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滩的瞭望哨
□陈 新
抚远县城坐南朝北一面坡，坐落在浩瀚的黑龙江边，俯瞰着苏联西伯利亚广袤的原野，天晴时不用望远镜就能看见西伯利亚铁路上奔驰的火车和苏联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洛夫斯克东正教堂的尖顶。在县城西面三公里的江中心有一个不大的岛屿，叫大夹信子岛，因位于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历来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中苏关系破裂以后，苏方把大夹信子岛和黑乌两江上的数百个岛屿一起划为所谓“争议岛”，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边界争端。一九六八年，发生了“大夹信子岛”事件，几十名苏联边防军在炮艇的掩护下，公然入侵大夹信子岛，破坏了岛上中国渔民的生产生活设施，绑架了两名中国渔民。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使中苏两国的边界争端升级为直接的武装冲突，抚远县的战备空气立刻紧张起来。为表明中国政府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决心和信心，上级领导除要求抚远县定期派渔民上岛正常生产外，还命令在与大夹信子岛隔江相望的我方一侧建立由武装基干民兵值勤的边防哨所，这个地方叫大滩。一九六九年八月，我随值班分队一班进驻大滩，在离岸边五十米处建起一座十八米高的木质瞭望塔（当地老百姓管它叫大架子），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战备值勤。
一班有十二名战士，班长姓洪，外号洪大牙，是县中学的老师；副班长叫李黄，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的高才生，县气象站长（现任国家气象局副局长）；战士中有一半是杭州知青。一顶军用帐篷就是我们的宿舍，两人一组轮流上大架子站岗，两小时一换岗。每当我肩挎冲锋枪，手持望远镜，站在瞭望塔上，一种发自内心的豪情和责任感油然而生。前方是近在咫尺的敌国领土，后方是我的祖国母亲，虽然我们只有十二个人，但在我们的身后有整整十二亿中国人民，“我为伟大祖国站岗”，这首歌正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大滩这个地方是一片稀疏湿地，黑龙江水位稍一上涨，我们的帐篷就泡在水里，进出穿胶靴，人在水上睡，空气潮湿得连被子都能拧出水来。天长日久，湿毒缠身，我的脖子后面长出一个馒头大的疖子，又红又肿，疼得不能抬头。哨所没有卫生员，也没有药品，只能硬撑着，每天坚持上岗、巡逻。一天，我和几个战士下江洗澡，我摸摸疖子有点儿软了，狠了狠心，两手往后掐住疖子，把头闷在水里，狠狠地一挤，顿时疼得眼冒金星，站都站不住。当我抬起身来，眼看着水面上连脓带血，红的白的漂了一大片，摸摸疖子，瘪了。那时候的人体质好，就那一挤，不打针、不吃药，撕一张破报纸往上一贴就好了，撂到今天肯定血毒攻心，非得败血症不可。除了潮湿，蚊子是一大灾难。当地人说“抚远的蚊子，老毛子种，黄皮黄毛长骨头”，这话一点儿都不假。铺天盖地的蚊子逼得你成天拿块手巾不停地扑拉，要不一捏咔吧响的大黄蚊子一会儿就叮满了你的全身，连衣服是啥色儿都分不出来。分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顶防蚊帽和一瓶防蚊油，但有时麻烦更多，只要有一只蚊子钻进帽里，抓不着，撵不走，还不如不戴呢；防蚊油涂多了，皮肤过敏，肿得眼睛都睁不开，还不如蚊子咬呢。
最紧张的当然要属边境事件了。一天夜里，苏军的一艘炮艇，关闭了引擎和灯光，从上游顺水而下悄悄地靠上了大滩。突然，两盏探照灯惨白的光柱罩住了整个瞭望哨，晃得两个哨兵啥都看不见。紧接着，一阵俄语的吆喝声和零乱的脚步声包围了瞭望哨，听声音足有十几个人。哨兵情况不明，又无法通知哨所，只好退到瞭望亭里，子弹上膛，手榴弹拧盖，守在塔楼入口的翻盖处。等我们听到动静赶来，苏军的炮艇已经撤走。估计是苏军看到大滩新建了一个瞭望塔，不明就里，仗着船坚炮利，趁黑夜的掩护过来看个究竟。至此以后，瞭望塔安上了电话，哨所配备了反坦克火箭筒，以防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大滩的夏秋之交多雷雨，瞭望塔仓卒上马未安装避雷针，险些出了大事。那天是杭州知青刘为平站岗，后半夜狂风大作、雷雨交加，一声炸雷把他打趴在地下，半天才起来。他本可以下楼避雷，但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在自己的哨位上一直坚持到我们来换岗。天亮后，当我看到瞭望塔遭雷击后的惨状，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四面木栏杆有三面被雷火烧焦。如今年过半百的他，每当谈起此事，心有余悸中仍透着一丝宽慰和自豪，因为在他十七岁那年，当祖国需要他的时候，在危险降临的时候，他表现得像个真正的战士，真正的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