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日的老照片，它如实地记录了我们这些红卫兵，在黑洞洞的手枪、冲锋枪枪口下，举手投降的经历。
一九六六年的八月，沈阳医学院（现在的中国医科大学）里发生了一场东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兵与辽大八三一红卫兵之间的大规模武斗。此后，沈阳地区的三大革命造反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就象火炉上的水急剧升温。这一年夏日的夜晚，市区已经不是象过去那样给人以安详和平静，伴随人们进入梦乡的也不再是温馨的明月和繁星。人们耳中听到的不再是和谐的蝉鸣虫叫。而是那些“咔、咔”震天响的机枪声，或者是震得大地都颤悠的“轰轰”大炮声。已经告别战争年代二十多年的市民们，听到这些恐怖的动静简直就是心惊肉跳。居民区里的老百姓，为了自身安全的需要，把街道搞成一个个封闭的各自为战的单元，大家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齐心，能够自动组织起来拿起自制的长矛、大刀，轮流站岗放哨。这个新搞起来的街道联防还真有点用，遇上什么风吹草动，立刻有人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敲锣打鼓，甚至敲脸盆什么的，给大家提个醒。
在那个每天叫人提心吊胆的日子里，我们一直住在辽宁大学，也就是我们“八、三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总司令部。在辽大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除了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外，就是站岗、放哨、帖大字报。有的时候也出去执行一些特殊的革命任务，比如拉粮食、运副食。比如游行、抓“特务”。除此以外，我们每天就是闲呆着或者下下棋，或者打打扑克。
在辽大院里住了三个多月，虽然每天有大米白面吃，还可以看到文艺演出。可是时间长了真有点想念我们的学校，因为辽大毕竟不是我们的“家”。虽然，回中学有很大的风险，因为那里是我们的死对头“黎明联总”的根据地。大家还是决定冒险开车回学校一趟，那种迫切的心情就象远行的孩子想念家。于是，九月二十日那天一大早晨，我们在辽大的院子里把汽车的油箱灌满油，水箱注满水。一踩离合器就开了出去。
汽车开出辽大后，在向左拐的第一个路口遇到了一辆大马车，这辆从农村来的马车装了满满的一车土豆，由北向南赶过来。当时，开车的薛东已经看到这辆马车了。由于汽车的刹车部分不太好使，汽车就是停不下来。最后，当薛东用手刹车把车停下来的时候，汽车已经缓慢地与马车撞到一起了。幸好马车只是被顶得立了起来，而且赶车的农民和拉车的牲口也没有受伤。遗憾的是满车的土豆滚得遍地都是。我们几个同学急忙跳下车，先是帮那个农民把马与车翻过来，然后又去帮助他捡土豆。赶车的农民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忙着造反去吧，还是让我自己来捡土豆吧。”
离开老农的大马车，我们继续开着大解放车往学校走，按照正常的回学校路线，汽车在大东邮局东侧的小路向南拐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汽车刚刚拐过来，就发现汽车的前面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坐在马路的中央玩耍。当时，这辆刹车失灵的破汽车，已经没有办法立即停下了，慢慢地向孩子们冲去，直到看不见孩子。车上所有的同学差一点没被吓破胆，心想完了，这两个孩子完了。可是，我们跳下汽车来低头一看，居然出现了奇迹，那两个小孩子居然还在汽车底下玩着呢。不仅如此，从他们的脸上居然看不到一点受惊吓的样子，哎呀，真是谢天谢地，看到这里我们才放下了那颗提着的心。
汽车再拐一个弯就到学校了。我们把汽车开到宽阔的操场上，让那些留守在学校里的同学们，尤其是女同学们也去开车过过瘾。大家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地开着汽车，同学们都为自己能会开车感到自豪。当时，我们会开车的同学都坐在车厢上，只有我坐在驾驶楼上。在他们一圈又一圈开车的过程中，我无意中观察到有一种新情况出现。在学校操场与教学楼之间的苹果树林里，出现了二十多个工人模样的大人站在那里，我仔细看了一看，知道他们肯定不是我们学校的人。从他们身上的衣着上看，可能就是“黎明联总”棒子队那伙的。大家最不愿意、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当时我立即跟我们的司令洪廖争说了这件事情，他也觉得情况不好，召集大家全部上车马上撤出学校。
大家上车以后，开车高手李军驾驶汽车沿着学校东边的小路往回奔，眼看就要到达学校大门口的时候，发现大门已经被关上了。汽车在校门口还没停稳，我们在车上就看到从教学楼里冲出一群手拿冲锋枪、手枪的人。他们手中举起的各种枪支上黑洞洞的枪口全对着我们，谁知道他们是在吓唬我们，还是随时要勾动扳机？他们在汽车下面高喊：“举起手来，缴枪不杀！”并叫我们赶紧下车。实际上我们从来就没有一支枪，可能对方也知道的一清二楚，所以他们只要求我们高高地举起双手投降，交出汽车就行了。
尽管他们知道我们没有武器，这些人还是搜查了我们的全身，也搜查了我们的汽车，当他们发现确实没有武器时，打开大门把汽车开跑了。这是我们人生中第一次举手投降，也是唯一的一次被迫缴械投降，是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投降！唯一幸运的是，给我们大家照相的刘为同学，因为回教室给照相机换胶卷，避免了举手投降。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保留下来了那个照相机，重要的是保留了这张珍贵的永生难忘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