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初到农村
1969年4月，我们，一群十七八、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只一天的旅途，就跨越和体验了文革时期的城乡差别。回想起当时艰难的适应过程和揠苗助长式的心理成熟，现在还不寒而栗，但要平静地叙说那段历史，就必得超然一些。我们肯定牺牲了很多，但仔细想想，可能也有收获。
1.踏上征程
北京的一些工矿企业要在 1968届的毕业生中招收一批工人，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虽然进工厂不像招兵那么严格，但是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依然是望尘莫及。相当一部分同学去了工厂，而我们在默默地等待。记得那时候，每天都要上演列队等待分配的闹剧。军宣队的大员将大家召集起来，先是一顿训话，永远是什么“号召”，什么“响应”之类的官样文章，之后便像点名一样呼叫名单上的名字，被叫到的喜笑颜开地离去，因为这意味着可以留城进工厂，没被叫到的无地自容地站着，心里期盼着下次能被叫到。一天一天地过去，站着的人越来越少，被侮辱、被抛弃的感觉愈来愈强烈。然而那就是现实，残酷而无可奈何。招工结束后上山下乡动员开始了，军宣队、工宣队进行家访，逐家动员家长让自己的孩子响应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必须上山下乡。我户吴同学遭遇的家访令许多人感慨万分，他是这样回忆的：
“在忍受等待的煎熬过程中又发生了一件事，不说足以改变我的人生轨迹，也堪称是其催化剂。一天，军代表王Cai（不知是‘才’还是‘财’，）光临寒舍，届时我正在写日记。在自己的日记中我“小资”了一把，作了一首“词”，原句早已遗忘，只记得三个字‘我自惭’。‘词’的大意是见到他人参军的参军，进工厂的进工厂，去兵团的去兵团，留下我自己，很是惭愧。军代表王Cai 见了，硬将‘惭’读成‘惨’。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全‘词’的意境全然改变，我从‘思夫’变成了‘怨妇’，性质从‘内部矛盾’滑向‘敌我矛盾’。 王Cai 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就叫做‘人碰上秀才，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总结自己的一生只两个字：‘倒楣’，而我则添一字：‘倒血楣’。”
在诸如此类的家访、动员之下，同学们开始自动组合，一部分去了山西，而我们10名同学则准备到吉林插队。不多日，吉林省镇赉县的干部来学校作报告介绍当地情况，说是能吃上大米、白面，还有电灯、电话，使我们对那里有着一种美好的憧憬。
1969年4月12日晨的北京车站，我们同父母、兄弟、姐妹、同学、发小依依惜别之后，随着火车的一声长鸣，我们就此踏上了去北大荒的征程。列车越向北行进，窗外的景色就愈加荒凉。第二天列车过四平后，好像是在太平川附近有一次临时停车，因为不是车站停车，时间又较长，铁道附近一个屯子的很多孩子都来到列车下面。我们，还有其他许多知青向车外抛撒糖果和列车上发的食品，那群孩子们抢着，知青们乐着。列车又开始行进，看着那远处屯子里的干打垒的土屋，大家争论起来，有的说是住人的，有的说是马厩，后来大多数人认为是马厩。4月13日夜我们在镇赉县坦途车站下车，换乘了坦途到四方坨子的小火车，大家挤在没有顶的车皮里，晃晃荡荡向草甸子深处开去。
2.初到生产队
仅仅一天的旅途，就跨越城乡之别，其反差之大，当为刻骨铭心。吴同学后来回忆道：“当时的我晕晕乎乎的，脑子一片空白，脚下踩的似乎是棉花。上了小火车，不过不是客车车厢，而是无棚的敞车，窄窄的。我们立在敞车里，风掠过头顶，带来斯斯凉意。四周漆黑一团，只有远处点点火亮。那是什么呢？脑海出现了幻觉，几匹烈马上坐着强悍的人，手举熊熊燃烧的火炬，策马飞奔而来。‘哐当’一响，列车戛然而止，幻觉为现实所替代。我们被招呼下车，户长塞给我一样东西，方方的，扁扁的，可能是个牌牌。我极不情愿地摆在胸前，因为觉得那样子很傻很傻。带着很傻的感觉，我们跨上大车，被载入黑暗。”
从坦途到四方坨子的小火车缓慢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停在了一个叫新立屯的小站，有人通知“徐家大队的在这儿下车了”。天很黑没有电灯，大家小心翼翼地从货车车皮里跳到路基上，路基南侧有几盏马灯在晃动，有人高喊：“三队的到这边集合！”大家拿着随身物品走了过去。这时有几个女生也过来了，其中一人双手捧着一幅金属版的毛泽东画像，原来她们是北京女三中分到这儿来的，和我们男校的男生共同组成一个集体户。走近马灯处，看到几个东北农民装束的人赶了两挂四匹马拉的大车来接我们。点名后大家分坐在两挂大车上，车老板儿吆喝一声，大车上了路。
天非常的黑，不说伸手不见五指，其能见度也只有几米远。从小在北京长大，从没见过这样的漆黑，抬头所见，满天星光。前后张望，只有几个电棒的灯光和烟头的火星。身下的大车在不住地颠晃，却不知去往何处。困倦得睁不开眼，却又颠簸得睡不着。路途似乎很长，不禁担忧：再想回北京可不容易啦！
大家都默不做声，马车顺着原始的车辙不知朝哪个方向行驶着。万籁俱寂，只听得马蹄声、车老板的吆喝声还有马头上铜铃的叮咚声。马车左甩右晃地走了大约2华里，前面出现了一片黑影，车老板儿说就要进屯子了，果然有房屋出现了。马车在屯子里又拐了几个弯儿。来到了一所房子跟前。
一阵鞭炮声把知青们惊醒，才发现大车已停在一排草顶土屋前。大人孩子们围了一大群，盯着北京人看。几位老乡上前跟我们打招呼，帮我们提行李，领我们进屋门。经介绍才知他们是队里的领导阶层：生产队长、民兵队长、团支书、贫协主任、妇联主任。当介绍到运输大队长时，几个知青联想到了蒋介石而不禁失笑，弄得领导们莫名其妙。
屋里挂了几盏油灯，还算亮堂，屋外站着很多穿棉袄、戴大皮帽的人，算是迎接我们的吧。有人热情地招呼着：“到屋，到屋！”这是座一堂两偏的房子，是把一家马姓"地主"撵到别处给知青腾出来的。大家进屋后又被招呼到炕里，十几岁了，第一次体会到上炕的感觉。炕挺高，我们爬上去，感觉很热。屋里的人和物都在摇曳的灯光中闪现。我们挤坐在炕沿上，听着浓重的东北乡音，闻着炕洞冒出的柴草烟气，无所适从的眼睛都不由自主地注视着油灯的火苗，这给老乡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和困惑，很多年以后还在问，“你们刚到那会儿咋都盯着那油灯瞅呢？在城里没见过咋的？”
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一个脸上总是带着笑，看上去老谋深算的人寒暄之后，说了几句欢迎的套话。然后生产队长，一个身材魁梧，显得有勇无谋的人也简单地说了几句。最后政治队长请老贫协讲话。老贫协个头不高，浑圆的身体，说话略显深沉，他后来他给我们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戴帽子没有季节过度，每年都是摘了皮帽戴草帽，摘了草帽戴皮帽。老贫协磨叽道：“那啥，那啥，你们来了队里呢，人就多了。地呢还是那些，分到人头儿上呢就少了。可是毛主席让你们来了，我们还是欢迎！”淳朴的农民不加掩饰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我们绝对不能说他是狭隘或自私，他的思想可能代表着当时大多数农民的想法。
之后队长又讲了一些对我们的安排，介绍了当时的一些农活。一个同学冒昧地问了一句：“那我们明天几点起床啊？”老贫协想了想，好像很照顾似地说：“4点吧”。啊！大家都惊呆了，“4点！”我们什么时候那么早起过床啊？要知道我们从今以后就是农民了，每天就要跟农民一样日出而做，日落而归了。
生产队领导的介绍结束后，招呼说：“大家都饿了，吃饭吧！”这时有人向已摆好的几个炕桌上端来了一碗碗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饭食，每个炕桌上还有两碗黑乎乎的咸菜，经过介绍才得知主食是苞米大茬子饭，咸菜则是腌大葱叶子。大家象征性地吃了几口就都不吃了，后悔呀，当时真不应该把那么多好吃的扔给车下的孩子们。队长一再嘱咐我们吃饱睡好，并说：“你们刚到，明儿个不用出工了，放你们一天假在屯里转转。”老乡们走后，大家把各自剩余的食品拿出来统一配给，这之后的两天后我们把书包底儿上的面包渣都吃了。
当夜因为行李未到，大家和衣而睡。虽然炕稍儿摞着很多跟社员借来的被子，乍一看都是黑色，细看才知是油腻太厚以至原来的色彩都被盖住了。有人轻声提醒，“虱子。。。。。。”，于是谁也没敢盖，都和衣而眠,却谁也没敢盖。我们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但知道这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后来有老乡质问我们：“你们咋睡觉不吹灯呢？那得耗多少油啊？”
第二天很早就都起来了，4月的东北，太阳已经出来得很早。白天才发现我们住的就是我们在火车上看到沿线的房子――我们称之为“马厩”的土屋。早晨，我们几个人冒着呼呼的北风，出了屯，在已经枯草连连的草甸子上盲无目的地走了好远好远。彼时的心情沉重而复杂，有对家乡的眷恋，有对前途的迷茫，更多的是对眼前陌生环境的恐惧和巨大反差前的失落。我们伤心，我们忧愁，我们痛苦，我们无话可说！
这个屯子一共只有三十几户人家，民风淳朴。耕地有一百多晌旱地，主要是靠天吃饭。屯子的南面是一大片无垠的草甸子，苍苍莽莽，宽阔而辽远。当时这片美丽的草甸子养育着队里200多头大小牲畜，还为家家户户提供生活用的柴草。屯子里没有商店，去大队供销社要步行两华里，去公社要步行10公里，那时社员家基本上都没有自行车，只有步行或骑马。屯里有一所混教的低年级小学校，只有一名老师。第三天开始到队里干活了，从简单的农活干起：起圈、扬粪、踩格子。每个人发了一个工分册，确认出工后由计分员给计分，当时给我们记6分，属于所谓“半拉子”。
生存环境突然间发生的变化，使我们这群还未成年或刚刚成年的学生感到诚惶诚恐，无所适从。所有的一切，都和被介绍的，也与我们所想像的大不相同。这不是学校时组织的下乡劳动，而是真真正正的来当农民，来扎根落户了。
一开始最难以适应的是饭食和作息时间。苞米大茬子、高粱米饭（屯子里井水碱性大，做出的高粱米饭红红的）、贴饼子、小米饭都是从未吃过的，大茬子饭、高粱米饭吃了后有时胃部会疼痛难忍，贴饼子吃了后会焼心，小米饭就算是细粮了。没有青菜，更没有肉，每天只有盐水黄豆芽汤，那是一大脸盆飘着一点儿油星的盐水下面有一层刚刚发了小芽的黄豆。吃饭时，大家都拿着勺儿调侃着说：“蹅底捞干的”。有时生产队做豆腐，分一些就是最好的菜了。后来队里派人帮我们做了一缸黄酱，后来就可以吃到小葱沾酱了。第一年国家给了知识青年特殊照顾，给一些豆油，供应成品粮。第二年往后，不管什么年景都是600斤原粮，而社员则按收成分粮，年景不好的时候就是够不够360了。
随着太阳的起落来确定劳动时间，是当时东北广大农村的习惯。天不亮就要起来吃饭，天刚放鱼肚白，生产队长敲击着挂在木架上的大车轱辘的钢圈，招呼社员到队房子集合。每天由政治队长带领头手举语录，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再祝林XXX永远健康，然后唱“天大地大”等革命歌曲后，迎着刚刚跳出地平线的太阳去干活。春末夏初，每天早上不到4点就出工了，中午回来吃饭休息两个多小时，下午要到7点多才能收工。吃完晚饭，洗漱、聊天，累了一天了还忘不了嬉闹。10点多钟才睡觉，而凌晨3点又要起来去干活，（夏天铲地时就更惨了，2点多钟就得起来），每天只能睡5个来小时，加之繁重的体力劳动，几天过去大家真的有点儿吃不消了。有的同学开始找辙休息，有的说：“队长，明天我洗衣服，”有的说：“队长，我头疼。”或者推说拉肚子。总之，不管队长同意不同意都要休一天。那时农村没有节假日，除了出现恶劣天气时，其他日子都要去干活，于是下雨就成了我们的期盼。
生产队用国家给知识青年下拨的安家费，给我们买来了各种农具，如撅头、铁锹、锄头、镰刀、搧刀、扁担、土篮子等，在队长的安排下干各种农活。记得我们干的第一种农活是攘粪，就是把卸在农田里的一堆堆的肥料均匀地攘到田里。吉林西部的春天非常干旱，几乎天天刮风，当地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立夏鹅毛住，刮倒大杨树。农田里还没有植被，经常是沙尘漫天。攘粪就像攘土，不能谁都在上风头儿，经常被刮得一身一脸，一不留神还会刮到嘴里。还干过刨楂子，后来又跟在马或牛拉的种地用的耲耙后面踩格子，为了适应踩格子的需要每人买了一双农田鞋（高腰儿解放鞋）。每人拄着一根木棍儿，各自跟着一个耲耙后面在刚刚培起土的垄台儿上，在前面的人没有踩到的间隔处走直线一步步将其踩实。其走法就像T字台上模特儿走的猫步，就这样一天要走上15-20公里之多，其强度可想而之，一天下来鞋里都和泥了，腿很疼。起圈挑粪算是比较轻松一些的活了，可是对于从未挑过担子的我们来说也并非是件容易的活。一开始挑起来双手攥着扁担土篮子来回晃着甩着向前走就像飞似的，引得社员哈哈大笑。后来在社员的指导下掌握了挑担子的要领，挑起来也轻松了许多。后来肩膀儿红肿了，再后来起茧子了。再往后的活儿就是铲地间苗，使大锄头还好一些，使小把锄就遭老罪了。为了不伤苗，并且保证草锄得稳、准、狠，上级领导规定小把锄的柄不得长于胳膊肘的长度。凡是违反规定，一律截断。每天上工前都要检查，凡长必锯。当然，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各有奇招，有的竟然使得上连柄带锄齐腰的“小把锄”。我们知青可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按部就班地使用规定尺寸的小把锄。于是我们便一蹲一整天，实在蹲不住了，就跪在地里一铲一铲地锄。几天下来，就造成了下蹲易，再站起来难的局面，使得如厕都成为重大的考验。
其实农民可能一生都是这样的生活，只不过他们的生存轨迹是一条上下变动不大的准直线，而大部分知青的生存轨迹则是一条变化剧烈的抛物线，所以对那段经历才刻骨铭心。
3.出工
“让我再睡一会，就一会，一会。”
—歌曲《梦游》，零点乐队
东北草甸子纬度高，地势平，夏季日轨特别长。这个季节生产队有干不完的活，日照时间再长也不够用，有时还得打夜战。说是“日出而作”，其实每日天还黑咕隆咚的，上工的“锺”就响了。生产队长知道知青们贪睡，每次都派人到集体户的窗外来喊。
作为我们自己的“家”，被叫做“集体户”，不知是口音还是别的原因，乡亲们都读作“具体户”。无论叫什么，柴米油盐是当家过日子的头等大事。开始时，队里给我们指派专人为我们做饭，记得先后是俩兄弟，姓朱，大的人称“大老朱”，小的自然称为“二老朱”。兄弟俩的厨艺不敢恭维，但每天喊我们出工的叫声真是让人心悸。我们住的是马家“地主”腾出的泥土房，西间是男生，东间是女生，中间是柴火堆和灶台。天还很黑很黑的时候，就开始做饭了，而我们依然蒙头大睡。突然间，房门被重重的砸响，接着一个粗重的男低音吼道：“起呀，起呀！队长招呼啦，不赶趟了！”紧接着就是“哐当、哐当”的门响。我们个个惊厥，觫然，心口突突地跳。放眼窗外，依然漆黑一片，隐约听到远处上工的“钟”“当当”地敲。这就是每天早晨的功课，必须的早自习。
起炕是每天最难受的一件事，眼皮沉重得睁不开，四肢酸疼得不想动，一切感官都在努力把你拉回到睡眠中去，决定起还是不起变得无比艰难。终于咬牙爬起，匆匆地穿衣，匆匆地吃饭，匆匆地做一切来摆脱挥之不去的困倦。大伙都是收拾好了一起出门，动作快的有时靠在行李卷上等动作慢的，眼一闭就又睡着了，还得让人再叫醒一次。
社员们在星空下集合，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地里走。黑暗中的机械步调让眼皮越来越沉重，清醒时的最后念头在意识中发展成梦境，直到一脚踩进路边的地里。如果看到走在前边的人步子越来越慢，你就得在他背后击一掌或喝一声，让他醒过来跟上队。村里有的小姑娘干脆把锄杠的一头递给走在前头的伙伴，然后抓着另一头，闭上眼，边走边睡。
到了地里太阳还没出来，打头的不等，领着大伙就干。昏暗中分不清苗和草，得蹲下身去用手摸。光滑的是苗，留下；毛糙的是草，拔去。不放心，拔下以后拿到眼前仔细看，是草，就这么干。是苗，可惜了，赶紧调整对手感的判断。
要是夜里的露水重，垄沟里的土就很湿，一会就在鞋底上结成泥壳，时不时地得找根树棍刮去鞋底的泥。抬起脚来甩不是个好办法，甩出的泥块方向没准，砸在别人身上会遭来骂，还会连泥带鞋一块甩出去。这时要是没人帮你把鞋捡回来，你就得在垄沟里单腿蹦着去找鞋，回来准被落下一大截。
太阳冒头之前，天边先亮起来。在鱼肚白的背衬下，远方的树趟子映出黑黑的剪影。天边越来越亮，高高的树梢上先有了红光。忽然，在树的剪影中亮起一个红斑, 它很快变大，把树影都融入其中，一轮火球带着不可抗拒的力量升起。太阳冒出地平线后，有时很快变成耀眼的白炽，让人不能直视，有时升得挺高了仍然彤红瑰丽，让人看不够。
（待续）
毫无思想准备时，
城乡差距仅一日，
吃饭休息是难关，
干活更是罪受至。
苦不过插队,难不过支边.
从那时候熬过来以后，再什么困难也难不倒我们了。磨难是财富，是其他任何东西代替不了的财富，我们终于走过来了！
东北知青刚到农场时也是那样的，何况你们又是京城来插队的了。下乡的第二年春天，我们那里来了一批浙江知青，那时大家都好奇的跑出门看，看到他们一个个戴着口罩，穿着棉军大衣，说话声高，还一串一串的，一点也听不明白，感到很新鲜，南方人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也能体会到你们刚到生产队时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