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
应槐乡版主之邀，在此同时连载拙著【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因是从记事写起，篇幅过长，老知青们都已年至花甲，长时间阅读会劳累，先列出目录，便于大家以后随意翻读。本来就是北大荒人，在【白山黑水】写作理所当然，只是先找到中知网，后找到家，便有了先后之别，很觉歉意，好在天下知青是一家，大家小家都是家。
写在前面的话：
我正在以“沈轼”为笔名，创作一部长篇草根文学作品《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尽管一个甲子的人生历程已经被沉重的生活碾压得支离破碎，但是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老三届、知青、北大荒人，我怎么能够忘怀那一代人与共和国共同度过的艰难困苦、坎坷岁月、悲壮历程！我尝试着在《起点小说网》留下那一行足迹，但在以武侠玄幻、都市言情、时光穿越等消遣文学为主的创作欣赏群体中，会有多少人关心那一代人的甘苦?尽管有许多人是他们的后代。也许中国知青网——文化沙龙——纪实文学会有那一代无根草民回顾市井历程的一席之地。
目 录
楔子………………………………………………………………………1
第一卷 苦涩却又快乐的童年
第一章 共和国的同龄人……………………………………1
第二章 苦孩子也有欢乐……………………………………2
第三章 我们的冰上运动……………………………………3
第四章 大杂院里过新年……………………………………3
第五章 正月十五闹元宵……………………………………6
第六章 可敬的启蒙先生……………………………………6
第七章 穷人孩子早当家……………………………………6
第八章 一个桑葚的故事……………………………………7
第二卷 大跃进与经济困难时期
第九章 一切为了炼钢铁……………………………………9
第十章 麻雀变成了公敌……………………………………12
第十一章 共产主义的桥梁……………………………………13
第十二章 大众呼唤扁鹊行……………………………………16
第十三章 饱尝饥饿的孩子……………………………………17
第十四章 患难之中见真情……………………………………19
第十五章 顽强成长的一代……………………………………21
第十六章 难忘的师生之情……………………………………22
第三卷 中学的校园生活
第十七章 新校园与新伙伴……………………………………24
第十八章 向雷锋同志学习……………………………………25
第十九章 插秧蕴含的哲理……………………………………25
作者：沈轼
楔 子
华夏惊天乙丑年
神州赤色映云间
工农大众歌新曲
市井平民庆变迁
一九四九年,这是让全世界为之震撼的一年，也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历经近三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把贫穷、落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从黑暗引向光明，使占全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伴随着全国解放的炮声,我来到了这个世界.，在风雨飘摇中，与共和国一起度过了幼年。那是血雨腥风的年代，一切反动派都妄图把刚刚诞生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我们的父辈为了共和国的生存，为了保卫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果实，为了我们这一代从此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与国内外一切仇视共和国的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他们的历史功勋和做出的巨大牺牲已经载入共和国的史册。在我的脑海中，那里曾经是一段空白。是长辈、老师和历史教科书告诉了我共和国那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抗美援朝战争、剿匪镇反运动、农村土地改革、城市工商改造、和平解放西藏……。尽管已经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但依旧显得那么遥远、那么依稀。
从记事起，我们这一代人拥抱着共和国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一九七九年，当我们最后一批知青从北大荒、大西北，从山村边寨、水乡牧场返回城市时，已经与共和国共同度过了第一个三十年。在那二十余年完全属于我自己记忆的年代里，甘甜与苦涩、欢乐与痛苦、理想与现实、幸福与悲哀紧紧地缠在一起，让我时常感到悲喜交集、魂牵梦绕。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那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完成了党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将迎来共和国六十周年的诞辰。在与共和国共同度过六十年风风雨雨之后,我也该正式退休并享受退休职工的待遇了。第二次下乡的我将成为拿退休金的农民，从此可以不必再为生存而在贫瘠的盐碱地上继续拼搏，而是把园田的耕耘劳作当成一种享受，一种与大自然融合的享受，一种原始的、宁静的、沁人心脾的享受。到那时，我将有有充分的时间，好好回顾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共同经历的那些波澜壮阔的、刻骨铭心的、有时甚至是不堪回首的往事。也许我们这些连小人物都算不上的草民永远也写不出那些历史的鸿篇巨制,但正是千千万万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平民百姓成就了共和国不平凡的六十年。
二零零七年,由于身体的极度不适,我不得不放下正在从事的园田耕作，从农村返回城里，到医院做详细的检查。现代化的诊断设备和技术把我推进了癌症患者的队伍，原先在乡下看病吃的那些药都白白地糟蹋了，我住进了肿瘤医院。我很平静，一生中的磨难让我把生死看得很淡。我相信现代医学治疗癌症已不是难题，既使治不好，我也可追寻患癌症已经离开我们的大哥，去抚慰他孤独寂寞的灵魂。
正是因为患病,我终于有了闲暇,可以好好地回顾那些已经有些模糊了却又时常困扰着我的过去。每天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那一幕幕、一串串的往事便映入眼帘，由远到近，渐渐清晰，渐渐……
我一直把从解放战争开始，到全国解放这一时期出生的人视作一代人。他们是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一代，从一降生，他们便与共和国一起面临着最严峻的历史考验。帝国主义对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进行了最严密的封锁；国内的反动派仍在进行着垂死的挣扎；已经崩溃的国民经济，尚在建立的人民政权，苦难之中的劳苦大众，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瘟疫、乞丐、巫医、妓女、地痞、流氓、盗贼、劫匪……。面对着无数的艰难险阻，共和国与她的同龄人选择了“坚强”。
他们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接受了最广泛、最深刻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在他们的心目中，李大钊、方志敏、刘胡兰、赵一曼、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欧阳海、焦裕禄……，还有那些数不清的革命先烈是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是他们永恒的榜样和追寻的目标。他们的脑海里深深地烙印着：听党的话，做共产主义接班人。
《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已经溶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他们最忠实的信条。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成了他们信守的座右铭。他们几乎全部是农民、或当过农民、或参加过农业劳动。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代象他们那样与土地、农村和农民有着最密切的血肉联系，不管那片热土是肥沃还是贫瘠，也不管那里的农民是愚昧还是贫穷。他们是中国最后的接受了传统思想并具有中国农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忍辱负重品德的一代。
为了屯垦戍边，他们经历过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东北的沼泽地和漂茷河上，在西北的荒漠与戈壁滩上，在西南的丛山峻岭中，在海南的野地荒滩上，兴建起一个又一个商品粮和农林牧副渔生产基地；为了保卫国家、集体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不惜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谱写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们的足迹踏遍了祖国最贫穷、最偏远、最艰苦的每一个乡村角落，在与中国最广大的农民共同战天斗地的风风雨雨中，肝胆相照、甘甜与共，写就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知识青年与农民相结合的不朽篇章。
他们与垦荒者一起开垦出难以计数的沃土良田，却也毁掉了大批的森林草场、湿地沼泽；他们为穷乡僻壤送去了许多的新观念和新文化，却也给当地的农民带来了不少的灾难和麻烦，历史功过只有让后人评说。
他们曾经犯过许多的错误，但那不都是他们的错儿；他们吃了很多的苦，但那并不都是他们该吃的苦。他们也许可以称得上是历史上最听话的一代,却经历了最多的坎坷。他们曾经是“祖国的花朵，人类的未来”。在他们的日记里，曾经用稚嫩的语言写下了要当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发明家、艺术家、作家、画家……的美好理想。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碎了他们绝大多数人心中的梦。
他们与共和国一起诞生，共同成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思想牢牢地铭刻在他们的脑海里，“社会主义社会”在他们的心目中无限美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是他们最崇高的理想，“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品德。
五八年“大跃进”，他们与父兄一起砸碎铁锅，搜集家中一切金属用具，全部交给人民公社，与家人一起到公社食堂吃大锅饭。一放学，便四处捡废铁，支援“大炼钢铁”，发誓“十五年内要赶上英国，中国人民有信心”。
“三年自然灾害”，他们和全中国人民一道勒紧尚未伸展开的稚嫩的腰，忍饥挨饿，共度难关，仍然不忘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实那三分之二的人口中绝大多数人生活的比他们要好得多。他们挖野菜，采榆树叶，却不曾动过路边上堆放的国家配给的一小块儿红薯。
“文化大革命”，他们与共和国一道经历了那场空前的浩劫，也同样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一些人的心灵被扭曲，一些人受牵连遭到了迫害，更多的人出于对毛泽东的忠诚与热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之中。所有的人都失去了自己与父辈曾经梦寐以求并寄托了无限期盼的学业。他们却都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上山下乡、屯垦戍边的道路，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农村和边疆。
作为一代人，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她的同龄人无疑是很不幸的一代。“知识青年”的称号跟随了他们大半生。可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才刚刚踏入中学的校门不久。即便到后来有极少数人迈进了大学的门槛，也不过是工农兵学员，哪有多少是真正具有真才实学。他们是被政治完完全全地贻误了的一代，所形成的共和国历史上长达十年的文化断代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长久影响。除了少数的精英奇才、世子公孙，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依旧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改革开放”，他们已经进入而立之年，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婚嫁。下乡时只身一人，返城时已是二人、三人甚至四人。父母期盼他们回城，回城后的他们却又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们身无分文，一家人啃着已见衰老的父母，哪还好意思伸手找父母要点儿零花钱来买一包香烟、一杯可乐、一瓶化妆品；他们在农村和边疆学到的“十八般武艺”在城里毫无用武之地，只能寻找那些城里人不愿意干的，又脏、又苦、又累的工作；他们居无定所，在父母家挤不下，就到处借房寻宿；他们在中学学到的知识已经基本忘光，除了家境好一些的，想重新学习又谈何容易。他们几乎把全部的时间、精力和智慧都放在了两个字上：生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率先进入了“下岗”和“待业”的大军。年逾五旬的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与年轻的一代和年富力强的农民工争夺最后的岗位。为了吃饭，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了街井游贩的行列，但时常被城管或联合执法人员赶得鼠窜。他们的子女与他们之间的代沟日渐深化，他们之间已经缺少了共同语言。一句“当年我们……”还没说完，便引来了一连串的讥讽与嘲笑。
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询问自己：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他们生不逢时？是他们不曾奋斗？是他们低能弱智？还是他们的命运就该如此？
我也曾不断地寻找答案：他们出生在最伟大的时代并为自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而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们曾经与共和国患难与共并心甘情愿地为之奉献一切；他们的聪明才智献给了广袤的大地母亲和贫穷落后的农村、边寨；他们也曾与七亿农民共同承担起共和国所面临的深重灾难……。他们的命运该不该如此，我找不到更确切的答案，感到更多的是心痛与哀伤。
我曾默默地计算着，一九四九年出生的人是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和六八届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正处在老三届的中央。比他们大两三岁和小两三岁的人们与他们共同构成了“老三届”。他们是共和国的一代绝版，“老三届”、“知青”作为他们这一代人的符号，已经深深地铭刻在共和国的历史上。
二次下乡后，我与兵团战友相见的机会很少。一次回津，与一战友偶遇，他拉我进了一家“狗食馆”，多年不见，要好好喝喝。一瓶“老村长”、一盘煮花生、一盘拌尖椒，我们便喝了起来。诉尽心酸，酒已微酣。他感慨地对我说：“过去咱们批孔老二，其实咱懂嘛？人家孔老二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看看咱们，三十不立，四十而惑，五十早已下岗，别说天命，连自己的命运都不知如何。”我无言。
随着共和国六十周年诞辰的到来,他们将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继续他们平淡而又苦涩的晚年。但是，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怎么能够忘记那充满了渴望的、艰辛而又坎坷、蹉跎的岁月和那些曾经与我风雨同舟、甘甜与共，到如今已是霜染华发、百病缠身的伙伴儿们呢。
我默默地坐在窗前，望着窗外正在修路的轧道车和小心过往的人们，努力地思索着、寻找着那些连我自己也理不清楚的一个个麻团。
蓦然，一个叫声惊扰了我，“哎呦我的妈吔！您可得慢着点儿，腿脚不好，小心摔着！前边的路就好了，咱慢慢走。”只见一个年轻的妇女左手拉着一个孩子，右手扶住了已经有些趔趄的老人。“前边的路就好了，咱慢慢走！”
“妈这些年可拖累你了，当年在北大荒生你落下了风湿病，你爸又撇下咱娘儿俩先走了，妈幸亏有你这么个孝顺的闺女。现在日子好多了，我就是要出来遛遛，看看外面的变化。以后妈还想出国转转呢。”两鬓霜白的母亲拉着女儿的手深情地说。
女儿把头转向孩子，弯下身子对孩子说：“飞飞！要好好学本领，长大了带姥姥和妈妈出国玩儿，好吗？”孩子跳着答应道:“好呀！好呀！我以后带你们去周游世界。”
我的心豁然开朗。是呀！前边的路就好了。我们这一代人做出了牺牲，不正是为了修好那一段路吗。中国革命的道路有哪一段不是经历了一代或几代人的奋斗与牺牲才完成的。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与牺牲，成就了共和国的伟大事业。我释然。
除去八年的学龄前生活，九年的校园生活和两年的“文化大革命”，我在四十年之中干了足有三十种工作。前一半儿是服从组织调动，后一半儿是为了维持生存。近六十载，阅人何止千百，历事更难计数。到如今除了一双儿女和满肚子的故事，我一无所有。我也听到见到过许多不肖子女为了争夺遗产拼个你死我活，我却从来没有这个担忧。但我可以把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故事写出来，留给他们这一代和他们的孩子，在他们感到需要的时候看一看。让他们知道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共和国的同龄人曾经的生活，珍惜他们的现在，创造共和国的未来。
回顾历史，一向是大人物、大英雄、社会名流、各界大家、成功人士著书立传，彰显成就，流传后世的热门。极少有市井草民写出他们的故事，反映他们那一代人最普通、最真实的喜怒哀乐与市井生活。后代只能从作家的笔下，媒体的介绍和老人们的讲述中，了解一些前人中普通百姓的平凡生活。但是，老人的讲述是那样的支离破碎，媒体的介绍是那样的规范统一，只有作家笔下的故事是那样的生动传奇。可信吗？
我的老伴儿正在看一部电视连续剧。描写一个少女爱上了老师。难以插足，便去爱他的儿子。当儿子死去活来地爱上这个少女时，老师与少女在床上被他的妻子抓了个正着。而在老师准备选择放弃少女时，少女却怀上了老师的孩子……。老伴儿讲述着曲折离奇的情节，我实在感叹自己的孤陋寡闻。这是中国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吗？是不是自己已经远离了现代人的生活？。我怎么也弄不明白，电视里、网络上充斥的那些色情淫秽、乱伦畸恋、凶杀暴力、巨贪豪敛、穷奢极欲……，到底哪些是当今百姓的主流生活？我真的怀疑，物欲横流的社会是我们共产党人曾经苦苦追寻的目标吗？那些超资本主义的现实能够给共和国带来美好的明天吗？
我曾在海河岸边徘徊，时而抬头眺望着岸边耸立的大厦和两岸拥挤不堪的卧车，时而俯身观瞧着那泛着泡沫、毫无生气的黑色河水，我的心在颤抖。这就是那条养育了千百万海河儿女的母亲河的躯干吗？这就是我们儿时曾经在她的怀抱里畅游嬉戏的妈妈吗？那些旋转门前站着腰挎电棍侍卫的高楼大厦到底与百姓有多大的关系？那川流不息的豪华卧车中，到底有几位是普通百姓？
迎接牛年的鞭炮声已渐渐稀落，孩子们也陆续回家，老伴儿哄着白眼儿睡下。我和衰老的母亲穿着女儿为我们本命年购买的红色秋衣裤，坐在沙发椅上闲聊守岁。父亲离开我们快一年了，这是近六十年来母亲第一次单独和我坐在一起守岁。老人家似乎并无困意，高兴地与我聊起了家常。
“听说这个月又给长工资了。”母亲略带胶东口音的声调里有了一丝兴奋。
“可不是嘛，您的退休工资从一千二长到一千四了。”
“都一千四了？”母亲惊讶地说，“记得我退休时才拿三十五块六毛五分！”
“您的脑子还真好，连几毛几分都记得住。”这回轮到我惊讶了。
“咳，那时一家人指着这点儿钱过日子了，能记不住吗。”妈妈感慨地说，“我和你姥姥是掰着手指头花这点儿钱的。”是呀，从公私合营算起，到退休时妈妈工作了二十年。工资从三十元长到四十七元五角，退休拿百分之七十五的工资，她能记不住吗。
“妈，您老人家就好好活着吧，国家还会继续给您涨工资的。”
“够花的就行里，要那么多钱干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您说的对极了！”我苦笑着，中国的老百姓是非常容易满足的，他们很容易理解国家的困难。其实他们都明白，这点儿钱不够大腕儿买一双鞋、给权贵送一条儿烟的。妈妈一年住好几次医院，前些日子住院，光安起搏器自己就花了一万多，她那点儿钱哪够用的。妈妈不管钱了，我们也不想让她走这些脑子。
楼下临街的门脸是邮政储蓄所。每个月的二十号，从早上七点就开始有人排队等候领取退休工资。老人们带着小板凳坐在一起闲聊，年轻一些的妇女排好了位置便围在一起述说着生活的艰难。大家都在等待着领到工资去应付后面的日子，这使我想起了困难时期老百姓排队借粮的情形。
“就是吃什么也不香了。”妈妈闭着眼睛，轻轻地摇着头，陷入了沉思。
是呀，过去能吃的时候吃不上，现在看着满桌子的美食却没有胃口，也实在是够悲哀的了。其实，现在的有钱人早已不吃这些大鱼大肉了。他们在享用那些绿色生态食品，也就是过去老百姓吃的那些东西——野菜、笨鸡蛋、棒子面、全麦粉、野生鱼虾、没有添加三聚氰胺的牛奶、不曾注射激素药液的羔羊……。
吃饭的时候，望着一斤六七个的大鸡蛋、羊蹄子般大小的鸡爪子、兔子腿一样的鸡腿……，我已是全无食欲。我接触和从事养殖、种植业前后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了，岂能不知其中的奥秘。不能提，免得扫了大家的食兴。
看着妈妈已经有些疲倦，我扶老人家去安歇。
外面的花炮声时续时断，我默默地坐在桌案前，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不由自主地打开女儿为我购买的笔记本电脑，用僵硬的手指敲打着陌生的键盘，涌泉般的记忆与贫乏的语言和生疏的拼音形成了不和谐的旋律。写出一部市井百姓、无根草民的故事，可能吗？也许……
谢谢！一定细细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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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苦涩却又快乐的童年
第一章 共和国的同龄人
儿时觅友皆为爱
摩颈擦肩几无猜
牵手共度人之初
抵足相伴情似海
我出生的地方座落在老龙头火车站东的一条小马路上。马路西接车辆段，东连津塘公路，北靠京山铁路，全长约有五百米。马路东边的二百米左右是工厂，人们集中居住在马路的西段儿。我便出生在这里一个小胡同的大杂院儿里。这条街有十条胡同，十个临街大杂院，还有一个面包房、一个煤铺、一个铁匠铺、一个粮店、一个当铺、一个牲口棚和一所公厕。水铺、肉铺、杂货铺、菜市儿和药铺都在另一条横街上，那里还有一个小诊所和一个小人儿书铺。
这个小胡同原先建造的时候有五个院落：四个小院儿，一个大院儿。青砖瓦房，石阶砖地，分别属于五个家境比较殷实的人家。日本鬼子侵略中国，一个个家境败落，房子或变卖，或出租，变成了混居的杂院儿。小院儿有四五户人家，大院儿有十余户人家。逃难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用旧砖、烂瓦、破油毡在铁道边儿的空地上盖起了十余间小房子。于是，小胡同儿便有了六个院子。二哥便出生在这个新建大杂院儿一间六平方米的小破屋里。爸爸到外边借宿，姥姥、妈妈和两个哥哥便挤住在这间小屋里。后来，搬到了一个小院儿的两间房子里，那是我出生的地方。到记事儿时，我又有了一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姥姥给大弟弟起名儿叫“小多子”，意思是孩子够多的了，打住吧。偏偏又怀上了小六子，妈妈又是蹦，又是跳，也没打下孩子，小六子还是出生了，姥姥唤他叫“小臭子”。
那时，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在家里出生的。小臭子出生那天，我们几个孩子被大人们赶到院子里。接生婆指挥着院子里的女人们有条不紊地做着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好奇地挤在门缝处往里瞧，被女人们轰到了大门口。一会儿，听到接生婆在屋里大声说：“要是疼的厉害就喊出来，别咬嘴唇！”没有听到妈妈吭声。我们的心象被紧紧地攥住，感到有些窒息。“快生出来了，使点儿劲！对，就这样。”接生婆的声音在鸦雀无声的院子里显得格外响亮。“哇”的一声啼哭，小弟弟来到了这个世界。
他是那么漂亮、那么可爱，姥姥爱不释手，全家也都把他当宝贝儿一样爱护。他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粘连在一起，出生后便经常腹泻，姥姥精心地照料他。二哥放学后不再乱跑，千方百计哄小弟弟开心，并说要挣钱给小弟弟做手术，把粘连的手指分开。可能是在妈妈的肚子里过得太艰难、太痛苦，在一岁零十个月的一个下午，小弟弟坐在小便盆上打蔫。姥姥赶紧叫对门的任娘去招呼正在上班的妈妈。妈妈闻讯回到家里抱起小弟弟就往医院跑，半路跑不动了，就坐在马路牙子上歇片刻。一见孩子气息微弱，赶紧抱起孩子，咬紧牙关继续跑。三里多地的路程，妈妈跑到医院时快要晕了过去。医生们接过小弟弟就开始抢救，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没能把小弟弟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妈妈也不知是怎么把小弟弟抱回家的。姥姥悲痛欲绝，放学回家的我们见到躺在小褥子上已经死去的小弟弟，放声大哭，二哥痛哭得昏死过去。小弟弟平静的躺在那里，看不到一丝的怨恨，露在外面小手粘连的无名指和小指微微地弯曲着。
第二天，我们没有去上学。二哥带我买了一个小匣子，把小弟弟安葬在郊外青青的草地下面。这是草民唯一能够享受的待遇，我们期盼着小弟弟的灵魂和躯体在小草那羸弱而倔强的身体里得到永生。
每当我想起小弟弟抱着我的脖子，用嫩白的小脸默默地蹭着我的脸，泪水便不由自主的滚落下来。小弟弟出生在一九五七年，本应是幸福的。他顽强地来到了这个世界，顽强得叫人感动；全家人也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他，爱得是那么深切。但我们穷啊！穷得不能给他及时治疗那原本不会夺去生命的疾病。他走了，却把痛苦永久的留给了我们。
那年头不搞计划生育，老百姓不懂得节育知识，也没有避孕措施。每天除了为生计奔波劳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天一擦黑儿，家里的老人们就喊起来了，“赶快收拾了睡觉,一会儿又要点灯熬蜡。”年轻的、中年的媳妇们赶忙答应着，麻利地收拾好家什，一家人很快钻进了被窝。孩子们玩儿了一天早就累了，不一会儿便呼呼睡去。
长夜漫漫，年轻一些的夫妇小声地谈论着一家人的生计。烦恼叙尽，见一家人都睡着了,免不了一番亲热，孩子们从此便多了起来。大杂院儿里一家五六个孩子是很普遍的，大人们干脆就按排行唤起孩子。一到吃饭的时候，老娘儿们站在胡同口大声叫喊着:“小五子，死到哪里去了！还不赶紧回家吃饭。”“你个死六子！饭都凉了，还玩儿呢。”“三儿，别跟他们野了，妈给你做了好吃的,咱回家去。”孩子们分辨着母亲的声音,一哄而散。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对老百姓生那么多孩子不是很理解。后来看《动物世界》，多少明白了一些道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弱势群体为了保持种群的数量，往往需要有旺盛的繁殖能力和顽强的生存能力。旧中国，天灾不断，人祸四起，贫民百姓生养的婴幼儿成活率极为低下。为了延续生命，改变命运，作为弱势群体的老百姓，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子孙后代的身上。母亲的大姨生了兄弟姊妹九人，到解放时，仅剩下两个女儿。但她们毕竟活过来了，活着便有希望。
解放后，百姓的生育观念并没有转变。恰值有了休养生息的大好时机，育龄妇女便毫无节制地生起孩子。婴儿的出生率迅速上升，成活率也在大幅度提高。于是，我们这一代便成了爆发的人口。到我们也进入了婚嫁生育年龄时，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生育高峰，人口也从一九五零年的四亿九千五百万增加到一九七八年的九亿六千三百万，整整翻了一番。我不是人口理论家，讲不出其中多少深刻的历史原因；我也不是政治家，提不出什么严厉的调控措施。但是，在大杂院里生活了大半生，自然或多或少的知道一些普通百姓内心的苦衷与无奈。
我们是一群大杂院里的童年小伙伴儿，是这条破旧不堪的小街上的同龄人。我曾经粗略地做了一番统计，在这条不长的街道上，我的同龄人大约有二十几人。最要好的有建国、为民、兴邦、国庆、解放和胜利。
大杂院儿里居住的人们不大讲究家谱，给孩子起名儿也就比较随意。天津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正式解放，算起来是鼠年的腊月。那时民间依旧使用农历，我们都是过完年才陆续出生的，与共和国一样，都属牛。因为解放了，大人们就给我们男孩子们起了这些时髦的名字。
爸爸给我起得大号是振华，很有点儿振兴中华的味道。其实，我们兄妹在家谱之中为振字辈。尽管与改革开放后春笋般出现的“振华机械”、“振华纺织”、“振华建材”、“振华塑料”、“振华房地产”……有着异曲同工的感觉，却不是特意而为，人们绝不会认为那是我开的买卖。我家附近有一个“振华驴肉烧饼铺”，听起来好象没有吃了驴肉烧饼就能振兴中华的意思，倒像是我开的小铺。我的哥哥和妹妹、弟弟们分别被起名叫振海、振杰、振芳、振江和振河。
我们小伙伴儿之间不习惯称呼大号,仍旧喊着小名儿或绰号，几个最要好的依次为小歪脖、二嘎子、三梆子、麻杆儿、胖墩儿和狗剩儿。大人孩子都管我叫“三儿”或者“华子”。上小学时，因为和一个同学打逗，挠破了他的脸，便有了“老虎爪”这个绰号。
我的老家在山东荣成的一个小鱼村。爷爷赶海打零工，奶奶在家种地，姥爷捕鱼为生，姥姥带着妈妈在家里为出海的人们干一些缝补浆洗的零活，父亲到姑奶奶的家里读书。父亲是独生子，只有一个姐姐，早早嫁了出去。母亲没有兄弟姐妹，是个独生女。
奶奶在一次上山拾柴时，被地主认为是偷了他家的柴，连打带吓唬。奶奶得了血崩，不久便死去。爷爷为生活所迫，带着父亲到朝鲜谋生。临行时，爷爷与姥爷给八岁的父亲和五岁的母亲定了娃娃亲。
爷爷带父亲先到了朝鲜平安南道顺川郡，安排父亲在一个叫杅竹轩的饭馆学徒，自己到处打零工。一年后,爷爷在平壤的一个果园找到了工作，便把父亲送到平壤华侨小学读书。爸爸曾经在姑奶奶家读过三年书，便直接上了四年级。爸爸读书非常刻苦，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这个衣衫褴褛的穷孩子很受老师的喜爱。五年级还没读完，爷爷失去了工作，无法供父亲继续读书，父亲只得离开学校。临走时，老师拿了几本书，惋惜地对父亲说：“日山，以你的资质，不能读书实在太可惜了。这几本书你带着，还有你的课本，别撂下，有时间就学学，以后有机会还是要读书的。”爸爸是含着眼泪与老师告别的。
没有其它出路，爷爷便带着父亲在平壤大同江东区推车买菜。后来朝鲜排华，高丽人见了中国人就打。万般无奈，一九三七的冬天，爷爷带着父亲回国。
老家的日子更不好过，到处都是逃难的。爷爷带着父亲到了威海，这一年父亲十六岁。爷爷在威海的东门外摆了一个估衣摊，爷俩靠卖估衣维持生计。读过五年书，在当时也算得上“知识青年”了。父亲到烟台，找了一家货栈学徒。爷爷也跟了过去，在临近的一家客栈住下，摆了一个糖摊儿，开始了一段相对稳定的生活。
一九三八的夏天，爷爷托人给姥爷捎信，让老爷带一家人到烟台来生活。姥姥自幼扭伤了腿，由于没钱医治，落下了残疾。姥爷常年海上漂泊，双腿受了风寒，几乎瘫痪。一家三口度日艰难，便来到了烟台。姥爷租了一间小屋，安排一家人住下，与爷爷一同摆起糖摊。妈妈进了绣花厂当工人，姥姥在家里给一家成衣铺做外活儿。两家人相互帮衬着，还能勉强度日。这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侵华战争。
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的中国人民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黑暗的统治，中国的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市内警笛刺耳，郊外尸骨遍地。（待续）
灾难深重的中国，苦难深重的百姓......
解放灾难深重的中国，解救苦难深重的百姓，这就是我崇敬共产党、热爱毛泽东的根本原因，尽管出了那么多的问题，谁也不是神仙！
一九四一年严冬的一个午后，阴沉沉的天空见不到一丝阳光，空气象被冻结了一般，让人难以喘息，寒冷像一把一把的锥子穿透人们的衣服，无情地在人们的身体上任意切割。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他们把身体蜷缩到最大限度，来抵御严寒。
爷爷见没有人来买糖果，便让姥爷看摊儿，自己去上点儿年货。这时，来了几个日本浪人。他们已经喝得醉醺醺，从大街中央摇摇晃晃地走到糖摊儿。其中一个无赖抓起一把糖果，乌哩哇啦地叫喊着，把糖果撒向其他浪人，几个日本浪人哈哈大笑起来。怒火在这个与大海的风浪搏斗了半生、身高超过一米八的山东大汉心中燃烧，这个脾气耿直、性情暴烈的胶东渔夫瘸着双腿，与日本浪人争斗。路人怒不敢言，瘸虎难斗群狼。糖摊儿被日本浪人踢翻砸烂，姥爷也被抓了起来，遭到严刑拷打。放出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不久便含恨离开人世。那一年，母亲十七岁。
埋葬了姥爷，姥姥和妈妈更加无依无靠。爷爷便与姥姥商量尽早给爸爸妈妈办了婚事，也好互相照应。可是哪有结婚的条件？爷爷和爸爸还住在客栈，姥姥和妈妈租的那间小屋不过是在门洞临时间壁的，别说结婚，连人也住不开。
一九四三年的冬天，爷爷在客栈认识的一个叫李振远的“朋友”答应帮爸爸找一个好工作并借房子给爸爸结婚。爷爷喜出望外，赶紧找姥姥订爸爸妈妈结婚的日子，并通知了亲朋好友。姥姥一直精心为成衣铺做活儿，就在成衣铺为妈妈定做了一件粉色的旗袍，成衣铺的老板只收了材料费。姥姥又为妈妈做了一双粉色的绣花鞋。爸爸借了一件棉袍和一身衣服，就和妈妈在李振远的家里结了婚。
三天后，爸爸妈妈带着自己的行李回家，亲朋好友送的礼品被李振远全部留下。又过了一些日子，李振远带爸爸到了芝罘岛，在日本人开办的采石所干活。就这样，爸爸被骗成了劳工，这个李振远就是那里的翻译。
新婚七个月后，爸爸被送到塘沽新港烟台采石所杉野组，在那里修飞机场。爸爸和劳工们受尽了鬼子的欺凌。有一次爸爸和几个劳工被关进铁笼子里，毫无人性的日本鬼子用高压水龙头喷射关在里面的人，父亲和劳工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
日本投降后，爷爷来到天津与父亲见了面。父子俩摆了个菜摊儿维持生活。一九四六年，爷爷返回烟台，把母亲、姥姥和年幼的大哥接到天津,一家人在这里团聚了。爷爷和妈妈继续摆摊儿卖菜，爸爸四处打工。四七年二哥出生了。这时，爷爷已经患上了痨病，由于无钱医治，病情越来越严重，不久便撒手人世。
一九四八年一月，平津战役打响了。解放天津的炮火把我们这一家人真正地留在了这个滨海城市。随着共和国的诞生，我降临到这个世界。
解放初期，爸爸妈妈依旧靠卖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直到一九五二年，爸爸才正式参加工作，每个月有五十块钱的收入。母亲先后生下我们兄弟五人和一个妹妹，一家九口生活非常拮据。母亲只好摆摊卖菜，来贴补日子，拉扯孩子的事全都交给了姥姥。
姥姥是六个孩子唯一的隔辈人，这个体重不足八十斤,猫着腰，拖着一条残腿的小脚儿老太太用了她全部的慈爱养育着我们兄妹六人。在我们的心目中，姥姥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的人。老人家逃过荒、要过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总是那么开朗、乐观、豁达。那个年代讨饭的还是很多的。每次有讨饭的上门，姥姥总是把他们让到家里，倒上一碗热水，拿出新的干粮和自己精心腌制的咸菜让他们吃饱，还另包上一些给他们带上。有时候见到没有衣服穿的孩子，就把我们的衣服找出来给孩子穿上。姥姥总是对我们说:“人是要将心比心的。我讨饭的时候，总是有人把口中的饭分给我一些，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啊。”我们这个家因为有了姥姥的支撑，母亲在一九五六年公私合營后当上了副食店的售货员，直到退休。
我的小伙伴们的家庭也都有着不同的经历。有逃难来津的、有投亲来津的、也有祖居这里的。职业更是五花八门，有摆摊儿的、赶车的、扛大个儿的、蹬三轮儿的、开杂货铺的、锔锅锔碗的；有瓦匠、木匠、铁匠、篾匠，还有算卦的、唱戏的、卖大力丸的、养狗放鹰的，就是知识分子家庭的太少了。小白脸儿的妈妈是个教员，可他是独生子，从小上幼儿园，很少和我们一起玩儿。有一次他拿出鱼肝油丸吃，惊讶得我们瞪大了眼睛，不知他吃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小歪脖家境贫寒，妈妈已经撒手闭眼。一家七八口人，全靠爸爸一人挣钱养活，孩子们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小的时候扭了脖子，由于治疗不及时，骨格渐硬，难以完全复位。于是，便落下“小歪脖”这个绰号。尽管家里孩子一大群，他却是个独生子。不过，贫苦人家庭度日艰难，也就没人把他当宝贝了。
狗剩儿就不然了，家中略有积蓄。他妈妈一口气生下了五个闺女，可爷爷奶奶得不到孙子是绝不肯罢休的。于是，他妈妈拼死拼活生下了这个宝贝儿子。怕养不活，便取了“狗剩儿”这个名字。从小那可真是“含着怕化了，捧着怕摔了”，有口饭尽他吃，有块布尽他穿。百姓人家宠孩子，别有一番风味。狗剩儿却是很皮实，也离不开我们这些小伙伴。
二嘎子的爸爸是个扛大个儿的，就是装卸工。他个儿不高，也看不出多壮，力气却是大得惊人。有一次我们在锯木场剥树皮给家里做引火柴，一棵大红松滑动，将麻杆儿的一条腿卡在原木中间，怎么也拔不出来。我和二嘎子急忙向锯木场工人求救，由于怕伤了麻杆儿的腿，谁都不敢使用撬杠。一个人抬不动，两个人插不上手，人们大眼儿瞪小眼儿，拿不出办法。二嘎子飞一般找来他爸爸。二嘎子的爸爸让大伙儿闪开，绕着原木垛仔细的观察了一番，把有可能滚动的地方都打上了眼儿。然后站好位置，双手抱住压着麻杆儿腿的那棵红松的一头儿，两腿较力，双膀一晃，合抱粗的大原木竟被抬起。我们赶紧把麻杆拖出来，查看是否受伤。好在麻杆儿的腿细，只是被卡住，蹭破点儿皮，并无大碍。从那时起，我们对二嘎子的爸爸另眼相看，敬重有加。二嘎子讲义气，很有点儿江湖味道。但精灵古怪多了一些，又爱闯祸，所以很是招一些妈妈们的讨厌。
三邦子的爸爸是一个大工厂的职员,有大学文凭，听说是花了五袋洋面换来的。他为人还算豪爽，喝起酒来常招呼我们去吃他盘中数得过来的花生米和乌豆。他的母亲与媳妇一起坐月子有两次，很让女人们戏说了一番。不过她们的孩子们都是我们的小伙伴儿。
麻杆儿的身世最凄惨了。他的爸爸解放前是拉胶皮的。有一次拉一个恶棍，那恶棍见前边有一个骑自行车的，一时兴起，让他超过去，他只好拼命追赶。前面胡同口突然蹬出一辆三轮车，躲闪不及，撞在一起。那恶棍飞出胶皮车，撞在一棵大树上，差点儿要了命。蹬三轮儿的只受了些轻伤，麻杆儿的爸爸却被撞断一条腿，躺在地上不停地呻吟。那恶棍爬起来，不但不救人，反而朝麻杆儿他爸爸身上乱踢乱踹。临走还撂下一句话：你小子活腻了！等着瞧。好心人给他家里报了信儿，才被抬回家。麻杆儿的爷爷变卖家产赔了胶皮车，又给儿子接好腿，悄悄搬到这里。解放了，一家人才算踏实。麻杆儿的爸爸在门口摆了一个小糖摊儿，熬糖稀，卖拔糖；妈妈捡破烂儿、做外活儿，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胖墩儿可是一脸福相。他妈妈曾经花两块钱，请了一个真正瞎了眼的算命先生细细地给他算了一卦。其实我们胡同里就有算卦的，不过那眼睛却是明亮，尽管可以不花钱，胖墩儿的妈妈信不过。那瞎眼的算命先生批过生辰八字，便让领来胖墩儿上下一番摸索，说到：“此子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双耳垂肩、两臂过膝，乃贵人之相，必有大福大贵。”几句话便喜得胖墩儿妈谢个不停，赶紧把两块钱塞到瞎子手里。瞎子一边把钱往衣袋里揣，一边说：“不慌，不慌，此子尚有三坎。每年腊月十五，可前去找我，我将面授每次过坎的机宜。”瞎子倒是把三年的年例钱都预定好了，胖墩儿妈却依然被蒙在鼓里，只顾着替自己和胖墩儿高兴。
我不知道富人区里的孩子们是怎样生活的。对于我们这些苦孩子来说，就像现在的我们对那些大人物，那些千万、亿万富翁，那些巨贪豪掠者是怎样生活的一样，都像是一个一个的故事，距离我们是那样的遥远。可以读《红楼梦》的时候，我很为贾府的穷奢极欲惊叹，后来看赖昌星之流的故事，方知天下的乌鸦是一般黑的，许多地方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在劳动人民居住的贫民区大杂院儿里，孩子们的童年在艰难困苦中依旧充满了欢乐。而那种充满了苦涩却又自然、率真的欢乐，如今再也不会重现了。由于工作逐步稳定，生活压力慢慢减轻,大人们紧锁的眉头也渐渐地舒展开来，孩子们挨打的时候也少多了。尽管每天的口粮仍以玉米面为主，但吃饱饭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了。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包饺子、捞面、熬鱼、炖肉，尤其还能放鞕炮、逛庙会、吃糖果、收压岁钱，那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日子。
“我很平静，一生中的磨难让我把生死看得很淡。”
“怎么能够忘记那充满了渴望的、艰辛而又坎坷、蹉跎的岁月和那些曾经与我风雨同舟、甘甜与共，到如今已是霜染华发、百病缠身的伙伴儿们呢。”
“心豁然开朗。是呀！前边的路就好了。我们这一代人做出了牺牲，不正是为了修好那一段路吗。中国革命的道路有哪一段不是经历了一代或几代人的奋斗与牺牲才完成的。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与牺牲，成就了共和国的伟大事业。”
“默默地坐在桌案前，思绪万千，浮想联翩。不由自主地打开笔记本电脑，用僵硬的手指敲打着陌生的键盘。”
从摘录的以上四段可以看出作者视野开阔，心胸坦荡，思想深刻，文笔流畅。令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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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老艾发华文，
再读大作意境深，
只盼速度别太快，
大家看得才有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