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可没有这么想，那时的思想境界比现在“高”多了。
记得下乡前，北京的红卫兵们就掀起过一阵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热潮。当时的红卫兵，尤其是中学的红卫兵在文革的政治风浪中，忽而被送上潮头浪尖，忽而被大浪打进水里。在政治漩涡里挣扎的滋味，使他们深感理论的缺乏。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深入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上革命的步伐，他们开始了反思和学习。
我在那时借着这股“东风”，也把组织上发给老爸的理论书籍翻了一遍。比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等，都是一些“大部头”。由于当时没有什么理论基础，所以虽然通读了这些理论书籍，自认为已经成了小小理论家，其实也就是属于囫囵吞枣、生吞活剥、不求甚解的那一类。
有一段时间，只要这些人聚在一起，就会煞有介事地讨论和争辩。而且各个都能言善辩，“口吐珠玑”。什么“否定之否定”，什么“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等等，那些当时时髦的名词随口就有，而且洋洋洒洒、不一而足。就是给朋友写信，最后也要致以“布礼”（即：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后来到了兵团，我这毛病还没有改，只要见到“同道”便会有一番大议论。比如，有一次在团部见到了荣为人，虽然是初次相识，但这并不能阻碍我们忧国忧民，尽情切磋“革命”理论。又比如，那年回老团（十六团）参加那位奸淫蹂躏无数女知青的现役军人的公审大会之后，我回老连队看望老同学。当晚我住在老同学老潘的蚊帐里。下乡前，他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否则我不会钻到他的蚊帐里借宿。他虽然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在我眼里，他有一个致命的“缺欠”。他只喜欢谈论文学，对于“革命”政治理论却不感兴趣。
那天我被枪毙现役军人的场面所激动，总想说点儿什么，否则就有如骨鲠在喉，十分不舒服。可是老潘要睡觉，不搭我的茬儿。我推推他：“你们团出了那么大事儿，你还睡得着觉？”
“不睡觉怎么办？接受‘再教育’？有样学样，咱也当衣冠禽兽去？”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乱来吧？”
“这不？枪毙了。杀鸡给猴看，这就是措施。”
“难道就不能采取什么预防措施吗？”
“人家手里有权，身上长着‘家伙儿’，想咋干就咋干，这叫随心所欲嘛！你在最底层，就是一个烂农工，前途命运都捏在人家手里，能有啥办法？”他转过身来对我莞尔一笑，接着说，“嘿嘿！我现在最最担心的事儿和你不一样，要这么再过两年，咱们上哪儿去找‘原装’的老婆啊？”
“你丫典型的自顾自，都他妈像你这么想，咱们国家非变‘修’不可！”
“不会，绝对不会，不是还有你呢吗？你丫不死咱国家就‘修’不了！想‘修’都没门儿！”没等我接上话茬儿，他又说，“邢益农，我知道你又犯‘口瘾’了，我给你找个对手吧！”
说完他就转身向蚊帐外喊道：“周××！我这同学和你一毛病，而且水平还特高。你敢接招儿吗？”
周××是69届的小北京，我离开十六团的时候他们还没来，所以我并不认识他。那天晚上他还真的接招儿了，我们忽而唇枪舌剑、冷嘲热讽，忽而惺惺相惜、共同对外，抵御来自各个蚊帐的冷枪暗箭。那宿舍里就像开了锅一般，热闹非凡。我们从知青的前途谈起，不知不觉就谈到了中苏战争，又谈到了“九评”。从赫鲁晓夫顺藤摸瓜就谈到了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之流，接着就讨论起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在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首先突破等等“高深”的理论问题。
说来很奇怪，整个宿舍里除了老潘很讨厌，不时地阻止我的发言，让我睡觉之外，居然没人干涉我们的高谈阔论。所以这场“口瘾”直到他们指导员来查夜，才刹了车。
我不知道他们第二天下地干活儿打没打瞌睡，也忘记了那晚的“口瘾”给我带来了什么启迪，但是从此我便和周同志成了莫逆之交，这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
最近我正在“学习”刘震云先生的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篇中刘先生谈到了豫北地区的一种文化现象，叫“喷空”。这“喷空”就是由一个人提起一件事，另一个人就能把这件事的发展情节延续下去，而且越离奇、越出人意料越好。
我刚看完这段就笑了，于是折回头又细品了一遍。品着品着我就有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突然想起了当年我过“口瘾”的情形，便有些忍不住要坏笑一番。我暗想：这位老刘，也忒古灵精怪了！能把“喷空”的景象描写得如此惟妙惟肖，难不成他也曾有过“口瘾”的经历？
可我转念一想，又有点儿不对劲儿。我过“口瘾”毕竟和老刘描写的“喷空”不同，而且还是本质的不同。他们的“喷空”是明知子虚乌有，却能随心所欲地捕风捉影、胡编乱造，而我们的“口瘾”却是十分认真的。它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必然联系，也没有可比性，只是在形式上有些相似而已。
在兵团的时候，我没有看过刘震云先生的这本书，刘先生也还没有写出这本书。其实即使我那时看到这本书，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把老刘描写的“喷空”和老潘称之为“口瘾”的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因为如果这么联系了，就是对我的侮辱。那时我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十分虔诚、十分认真的。我们之所以过“口瘾”，就是为了在相互切磋中尽快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
实际上，我到兵团以后只做过两件事情。一件是拚尽气力，埋头苦干；另一件是抓紧时间，努力学习。那时我认为，只有在思想理论修养和实际工作两方面都出类拔萃，才算是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和目的，我在这两方面都很下功夫，有时甚至做得很“猖狂”。以至于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给当年的好兄弟陈学明先生留下的印象竟然只有两点，第一点是我那烂草绳扎着破棉袄的“光辉”形象，第二点就是我自认为：以我的理论水平足以担当泰共总书记的狂言。
几天前，我在陈学明（网名：雪萌）的博客中看到他的这段回忆，已经不懂羞涩的老脸竟然红成了酱紫色。我感到浑身发热，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书生意气，少年轻狂，是不是很可笑啊？我只能这么宽慰自己。
可是当年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既然以革命为己任，决心去解放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就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切事情上都应该不遗余力、当仁不让，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性格。
就这么着，我立下了“继承先烈遗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就这么着，我主动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来到了北大荒。
就这么着，我觉得十六团不够艰苦，听到了组建六师的消息后，又主动要求到更艰苦的地方来。
我现在都觉得，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实际行动方面，我当时都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狂热的“准”战士。我真诚地愿意为了这个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而且还是属于“在所不惜”的那种。所以当时我认为，只有加入了党组织才能将那个“准”字去掉，让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民兵升格为正规军那样，不进入正规军就不是真正的军人，不入党，你就不能从“革命青年”转化为“革命战士”。因了这种想法，所以我把入党当成了我人生之中的一件特等大事。我一下乡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到六十团不久我又递交了一份申请书。由此可见我对共产党的一片拳拳之心。
不久，连里发展党员，还是四名，我依然名列其中。一切程序都那么熟悉，只是入党志愿书由红色封面变成了白色的。哦，对了，这是1970年夏天的事情。
这次我比较成熟了，吃一堑长一智嘛！我在发展会上表示：“……如果组织上继续考验我，就说明我还有不足之处，还要继续改造思想。我会端正态度，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并继续在工作中锻炼自己……。”我不敢把话再说得那么满，生怕重蹈去年的覆辙。
实践出真知，果然不假。不久，团党委的审批文件下来了，我仍然没有被接纳。我暗自庆幸，当然不是庆幸我没有入党，还是一个“白丁”，而是庆幸我这回没有拉满弓，没有给自己造成被动。
丛指导员依然为我跑团部，从团部回来依然找我谈话。这回他没有提问，而是十分惋惜地告诉我：“你父亲有历史问题，他被敌人抓捕过，坐过敌人的监狱，是否有变节行为现在还没有查清楚，还没有结论。所以……”
我又一次被五雷轰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的父亲，那么一条铁骨铮铮的汉子居然可能是革命的叛徒！
我有点儿乱了方寸，嘴里禁不住嘟哝起来：“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没有注意丛指导员接下来说的话，一门儿心思在琢磨：我爹要是叛徒的话，为什么还要带着我们回国呢？我爹他们回国后接受过党组织的甄别和审查啊！他们是怎么蒙混过关的呢？我如果成了叛徒的儿子，又该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我就问指导员：“我该怎么办？”
丛指导员沉吟片刻，然后说：“小邢，我相信你是好样的，千万别气馁。你要相信组织，要经得住组织上的考验，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你自己是革命的。……”
“如果我父亲真是叛徒呢？”
“那你也要相信党的政策，我们党是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这一点相信你也知道。继续好好干吧！”
听了这番话，我虽然好受了些，但心境仍然一片凄凉。我知道，我如果真成了叛徒的儿子，入党的事就永远不用再提了。
和指导员分手的时候，我突然对他说：“我父亲如果是叛徒，我就亲手杀了他！”
指导员吃了一惊，死死地盯着我没有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我想了很多很多。
1970年夏天，上海知青已经来到我们团。和我一起上报团部的四位中，有一位就是我们连上海青年的“领军人物”忻宗祥。因此我在走“背运”的路上就有了一个“难兄难弟”。
那次团里批回来的不是“三缺一”，而是“五五开”。现在想起来，其实应该叫做“对对和”，四张牌中有两张“红中”，还有两张“白板”。不用说，那两张“白板”就是我和忻宗祥。
忻宗祥的年龄比我大一点，是江南造船厂技校的毕业生。在充当“白板”前，我们来往不多，也许是因为那时上海知青还没有和我们这些老知青完全融合在一起的缘故吧？等到一起当“白板”时，我们就偶尔有所接触了。
有一次我对他说：“老兄，你比我幸运多了！”
他推了推眼镜，问我：“我哪里比你幸运了？”
“我第一回‘落榜’是自己‘耍单儿’，可你第一回‘落榜’却有我作伴儿，不用‘耍单儿’还不幸运？”
“哦，你说得是这件事啊？”他无奈地苦笑着，没有再说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就这么默默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71年4月，我们连的食堂遭了火灾。忻宗祥英勇救火，由于缺乏经验而当场牺牲。连里上报了他的事迹，提请团里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但是团里却认定他是“因公死亡”。据说主要原因是他的出身不好。忻宗祥的出身是“资方代理人”。后来经过连领导的努力争取，忻宗祥虽然没有获得“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却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我虽然始终没有和忻宗祥建立过私人友谊，但是我总在各种场合为他鸣不平。我认为不论他是什么出身，根据他平时的表现和英勇救火的壮举，“革命烈士”的称号就当之无愧！
忻宗祥就这么走了。我的“难兄”就这么走了。
又过了两个多月，我接受入党审批的“大限”又一次降临了。
我依然无计可施，因为父亲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我只能默默地目送着“大限”的那天渐渐离我远去。我又一次“入党未遂”。
不久，好像是这一年的初秋，连党支部又一次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又一次上报到团里。我依然“耍单儿”“落榜”。丛指导员依然找我谈话。
他说：“你父亲的历史问题已经有了初步结论，没什么大问题。但是现在他的工作单位怀疑他是‘五·一六’分子，正在审查当中。所以……”
他的话让我感到意外，而且只是意外而已。我十分诧异：我怎么再也没有五雷轰顶的感觉了呢？
我知道，只要我父亲还有问题，还在接受各种各样的审查，我就无所作为，无计可施。我知道我的入党问题已经不是通过我的努力就可能实现，而是要看我父亲的“背运”何时才能结束。只有他时来运转了，我才能时来运转。丛指导员他们即使再为我着急也没用，他们像我一样，无能为力，无计可施。
我笑了笑，打断了指导员的话头：“丛指导员，您就别说了。您要说的一切道理我都明白。而且我已经做好了第四次、第五次甚至是第六次填写入党志愿书的思想准备。我会好好干的！请您和组织上放心好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说这话的语气越来越悲壮，只是最后是否流下了泪水，我已经记不得了。
我记得“株连九族”好像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那玩意儿应该早就“绝种”了。我还记得文革中的那幅血统论的对联，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早就成了过街老鼠，还有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好像都吃不开了。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想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却因为父亲、奶奶甚至是曾外公的问题，连一个加入组织的事儿都得蹉跎三年而一筹莫展呢？这不是株连又有什么令人信服的解释呢？我又有些糊涂了！
这些当然不是我当年的感想，当年也不敢这么想。我当年喜欢读鲁迅的书，所以就会时不时地想起“阿Q”来。尤其在因入党无门而苦闷的时候。原来我看《阿Q正传》时觉得他很可笑，后来我逐渐同情起了阿Q。我总觉得阿Q就是我的表哥或表叔，反正有那么一点血缘关系。要不我怎么那么憎恨不许阿Q革命的假洋鬼子呢！
苦闷的时候，虽然我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阿Q，但是当时我觉得这是我的阴暗心理在作祟，所以就在内心里拼命批判他，拼命排斥他。我不想让这位“表哥”来干扰、影响我的革命情绪，影响我曾经立下的“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可是即便如此，阿Q还是会在我不经意间前来造访。
1972年的8月，不知什么原因，连里居然派我这个农工排长去河南买拖拉机的轴承。接到这项任务的第二天我就出发了。
那天，我们连的铁牛到团部办事，我搭“顺风车”坐在拖斗里。车刚刚驶过连部，就见丛指导员冲出连部大门，一边招手一边向我们跑来。他大声喊叫着：“快停车！快停车！”
车停了，他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十分兴奋地对我说：“批下来了，批下来了！”
“哦，我知道了。”我很平静，虽然百感交集，但就是兴奋不起来。
“小邢，应该高兴啊！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丛指导员还在替我兴奋。
“对！我高兴，我非常高兴。”我不忍心再看他的表情，扭过头去装出一付兴奋的样子。
“出差回来再让你看文件吧！现在文件还在团里呢，我刚才接到的是电话通知。”他边说边转身回了连部。
我不明白，努力了三年才加入了党组织，当来之不易的结果突然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为什么兴奋不起来？我那百感交集的心情又是什么？
最近我和李爱屏在网上交流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曾填写过四次入党志愿书，竟然比我还多了一次！令我十分惊讶。她还说，当她得知被党接纳的消息时，她的感受就只剩下了“沧桑感”。
哦，还是女性的观察细腻！我终于找到了最恰当的词汇，来形容我那百感交集的心情——沧桑感！
沧桑感。是啊，就是沧桑感！
作者邢益农。即是我的同班同学，又是同年同日奔赴黑龙江兵团又分配到同一连队的战友。
颇有同感，看看现在社会中不良状况便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