

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现代酒店都有一套严格规定的管理大纲，无论在酒店从业人员的选择、培训、使用和编制上，还是在管理和服务流程上，或是在市场定位和经营范围方面，都由近乎严苛的最高标准制定好了，一个新老总调来了，他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些标准去管理这家酒店。这里，给他的最大自由，只能是在坚决维护和执行这套管理制度的其础上，更加去完善和丰富它们而已。这样，也就出现了庄子说的那种“无为而治”的局面。

在瑞士学到的知识发挥了作用。在学校就做过这样一个课题：就是给你投资多少多少钱，要你根据财力，在瑞士选一个地方建个新饭店，然后搞出饭店编制，合理分配资金的使用，制定出各部门的作业流程，以及从老总到部门经理和员工们的工作职责和检验标准等等，实际上就等于搞出了一套现代饭店的管理大纲。

当时这门课我的分数最高，主要是我出国前就已经有了几年的酒店管理实践经验。那些出国前没有干过酒店的，或只在酒店干过基层工作的同学，当然就没有我对酒店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丰富了。

现在碰上了一个真正的、新的酒店交到了我的手里，再搞这套东西自然已经是驾轻就熟的事情了。我也不用秘书代劳，自己就在电脑上把所有这套文案作业方面的东西统统搞定，然后集中精力开始招兵买马，培训骨干和新员工。

与此同时，我受父亲委托，作为他的诉讼代理人，在法院打起了激烈的官司。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文革期间在内蒙古发生了一起叫“挖内人党”的特大冤案，这起冤案伤及34万6千人，活活打死1万6千222人。这起惨案，是文革中发生的最大的一起集团冤案，是康生、谢富治在背后直接指使的。要不要把这起冤案作为罪证写进审判两个反党集团的起诉书中？这要由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层来定，彭真伯伯当时指定，由参加审判工作的我父亲，来汇报这起冤案从发生到结束的整个过程。彭伯伯老是戏称我父亲是个“活档案”，说他记性好，表达准确，思维缜密，人又正直。

父亲当时把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都调到了两案办公室，开始精心准备汇报提纲。对于“内人党”冤案在内蒙方面的情况，因为他本身就是经历者，早已了如指掌，他需要的是，要详细了解到当时在中央方面所发生的所有相关情况和资料。那一天，彭伯伯带着他向在京的所有政治局常委们作了汇报，他也不看提纲，整整汇报了一天。

可以用震惊、愤懑、叹息、担忧、思考和关注来形容当时中国政治最上层人物在听汇报时的反应。父亲讲完发生“内人党”冤案的始末，接着又回答每位常委的详细提问，结束的时候，长安街上已华灯初照。

就这样，“挖内人党”冤案作为不可推翻的罪证写进了起诉书，最后，又写进了判决书。

当时，父亲萌生出写一本全面披露此冤案的书之想法，但是，这个想法直到他离休后才得以实现。为写好这本书，他和祝东力先生重返内蒙，采访了几百个当事人。自治区党委、政府、军队、档案馆为他俩写书，提供了非常好的写作和查阅资料的环境。一年后这本书写了出来，由中央党校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这本书发行后，社会反响非常大，尤其在内蒙。书也一版再版，很快，连蒙文版也出版发行了。

当时，我给父亲算了笔账，我说，政治上的凶险咱家领教过。当年被挖出的所谓“内人党分子”，是34万6千人，就算当时三个人看管一个，那么参与打压的人就有100多万。当然，其中大多数都已觉悟，可是，您怎么能断定，这些人全认账呢？假如，一万个人里，有一个想找您的麻烦，就会出来100个人；一千个人里，出来一个，就有10个。您要做好这方面的精神准备。

父亲淡淡一笑：“我要是怕这个，就不写这本书了。”

我知道，父亲是坚定的蒙古族共产党员。他跟着共产党，从枪林弹雨中过来，对党、对共和国忠贞不二。然而，在那个非常年代，却发生了这种深深伤害自己民族同胞的事情。他从不能再发生这种使“亲者痛、仇者快”事情的角度，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出发去写这本书，就是为了祖国以后不会发生分裂、各民族将能共同繁荣和睦相处、党在民族问题上能够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不出我所料，终于有人跳了出来。他们先是在党内告，得到的答复是：看法之争，见仁见智，你们有不同想法，也可以出书。后来，他们改变了策略，说这本书，侵犯了某人的名誉权，正式向法院起诉了。可是，事前，起诉人也出过一本书，描写的这个人跟书里写得一摸一样，这就注定了起诉人必然要败诉。

在法庭上对簿公堂，对我来讲并不陌生。以前在部队时，我曾被借调到解放军检察院当过临时检查员，代表国家对十几个犯罪嫌疑人提起过公诉，哪一次都要跟对方的律师唇枪舌战一番。但，我以前对付的都是刑事案件，这一次却是民事案件。而民事纠纷最大的特点是，不管是起诉人还是被起诉人，双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起诉人出庭的第一天，我就开始偷着乐啦。那位起诉人满嘴过了时的文革词汇和说话习惯不说，逻辑思维还非常混乱，而且好像还没搞清是在家里还是在法庭上的问题。比如，当其滔滔不绝地大讲与本案无关的事和观点时，对于厅长的制止，此人居然能把厅长看成是家里的阿姨，居高临下地喊道：“你闭嘴，我的话还没讲完呢！”这句话一喊出来，连其律师都臊得满脸通红，低下了头。

说老实话，我当时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没想到会遇上一个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的对手。这是那种，要不是因打官司而共处一厅，我连眼珠子都懒得转过去瞅上一眼的人。

一审，法院判决我们胜诉。二审时，对方气急败坏，不计后果地搞起了伪证，丢人败姓地彻底输掉了官司。法律规定，在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谁出示伪证，就要转成刑事案件来处理。我强烈要求依法办事，拘押起诉人。法官反复给我做工作，说你们已经胜诉了，他们既输了官司，又输了人品，你们见好就收吧。

现在，我几笔就把上面的事说完了，可当时这场官司却打了一年多，牵动了多少内蒙父老乡亲们的关注啊！

我八进八出法院，对方先后换了两个京城名律，从一审打到二审，我哪一次出庭都要跟对方律师来一场激烈的辩论。父亲对别人说：“我那个儿子，很难让他对什么事情认真起来。可他要真对什么事情认真了，那可是越斗越勇啊。”

在这场官司中，从始至终我都有一个最忠实的伙伴和助手陪伴着我，毫不走样地听从我的指令，为我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它，就是我回国后买的那第一台笔记本电脑。

再说酒店那边的事情。那位暴发户董事长让我越来越反感，他不懂现代酒店的管理运作模式，随便干涉或更改完全属于我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业务上，他不懂装懂，颐指气使地对待骨干和员工；为人上，他极端崇拜毛氏斗争哲学，拉一伙打一伙，以整人为乐；胸襟上，他越来越暴露出小生产者那器小量狭的特征，这让我有了林冲上梁山后碰上了王伦的感觉。

我隐忍着，没有爆发。一是因为家里的官司还没完，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他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从而提高他对现代酒店管理的认识；二是我从其他酒店和瑞士同学中调来了各部门的经理和骨干，操作体系已经形成。大家都是奔我来挣那份养家糊口钱的，我得对得起他们。跟董事长闹翻了，我能做到说走就走，他（她）们怎么办？

家里的官司打赢了，我可以投入全副精力来管酒店了。

但是，老百姓有句歇后语，说：麻袋上绣花 ---- 底子差。董事长因为他个人素质的原因，终于办出了一件让员工和骨干们无法容忍的事情：拖欠工资。

我直截了当去找董事长交涉，告诉他，不按时发工资是犯了酒店管理的大忌，这将引起人心浮动，员工们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服务质量也会一落千丈。我追问他：“你不是就不缺钱吗？不是让我在这方面对你百分之百地放心吗？你究竟碰到了什么困难，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支支吾吾说不上来。我说我也不问了，请你把这个月我领大家挣到的营业款提出来，先把工资发足再说。先救救急，其他事情以后再说。

事后，我私下请财务室主任吃饭。此人虽是董事长的亲信，但人还是不错的，毕竟是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她在我答应了替她保密的前提下，告诉了我事情的原委：原来，董事长在拿我们挣上来的钱炒股！资金被套住了，所以，发不出工资了。

我KAO，这都是什么人哪！

我冷静下来，开始发动我所有的资源，不动声色地为我调来的那些骨干们去寻找新的工作岗位，同时，也为我自己找到了新的位置。

当我把一切都安排就绪后，正酝酿怎么编个理由提出辞呈时，正像老话讲的那样：“正当你瞌睡的时候，有人递来了枕头”。

而且，这位董事长给我送来不止一个枕头，是两个舒服的大枕头：一是他可能觉察出我有什么变化，调来了一个在韩国学过酒店管理的老总，而且还不宣布我俩谁管谁；二是第二次拖欠工资的事件发生了。

这次，我没容他做任何解释。原来还打算给他个正式的书面辞呈，现在觉得这样做都是多余的，我向他宣布一家新的酒店聘用我了，让他立即给我结算工资，我要走人。他愣了，转而假惺惺地挽留我，说什么都好商量嘛，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看到我毫无商量的余地，他说希望我把工作跟那个南韩来的老总做个交接，我冷冷地给了他一句：“我说，有这个必要吗？你这不是让我把你如此操蛋地做人、做事的情况，都告诉那位老兄吗？请你给财会打个电话，我马上去领我的劳动报酬。告诉你：一分钱都不许少，一分钟都不许拖！”

我离开那天，这家酒店就瘫了。几天后，各部门经理领到了拖欠的工资后，干脆连招呼都不打，就各自到新的酒店去上班了。

又过了几天，那位从南韩来的老总给我打电话，非要请我在外面坐坐，喝顿酒。

见了面，他说：“老兄，你可太让我佩服了，整个玩了一个颠覆战术呀！”

我问：“你还打算在那里干多久？”

“我找你来，就是想拜托老兄，也帮我找份工作。我也辞职了。”

我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就跟他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此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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