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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撤点并校对民族语言生态的影响

——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三农问题视野中的农村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

阿.胡和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与撤点并校的大力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对其未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文化生态的的基础是语言生态。本文仅就民族语言生态的变化中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做些探讨，发表管窥之见。如果能够引起决策者和学者们的注意，那便是如愿所偿。欢迎诸位学者批评斧正。

一.族群的解体对民族语言的影响

族群是语言的支撑。只有足够的族群在日常交际中广泛使用母语，才能保障母语的存在。反之，母语就会消亡。
城镇化使得大量的牧区人口向城镇迁移。撤点并校更是造就了城镇学校陪读大军。而这种人口的大转移直接导致民族语言的族群逐步走向解体。城镇是多民族杂居的场所。一个少数族群进入城镇后，由于社会交往的需要，迫使他们开始使用双语。即在某种场合——日常与本族群人交谈时，使用母语；在另一种场合——与非本族群人交往时，使用另一种新学会的语言。而后一种场合在城镇里早已成为必须。
在多民族的国度里，与多数民族相对而言少数民族语言是弱势语言。在强势语言面前，弱势语言由原来的社会交际语言逐步萎缩。萎缩的情形有以下几种：
一是退缩成家庭用语。即母语只是在家庭生活中使用。然而，这种家庭用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笔者所在的东乌珠穆沁旗而言，有近一半的蒙古族儿童从幼儿园开始就上汉语授课的学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会说母语，家庭成员交往中，为了照顾他们只好放弃母语。
二是退缩成课堂用语。为数不多的母语授课的课堂上师生之间用母语问答，下课后同学之间，乃至师生之间也在操汉语喧哗。这便是撤点并校后出现的情景。目前，仅此一点母语授课的课堂也在受到冲击。一些家长为了让不会母语的孩子学习母语，把他们送到了民族小学，给教师的正常教学活动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很多平常的词汇都成了生词。为使他们理解词汇含义，老师不得不用汉语进行解释。于是，课堂变成了混合语课堂。
三是退缩成民族文化活动用语。语言是文化的代码。在建设文化大区的号召下，民族文体活动此起彼伏地开展，如：乌兰牧骑演出、那达慕大会的举办，为民族语言保留了用武之地。然而，就其根本而言，这些表象不能够说明民族语言文化的繁荣。因为没有语言生态这个“1”，后面有多少个“0”，也没什么实际意义。
四是退缩成宗教领域的用语。蒙古地区的佛教寺庙里，神职人员仍在使用藏文和蒙古语。蒙古地区的宗教是藏传佛教，经文大部分是藏文。除诵经礼佛外，其它佛事活动用的是蒙古语。找他们求签问卦，用的也是蒙古语。

二.生产生活的变化对民族语言的影响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因其所从事的生产不同，语言中与其生产相关的词汇量的比重亦不同。最先发展近代工业的英国人的语言中，与科学技术相关的词汇量堪称世界之冠。在全球工业化的今天，英语学习已成为时尚；在有着数千年农耕文化史的汉民族语言里，与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相关的词汇量之大独占鳌头。仅其菜谱一项的翻译就使得所有的翻译家头疼；而蒙古族是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其语言中与牧业生产及迁徙生活相关的词汇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令其他语言望尘莫及。
城镇化使得大量的牧区蒙古族人口涌入了城市。他们离开草原，抛弃了牧业生产和游牧生活，来到现代化的城镇。他们面对的是对他们来说全新而陌生的市井文化和小市民生活。他们所熟悉的生产技能在这里毫无发挥的场所；他们多年驾驭的语言在这里已经找不着北。迎接他们的是海一样的异族现成语言。由于生活的变迁，大量与游牧生产生活有关的词汇自然地退出交往需求，渐渐被族人忘却。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爱卫会在春季搞清理白色垃圾时，老师布置学生明天上学时从家里带来炉钩子，居住在楼房里的孩子们不知道什么是炉钩子，只好问家长。家长向我叹息道：现在的孩子起码的词都不会说了！
语言词汇中的动词是相对稳定的，而名词的发展空间极大。面对新生事物的名称需要创造，需要翻译，需要借用。人类固有的惰性在这里发挥了作用。与其费力创造不如借用，拿来主义占了上风。于是大量汉语名词很自然地涌入母语，洋泾浜语言油然而生。如今，就连蒙古族的文化人说起话来，也少不了夹杂几个汉语名词。
严酷的生活现实令父母们在为孩子就学语言的选择上开始犹豫。他们结合切身体会，要替孩子的未来着想。于是选择的天平不再向母语倾斜了。一些家长们毫不隐讳地说，孩子在蒙校要学蒙、英、汉三种语言和三种文字，让一条狗追三只兔子，负担太重。在汉校只学汉、英双语，负担相对小些。仅以东乌珠穆沁旗为例，全旗户籍人口5.65万人，其中蒙古族人口4.08万人，占总人口的72%，牧民人口2.78万人,占总人口的49%。每年蒙古语授课小学只有400多名新生入学。

三.文化心理的变化对民族语言的影响

游汝杰先生说：“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很密切，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文化也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语言和文化是共生、共存的。语言在历史上宏观演化都由文化上的原因促成，语言的微观演化也往往与文化上的原因有关。”在蒙古高原，蒙古民族在历史上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创造了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孕育了蒙古语言。因此说，蒙古语言与生俱来的文化特征是其民族的历史、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留下的心理胎记。举几个简单的例子：1.汉语称中国的东邻为“朝鲜”，这是音译。而蒙古语称其为“solongos”，据考证，其意为“左侧的国家”。是历史上蒙古帝国根据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去称呼的。2.汉语说“鞋帽”，而蒙古语说“帽鞋”，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因为在蒙古人心里视帽子为戴在头上的，是神圣的，不可玷污的物件。3.蒙古语“mori harah”,直译为“看马”，在特定的语境中，其意是表示“解手”。
语言生态的变化催生了文化心理的变化。很多名词本可以用形象思维去创造或挖掘母语中早已固有的词汇，可我们的专家们偏偏要用逻辑思维去字译，编造出一个解释性的生硬而繁琐的词来。结果是由于直译名词不能朗朗上口，往往因不被大众接受而流产。譬如：“风干肉”，蒙古语固有的词叫“borch”,可我们有不少翻译们不了解蒙古语的习惯，逐字译成“hataasan mah”。汉语“车辙”，蒙古语固有的词叫“zhard”，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一词，均逐字译成“teregnii mo'r”。这种语言的表现形式虽然是母语，但的的确确是字译词愈来愈多的现象使得民族文化心理逐渐丧失。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老百姓为新生事物所起的名字却很形象。如：“小提琴”，上世纪50年代《汉蒙词典》里没有相应的蒙古语词，借用俄语“ Скрипка”,可老百姓称其为“eruu' huur”,汉语直译“下颌琴”。后来《汉蒙词典》再版时采纳了这一词。

四.结束语

谈到城镇化，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就业、生活。提到撤点并校，人们关注的是经济压力、安全问题。对于语言生态的影响却很少有人关注。综上所述林林总总，笔者认为指令性地推进城镇化和撤点并校对于民族语言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如今，生态保护已成为热词。大谈生态的意义更多的旨在保护上。然而，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自然生态，对于语言生态很少有人问津。生态学家们呼吁人类保护地球上的一切生灵物种。我们在这里呼吁：像保护生灵物种那样保护各民族语言生态！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传媒大众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大潮的强烈冲击下,人类各民族和族群在漫长历史中所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在当代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作为人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文化最重要载体的语言,其多样性也正在日益丧失,语言濒危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据美国萨默语言研究所1999年2月发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会讲的语言共有51种，使用者不到100人的语言有近500种，使用者不到1000人的语言有1500种，使用者不到一万人的语言有3500种，使用者不到10万人的有500种。”（张公谨：《语言的生态环境》）在我国，是否真如歌中唱道的那样“56个民族，56种语言”，笔者没有进行调查统计。但我知道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参加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表演的56个民族的青年在集训期间，组织者要求他们用自己民族语言说出奥运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很多民族的青年们急忙往家里打电话寻求翻译，其结果只有8个民族青年完成了任务。
大家知道，语言除了交际功能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文化功能。少数民族语言消亡并导致语言的融合，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即彻底消除不同民族之间的交际障碍。但同时，也产生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人类语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受到破坏。语言和文化一样，多元性特点是其丰富和发展的源泉。一个民族语言的消亡，意味着人类失去了一种文化。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失去本民族语言就意味着我们已经丢掉了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民族语言的消失意味着民族文化失去了载体。文化的灭绝比物种的消失更可怕。
如果我们不想一花独放，在保护多样性民族语言的生态方面，尤其是对那些使用人口较少的语言，能像保护濒危物种大熊猫那样进行政府和民间的积极干预、扶持，提高对母语价值的认识，创造使用环境，扩大语言使用面，才有可能阻止或延缓其消亡的速度，才有可能保持“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情态。
这里，我想借用一下俄罗斯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的作家 Р. Гамзатов的话作为结束语。即：“在我看来，世界各国的多种语言是布满天空的繁星。我希望那些星群不要汇集成一颗巨星，就像太阳那样！让每一颗星都发出自己的光芒！让每个人的语言也像自己的星星那样存在！”
谢谢大家！ （完稿于2012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