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转帖]追随红太阳---B13：“新一中公社”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谭立夫在北京发表了著名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他在文章中提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论点，这个论点从表面上看是新的血统论，实际上它只是把“阶级斗争论”“家庭出身论”公开化。这种论点很快在一部分“红五类学生”中、在那些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学生中得到热烈支持，“红色恐怖万岁”的声音在共和国的上空久久回荡。“北京联动指挥部”“北京西城区纠察队”都是这个时期，为响应这种理论应运而生的造反派组织。
革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班级，所有出身于“红五类”的学生，他们潜意识形态里是积极响应并给与热烈的支持的，高三甲班的徐继红以其“根红、苗正”出身于革命干部的优先条件，组织一些“红五类”学生立即宣布成立“红后代”红卫兵，他们郑重宣布，他们是红色的后代，坚决继承他们父辈的光荣革命传统，坚决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高三丙班的刘峰峰在班里提出要组织成立“红五类子女造反团”，并且要向“黑五类”子女正式宣战，宣战书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只能由“红五类子女”来接班，警告那些“黑五类子女”最好滚的远远的。谁都没有想到，高三丙班的班长洪廖争立即站起来予以反对，他说，如果你们成立“红五类子女造反团”，我就成立“地富反坏右造反团”，洪廖争的话无疑是晴天里的一声惊雷，无疑是给学校里的大革命再泼上一桶汽油。他未必能想到这句话对他有多大的影响。仅仅一上午的时间，高三丙班的教室里就贴满了批判洪廖争的大小字报。有的同学说他是地富反坏右的代表，也有同学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更多的同学说他是地地道道逆革命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分子。是应该立即被批判、斗争与打倒的对象。
大逆不道的洪廖争的这种做法在高三丙班同学乃至全校同学的心里，几乎产生决然不同的看法。当然，那些红后代、红卫兵们都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要采取行动把洪廖争打翻在地， 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但是，学校里同情洪廖争的同学也是大有人在。因为学生中真正的红五类子女并不多，只不过是在那种红色恐怖万岁的极端条件下，大多数支持他的同学和老师，并不敢或者说没有勇气站出来。但是，很快有人发现每当洪廖争离开学校的时候，总有些拥护他、同情他的学生跟在后面。他们从心里，从内心世界，从他们客观存在的世界观里支持他。他们支持他的正义行为和反潮流精神。可笑的是，洪廖争与他的几个同学在离学校不远的万泉公园，在这个信奉共产主义、信奉马列主义的国家，成立了一个秘密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专门讨论文化大革命对现实社会的影响。
谭立夫的“三论”受到了一些人的热烈拥护，也受到了全国大多数革命师生的坚决抵制。党和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这种论点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严重的干扰和影响。一方面，这种论点转移运动大方向，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广大人民群众，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初衷。另一方面，让阶级敌人搅了混水，放跑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干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为此，两报一刊同时登出社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从正面战场正式开始否定了血统论的观点。实质上全面否定了“三论”的影响。同时，毛主席的一个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最高指示，在政治上把成千上万的革命师生，从压抑到几乎喘不上气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血统论压制很久的革命师生解放了，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解放了他们。历史已经证明，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每到一个关键的时刻，总是毛主席站出来力挽狂涛，拨正革命航船的方向。他象黑夜里的灯塔照亮了革命前进的方向。他象阳光下的雨露抚育人们成长。
不许革命的“赵老爷”垮台了，被压迫的同学们翻身了，凝聚在他们身上的无穷力量快速地释放出来。因为学生们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校内各种各样的红卫兵组织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过去，那些纯正的“红五类”学生可以起来造反成立红卫兵组织，今天，那些拥护党和毛主席、出身于“黑五类”、“灰五类”的革命学生也可以成立红卫兵组织了。
十一月二十六日，以洪廖争为首的几个高三丙班的同学，率先在学校里成立了“东方红公社”。
十二月三日“风雷激”、“全无敌”战斗队成立。
十二月九日“火炬社”、“都没喇叭”战斗队成立。
十二月十日“追穷寇”、“井冈山”战斗队成立。
一九六七年三月复课闹革命开始，“东方红公社”已经改称“东方红”红卫兵，后来，听说北京大学有个挺有名的“新北大公社”红卫兵，同学们开会研究改名成立“新一中公社”红卫兵。四月中旬，洪廖争从学校里正式开出介绍信，到沈阳市大东区公安局备案登记，从此宣布“新一中公社”红卫兵正式成立。随后，“追穷寇”，“火炬社”，“井冈山”，“无法无天”等等战斗队纷纷加盟“新一中公社”红卫兵，五月份，“新一中公社”红卫兵杀入社会开展斗批改，并正式加入“辽宁八，三一造反总司令部”，并成为一中校园内的三大学生革命组织之一。
“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的司令洪廖争，家庭出身属于不黑不红的那种，母亲过去是个说评书的艺人，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木工。可能是因为继承了母亲的艺术基因的关系，廖争对乐器的演奏挺有研究。念书的时候，同学们就常围在他的身边，听他吹萨克司和小号。文革以前，他是学校乐队的指挥和指导员，也是沈阳中学乐队的指挥，每年沈阳市的重大活动，比如庆祝“劳动节”和“国庆节”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第一个人就是廖争，音乐老师张余民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希望将来他能成为一个有名的指挥家。
廖争最大的特点是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领袖的风范。他家象一个小小俱乐部常常聚集很多的同学，甚至经常有人住在他家。文革开始以后，学校的食堂关闭宿舍没人管理，许多外地的学生没有吃饭、住宿的地方，有几个就住在他家。廖争无论对于什么事情总是挺乐观，六七年的九月二十日，我们唯一的一辆大解放汽车被“黎明联总”抢去了，同学们都很伤心，廖争说：“别难过，实在想车的话，咱们再抢一辆不就行了吗！”
六七年夏天文攻武卫开始后，红卫兵组织内的同学们对于是否进行“武卫”争议很大，许多同学都认为保卫毛主席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地步，需要搞枪支弹药武装自己。廖争坚决反对，他说，我们是学生只能用笔搞大批判，搞武装那种东西很容易引火烧身。即使你不去抢人家，别人抢你的枪怎么办？还不还手？当时，红卫兵内有些激进的人认为他是老右，说别人都有大炮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枪？甚至建议造他的反罢他的官革他的命。直到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同学们看到一批批参加武斗的人被办学习班，才真正认识到当初没有搞枪的正确性。
薛东与廖争同班，是“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的军师。他是由法库农村考进来的几名学生之一。家境不富裕的他有一种百折不挠永远打不垮的精神，坦诚直率的性格中有一种农村人的狡猾。小小的单眼皮掩饰不了他能言善辩的优点。实际上他刚从农村入校的时候，说一句话都脸红，可是一年多的城市生活很快突出了他的真实个性。由于他的人缘和机智的善辨，复课闹革命的时候被推选为“校长”。薛东应该是我们的作战部长，几乎所有的革命行动，批判走资派，开展斗批改，甚至站岗放哨出去打砸抢的策划都处于他的思维。
成勇是真正的智多星，又是我们“新一中公社”的高参与文人，我们所印刷出版的各种小报，制定的各种谋略少不了都是他的功劳。更准确的说成勇应该是我们的宣传部长。“新一中公社”从“东方红”开始起所出版的“东方红”战报到后来的“新一中公社”战报无不出子他的手下，从构思、撰稿到编辑、排版甚至有时印刷都得靠自己。很少讲话的他，出口的韬略是一环套一环，因此与他在一起你会有一种思维不够用的感觉，就象一个刚学下棋的人与下棋高手比赛一样。
“新一中公社”等等这些后来成立的红卫兵，其成员的家庭出身既有“红五类”也有“灰五类”，甚至也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组织上不象正统的“红后代”那样比较纯正，思想上也不如“红后代”那样激进。象我所在“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组织更是特殊，因为它的班底就是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再往前说就是学校的乐队。因此这些红卫兵的共性并不是热衷于运动，而是喜欢乐器、喜欢表演。喜欢吹拉弹唱，喜欢成为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正因为如此，“新一中公社”红卫兵的政治纯洁性、原则性就不是那么明显。在很多方面，尤其是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显得明显不硬气，走一步看三回，唯唯诺诺，既想革命又怕犯错误，完全没有真正的红卫兵那种敢打敢冲的革命精神。
也正是因为“新一中公社”这种组织上、思想上的特点，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破四旧立四新，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甚至在文攻武卫的斗争中表现的都是比较右倾比较保守。也正是因为如此，“新一中公社”在校内与教师、学生们的关系相处的非常融洽。以至于文革后的几十年里还能与学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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