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君不忘到天涯——兵团生活回忆录之六十四
一
1974年春天,乌拉盖草原还失过一次火,我们连参与了此次打火。具体时间是5月25日。
那天上午,我们就发现了火情,师部东山那边儿,有一股青烟在徐徐上升。由于当时近乎没风,青烟飘到高处才慢慢散开,而补充上来的青烟颜色越来越浓。我们判断,草原失火了,我们可能要去打火。果然,师里很快就给我们连下达了打火的任务。
师里给我们连安排了两台车,连里根据车载量安排一排和二排去执行任务。
装上铁锨和扫帚后,我们立即奔赴火场。
此次打火带队的是机关的陶参谋,担任指挥的是刘副师长。
汽车一路狂奔,连过几个小山头之后,终于赶到了火场。
那里已看不到明火,草地已被烧得一片焦黑,到处弥漫着呛人的浓烟。
我们的汽车冲上一个山头,发现52团一些打火的战士正七倒八歪地在焦黑的土地上休息。原来,他们来得比我们早,已把大火基本扑灭了。
听他们说,这场大火蔓延了方圆几十里。他们团已有数人被烧伤。
不过灭火的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52团一个头发灰白的军人还在一个冒烟的地方指挥人打火。
冒烟的地方是牧民冬季放牧后留下的一个营盘,堆积的羊粪又多又厚,虽已过火,但却久久不能熄灭。浓烟从那大片的营盘上向外钻,风一掠过,火星就蹦出来,随风乱窜。
刘副师长和陶参谋分析了火情之后,命令我们挖防火沟,以消除隐患。
我们立即行动,在陶参谋的指挥下,挖了一道又长又宽的防火沟。
挖好防火沟后,陶参谋向刘副师长请示下一步的任务,刘副师长命令我们再检查一下火场四周的情况。于是我们又坐上汽车,围着火场转起来。经仔细检查,我们确认四周再无火情。
此时,刘副师长又命令我们全力以赴,彻底清除营盘里的火情隐患。
营盘里的那些羊粪看上去已烧成了灰,其实下面还是暗火,温度非常高,一触即爆,爆起的烟尘又热又呛,熏烤得人受不了。
可为了让它尽快熄灭,也只能是反复地来回拍打。一时间营盘上烟尘火花四起,搞得我们个个都是灰头土脸,嗓子冒烟儿。
经过二三十分钟的战斗,营盘上的暗火被彻底清理干净。看看已没有什么隐患,刘副师长才带领我们返回师部。
此次打火,虽然我们去晚了,头功归了52团,但我们毕竟还挖了防火沟,清理了营盘暗火,也算没白跑一趟。而去年的一次打火,我们却是遛了馊腿。
1973年7月9日傍晚,师部北边出现了一条宽宽的灰色烟带,一边扩散,一边缓缓地向东移动。师里怀疑出现了火情,命令我们连前去侦察。
我们出发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天空星明月朗,那条烟带白中带灰,看得非常分明。我们的汽车就一直朝那条烟带开去。
可无论我们怎么开,都接近不了那条烟带,它一直是那样不远不近地挂在夜幕上。后来,那条烟带越来越淡,不仔细察看都难以发现了。最后,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已是深夜,带队的师首长可能觉得已无法查到火情,就命令我们掉头回返。
至今,我也不知道那天是否出现了火情,那条烟带到底是什么东西。
二
我和李津荣虽已开始恋爱,但她还一直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她的父母同意她在兵团搞对象吗?他们能够接纳我吗?我非常忐忑。
我盼着她给家里写信说一下这件事儿,可她一直没有写。她觉得这事儿写信也说不明白,不如探家时再说。
就在这时,有人给她写信,对我们的恋爱说三道四。她感觉非常委曲,哭了个一塌糊涂。
到机关食堂打饭时,她两眼还又红又肿。干部科的科长看她这副模样,关心地问她怎么回事。她把遇到的情况告诉了科长,科长说,那你就探家吧,回去跟父母商量商量。
她们幼儿园成立时由直工科主管,可时间不长就改归干部科了。干部科的科长发了话,她探家的事就算定下来了。
我知道了这些情况,劝她不要听那些闲言碎语,并叮嘱她,父母有了意见之后要立即写信告诉我。
她通过机运科科长的夫人,买好了班车票,5月29日的。
5月28日晚,我又去看了她一次。
5月29日早上5点,我和赵文成一起去车站送她。等了40分钟,班车才到。她上车后班车很快开动,她隔着车窗向我们挥手。
我目送班车远去,直到它消失在烟尘中。我还默默祈祷:祝她一路顺风,我们的事能心想事成。
赵文成看我望着远方发呆,说走吧,她看不见你啦!之后他评论说,别看现在咱俩亲近,等你们搞成了,可比这亲近多了。说的时候,他脸上流露出过来人的神情。
5月30日,我写日记记下此事。并写了一首诗。
5月29日送津荣探家
昨晚有话没说尽,
今早补以送别情,
祝君此去事如意,
三千里路都顺风。
1974年5月30日于东风
她走之后,我掰着手指头估算什么时候能收到她的信,还有事儿没事儿就到通讯员许宝奎那儿转一圈儿,假装随意地翻一翻新到的信件。
6月6日,我终于从许宝奎那儿拿到一封寄给我的信,一看天津来了,我心里一阵激动。
撕开信封,看到她的笔迹,我感觉异常的亲近。
她在信中说,她的父母对我俩恋爱的事儿没有什么意见,但还是希望她能办回天津,不过大主意由她自己拿。她是什么意见呢?信中没有说。
第二天,我就给她回了信,除了问候她的父母,还向她表态,我爱她的心意决不动摇。
她不明朗的态度,让我心里很烦躁,6月9日写了一首诗,排解郁闷。
6月6日津荣来信有感
雁从南天来,
信至颜未开。
令尊无二意,
底事犹徘徊?
知己实难觅,
失之实可哀。
恩爱总相敬,
结发到头白。
1974年6月9日于东风
6月21日,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中表明了她的态度,继续与我保持恋爱关系。我心情大好,看着乌拉盖草原处处春光明媚,美得简直就像天堂,就又写了一首诗。
春意浓
暖风吹艳野草花,
东君不忘到天涯。
心头幼苗得好雨,
春光无限爱新家。
1974年6月22日于东风
三
知青的探亲假不算路途是12天,连来带去一般是20天。可李津荣走了一个月还没有回来,等得让人心焦。
7月7日,终于盼来好消息,昨天晚上她回来了。
那天正好是星期日,我闻讯后立即去看她。她穿着从天津新做的衣服,显得更精神了。
她带回了不少好吃的东西,印象最深的是她父亲特意给她做的炸酱,放在了罐头瓶里,一开盖儿香味四溢。还有一塑料桶山楂片熬的白糖水,喝着也非常解气。
她跟我说了她在天津的情况,还提到有天津战友也在那个时候探家,特意到家里去看她,跟她开玩笑地说,你偷偷摸摸地找对象,怎么也不跟我们这些老乡说一声。
我怎么听都像话中有话,指责她“肥水流了外人田”。好在李津荣和我恋爱的态度坚决,我也就没有怎么往心里去。
她的父母对我们的恋爱没有意见,她本人态度坚决,我觉得此事已是板上钉钉,就跟她商量也把此事告诉我的父母。她同意后,我于当日给我的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儿子在兵团搞对象了!
一般情况下我的性子不急,但在有些事上却是急脾气,比如结婚。
她7月6日回来的,7月23日我就找她商量什么时候办事。她也倒干脆,一下子支出去两年,说最早也得等到1976年。
我当然不甘心,就跟她讨价还价,希望能定在1975年。可她态度坚决,我扭不过她,最后也就不再坚持了。
这天本不是星期日,可她的家里给她寄来了她在天津照的照片,她要让我看,我才过去的。她把其中一张送给了我,另外还送给我一张她以前照的照片。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img_7539.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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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了我照片,我也得给她啊!正好在保定学习时我照了一张虚光的人头照,就把它回赠过去。我感觉自己照得还算满意,可她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就收了起来。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img_754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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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们的恋爱关系已经确立,那就应该都向对方的长辈表个态,于是我们分别写了给对方父母的信,并于8月3日同时寄走。
在和她的交往中,我曾发现有段儿时间她心情不是特别好,而且还哭过。便问她怎么回事,她却说没事,也不为什么。
我不喜欢“难得糊涂”之类的模糊哲学,有事就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可怎么问都问不出个所以然,只好自己瞎猜。8月8日的一篇日记就记录了我当时的心情。
“通过与津荣的接触,感觉她心地善良。她有什么不顺心、不痛快的事都瞒着我,连哭了都不承认,怕我多心,或怕我跟着不愉快。不过,我希望我们能更坦诚些,把心贴得更紧些,总是相敬如宾,怕不是最好的办法。”
四
印象中在知青们开始搞对象之后,就有人开始偷偷地打箱子。
那时候知青几乎没有什么私有财产,如何硬要凑数,就是每人都有个箱子。这些箱子有大有小,参差不齐,多数是木箱子,还有柳条包、帆布箱。木箱子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就是用旧木板钉的,上了层漆,有的甚至连漆都没有上。我的箱子是旧包装箱子改的,虽然从外观上看着很正规,但却是“驴粪球外面光”,由于板子过薄,已四处开裂。
打箱子是否与恋爱结婚有必然联系?倒也未必。因为知青在兵团过了四五年,东西比来时多了,能打个箱子都装着进去,也是普遍的愿望。但想安家的人可能愿望会更强烈些,因为那时结婚,不弄对儿正规点儿的箱子,会让人觉得没颜面。
打箱子靠木匠,而师部的木匠基本都集中在了木材厂,所以木材厂成了打箱子的基地,而木匠们也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
想打箱子或许就有在边疆安家的意愿,这也算是个积极因素。可那时木材是国家控制的物资,兵团战士没处去买,所以只能搜罗一些废木头凑合着用。那时各班都生炉子,需用木柴就四处去捡(连里是否也发放已记不清),想打箱子的人就会把好点儿的留起来,充作原材料。这多少就有点儿损公肥私的意思了。
想打箱子的人多了,有用的废木头就不好捡了,有人就想到了偷。
一次,工地卸了新脚手板,有人偷偷把一块儿搬到了旁边建设银行的院子里。他认为神不知鬼不觉,可建行的人已经看到了。建行的人判断他可能会在夜间来偷,就设计好了捉贼方案,守株待兔。
夜幕降临,一个黑影窜到建行。他看门已关上,就翻墙而入。他隔墙扔出脚手板,准备再翻墙而出。可没想到他刚伸出脑袋,就被人锁住了脖子。
建行捉了个“外贼”,自然要向师里反映,这事也就闹大了,最后这个人受了处分。
当然,干部们不用如此劳神费心,他们可以通过55团(该团接管了原宝格达山林场)的关系买到木料。这个时期师里的绝大多数干部都已把家属接到兵团,光有老婆孩子和空荡荡的宿舍,还是不像个家,所以一些干部就想方设法打家具。他们的标准自然要比知青高了,除了箱子,还要打桌子、柜子之类的东西。
干部们虽然可以通过关系买木料,但打家具还得靠木材厂的木匠。木材厂的费守洪就是因为帮助机关的刘参谋打家具,才意外受伤,被电刨子削掉了一小部分手指。
还有一位机关干部在让木材厂的木匠打家具时,竟把他老婆的木质墓碑也当原料拉过去,而他老婆的这个墓碑就木材厂给他做的。木材厂的人看他人性这么差,就把他老婆的那块墓碑钉在厂门口展览,闹得师部好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儿。
五
看人们都求木材厂的人打家具,我也动了心,就去找我在木材厂的同学谢宏忠,让他帮我也打了一个。
木材厂的人帮人打家具,不管用上班时间还是用下班时间,总归是在干私活,所以也是偷偷摸摸的。印象中我那个箱子打好之后,就是在夜里拉回来的。
拉到宿舍一看,棕红的底色,透亮的清漆,水波般的花纹,太漂亮了。跟我过来的谢宏忠说,别看它是杂木凑的,可明面上这块儿板可是黄菠萝,上好的材料,要不纹理怎么能这么好呢。
我也有像样的家当了!心里甭提多高兴了,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同学。
因为我爱看书,后来他又送给我一个案头小书柜,曲面的顶儿,卷帘的小木门,颜色和我那样箱子一样。精巧,精致,真让人叹服他的手艺。
原来,木材厂的木匠们在暗暗比试谁的技艺更高,都想方设法制造些别人鼓捣不出来的新鲜玩意儿。
看着我的箱子,看着我的书柜,我的手也痒了,我也有木匠的天分,我也应该能做出这么好的东西。
此时,连里也有人开始自己打箱子,他就是曾勇敢地冲上烟囱脚手架排险的窦长岗。
他调到我们连不久,我就听说他木工手艺特棒,会打家具。很快,他也成了“香饽饽”,不断有人上门求他打箱子。
他是热心肠,几乎是有求必应。于是他们班的小后屋就成了木工房,他有空儿就给大伙干活儿。别人都休息了,他还在那儿刨啊,锯啊,忙得不亦乐乎。伴随一个一个箱子的打成,他的人气指数也直线上升。
连里对此事没有制止。我也就想练练木工手艺。
我觉得刨木头应该是木匠的基本功,就跟谢宏忠借了个“二虎头”(刨子的一种,用于粗刨荒料),利用星期天时间在那个荆笆旧食堂中练习刨木头。由于我找的那些木头多是生火的木头,除了方的就是圆的,要刨成板材,可费老鼻子劲了。
虽然我吭哧吭哧干得挺欢,可效率不高,干了一两个月,才把那些圆木方木刨成木板。
就在我准备借锯子练习锯木头时,却听到了负面传言。有人跟我说,有连干部对你做木工活儿不满,批评你这个当班长的没把精力都用到工作上。
想想也是,我是钢筋工,不好好琢磨钢筋工的技术,偏要去学木工,别人看了肯定难以理解。先不练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刨好的木板已有一堆,生火是舍不得了,因为每块儿上面都有我的汗水,还是求真正的木匠给加工一下吧。
这时我那些学木工的同学都已办回保定,找谁呢?我想到了郭发需。
刚到兵团时,我俩一个班,关系相当不错。那时他就会木工,是带着全套木匠家什到兵团的。后来他参加了兵团对地方的军管,我还赠给他一本“红宝书”呢。他军管回来之后到木材厂当了真正的木匠。后来又调到了基建科,成了主管什么工作的干部。
这时他已在兵团安家,有了个一两岁的孩子。他不仅要抓工作,还要关照老婆孩子,挺忙的,可他还是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他忙里偷闲挤时间干活,最终还是帮我打好了箱子。印象中,他就是在他们家干活儿的,一干就弄得满土炕都是刨花儿。
现在想想,那时人家已是干部,而咱却是战士,怎么好意思让人家给自己干体力活呢?人家帮忙给干了活儿,怎么没有任何表示,就理直气壮把东西拉走了呢?真是太不会为人处事了。
这个箱子打好后,我又找李津荣的好朋友刘俊美给刷了油漆,最后将它搬到了李津荣那里。
后来,我和李津荣不知为什么闹了点儿小意见,她就找到王玉华(赵文成是我俩的介绍人。王玉华是赵文成的对象,也是李津荣的好朋友),气冲冲地说:“告诉苑战国,让他把箱子搬走!”
王玉花还挑了理:“你让他搬来的时候怎么不告诉我?现在让我通知他搬走,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