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原创]忆往昔——云南边疆知青生活散记
忆往昔——云南边疆知青生活散记
朱醒华 原16团三营九连
前 言
读者朋友们：也许你看这文章会感到不精彩、不刺激，不过瘾。可这是我们这代人的经历，是历史的真实回忆。我只想给后人留下点什么,让后人了解这代“上山”、“下乡”知青的艰苦奋斗精神，也许能激励你在前进路上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命 运
回想起40年前的往事,至今还是记忆犹新,仿佛就在眼前。在那动乱的年代“上山”、“上乡”的浪潮滚滚面而来，我也不可抗拒的被卷了进去。
我生于47年8月，在出生后不到半岁，因母亲得伤寒病重，父亲又失业，家里生活十分困难，我被送到老家福建省的一个农村。十几岁的女孩干着各种农活，耽误了学业，所以我比同班同学都大几岁。63年经父母申请，有关上级的批准才回到北京亲生父母身边。本想好好读书将来在北京工作，一家人可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可是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停课了，我又一次中断学业，在学校搞了整三年“革命”，实际白荒费了三年。68年开始分工作，原本我校68届绝大多数可分到北京市政局、公用局、维尼龙厂、电子管厂，可由于我们家长在文革中被认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被招工单位层层过筛，拒之门外，就连内蒙兵团也不要我们去。剩下的没有任何选择，无可奈何只能服从命运安排，到农村、边疆去。既便是心里再不愿意，那时也得高喊革命口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69年5月24日是我们踏上征途永生难忘的日子。北京站站台上人山人海，鼓乐声震耳欲聋，第二批赴云南边疆的知青专列缓缓启动，大家流着热泪与亲人挥手告别。我想：“再见了——北京！何时才能回到你的怀抱？”
列车经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大半个中国才到达昆明。换上又窄又颠又吵的小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慢慢悠悠在盘山道上又走了一天一夜，许多同学的脚都肿的像馒头一样。5月31日天黑时分，总算是到达河口县城。说是城不如一个村大，有人试过一根烟的功夫就从顶北头的火车站，到街的顶南头农场总部。河口是南北铁路沿线与东西公路沿线交界拐弯处，铁路沿着南溪河，公路沿着红河，河的对岸就是越南。这就是我们要来的祖国最南边的中越边界。我们在县城的“工农兵”旅社和“红旗”旅社住了一夜。6月1日早晨天下着毛毛细雨，在场部坡下公路边的一块空地开会，也就是宣布哪些人分到几分场。先分离场部最远的铁路沿线，分完一个分场的立马上大卡车拉走，再分稍近的……。铁路沿线分完，分公路沿线、南屏、巴洒、蔓峨……。分一批走一批，走一批分一批。我们被分到公路沿线中间蔓峨农场。我们学校来的又幸运的被分到离分场部较近，又在公路边的基建队。70年改兵团后为三营九连，也有少数几个被分到大山里南吉队后来为六连。
安家
我们基建队在山脚下的公路边，有三排砖瓦房一排竹篱笆草房，半个黄土地篮球场，一头有个木板自钉的篮球架。球场下边有伙房（职工食堂）伙房下边有栋空竹篱笆房，是会议室。屋里没有一个凳子。我和祝玲、洪丽安三人被安排在球场边的半间砖瓦房里。东边一半住着老工人付存志一家老小5口，中间还开着一道门，供他家过来过去。基建队有条件，木工给我们做了木单人床，板皮钉的箱子架，开会用的小板凳摆在屋里，这就是我们的家了。晚上全队新老职工自带板凳，在会议室招开欢迎知青到来的大会。会上队长讲话鼓励我们安心边疆建设，还给我们吃了香蕉。本想这边产香蕉吃点也没啥，可后来有老工人说“你们大孩子吃香蕉，我们小孩子捡香蕉皮吃”，原来在那“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不让种，说是资本主义尾巴，经济作物、物资都很缺乏，他们也难得吃上，唯有的少量一点还是过去种的，为欢迎我们的到来而故意留着给我们吃。我第一次感到领导和老工人对我们的爱戴。
就业
我们在会议室办了几天学习班，俩位老工人领着我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结束给我们每人发一把锄头一把砍刀，大斗笠（竹编的大帽子，晴天雨天都能用）。我们几个女同学被分到农圃班，就是种玉米、木薯、红薯，喂猪用的，还有少量的黄豆、花生。我们副食是各队自给过年过节能杀上一头猪，吃上一勺豆腐就不错，据说有的队一年也吃不上猪肉，更别说别的什么肉，从没见过。
上班的第一天，一早，我们被老工人班长罗建英叫到她家门口，做“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早上起床对着挂在墙上的主席像说或黙黙想这这一天做什么，怎么做；晚上再来汇报干了什么。怎么干的。每天中午要天天读，读毛主席语录、报纸。我们每天早上五点吃早饭，六点下地干活。河口地区的太阳下温度相当高，晒过的花生黄豆都不发芽，每年都要到内地买种子，何况是人，顶着烈日拿着锄头或砍刀除草。那地草长的特别快，种东西前砍完草，烧光犁过，种完就得除草，成长期除几次草。收东西还得草里找。半个多人高的草，蚊虫、小咬也不少，累得浑身是汗，叮的全身是包，没多久同学们个个满腿生疮流黄水。好在我皮肤好，没生疮，可也扛不住烈日的暴晒。有一次在红河边收玉米，我背着背篓，一边掰一边往背后背篓里装，干着干着突然觉得心里闷得慌，看眼前模糊一片，分不清一棵棵的玉米杆。一会眼前一黑什么也不知道，但听得到有人在喊“朱醒华晕倒了！，朱醒华晕倒了！”可是我怎么也动不了，也看不见，一群新老工人把我抬到阴凉处，不知过了多久才醒过来，浑身的汗像雨淋了一样，接着又干活去了。
被黒蜂蜇
蚊虫叮咬我没生疮，中暑倒下醒过来接着干，可那次的黒蜂把我蜇的够受。
那天我们到地里拨花生，我们都蹲在地上拨，不知不觉我朝前了一些，突然“嗡”的一声，飞出一群黑蜂，个头有花生米大，吓的我不知所措，后面的老工人喊：“蹲下，别动，越动它越追”。我双手抱头，赶紧蹲下，把头低在怀里，一动也不敢动，那也没躲过被蜇。立马后脖、肩上、手臂上，好几处火辣辣的疼，一会儿肿起一个个红包。到卫生所涂上些碘酒也不管事，一晚上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入眠。
种木薯
一天班长罗建英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种木薯。木薯是亚热带的一种薯类，大概属于木本植物，杆老了像木头，不老时没木头硬，根部长的像很大的红薯，表面象树皮，剥去表皮里还有一层厚厚的红皮，可以剥下，里边就是雪白光滑的木薯。可以生吃，煮吃、烧吃、蒸吃。它含淀粉量很高，当地用它来喂猪，队里没菜时也常用它来煮一大锅代替菜，面糊糊的，汤像浆糊。有时，我们到山上干活饿了就挖几根烧着吃，又白又面又香，现在北京什么都有卖的，就是没有木薯，我还真想吃。这东西产量也很高，种下头年可长大自萝卜那么大，到第二年再挖，每根直径可达十几公分，40多公分长，一棵有好几根，可挖几十斤。
这天班长带领七、八个新老女职工，爬到一座被火烧过的大山上，我们称它为木薯山，就是原始森林被砍到晒干，用火一烧，把没烧尽的木棍，用砍刀拨成一堆一堆，空出地来，不用挖，不用犁，用锄头刨一下，放一根约20公分左右长的木薯杆，也不施肥，不浇水，长出来除一次草，稍大些砍一次草，就等着挖木薯。说是简单完全是原始人一样的耕种，也很辛苦，若大原始森林长满各种树、杂草、藤蔓什么的，用人工一刀刀的砍倒，没烧尽的再一根根拨到一堆堆，也不是容易的事。种还是算轻工作。当时班长分我从山下往山上挑木薯杆。我挑着两捆沉重的木薯杆，一趟趟艰难的往山上登。山陡没有路，周围不是石头就是被砍后剩下拙着的各种树蔸，火辣辣的太阳当头晒，沉重的担子压的腿发抖，一不小心长长的木薯杆下边碰到石头或树蔸就会摔跟头，一屁股泥是小事，不摔伤，不划破就是幸运。汗水湿透衣服，跟头不知摔了多少，我还是努力艰难的一趟趟往山上挑，源源不断的供给了满山的木薯杆，这可比我从山下挑水，一担担浇满山芝麻还难，好歹那山没这么陡，走起来也不摔跟头。就是这样的艰辛锻炼了我的意志。
一场虚惊
70年初我被调进食堂当炊事员，管100多职工，加上老工人的孩子们有几百人，一天三餐，米饭炒菜，说是炒菜一餐两大盆菜，一天只限一啤酒瓶的油，多半是无油水煮菜，每人一月就2两油，一个月杀一头猪，再用点猪油，每天每餐，要做净米饭，照顾老人、孩子病号，杂粮饭，回民菜，普通菜（粘到猪油的菜），工作繁杂，每天五点开饭，三点就得上班，干活慢的两点多就上班，早起白天照常干一天活，长期以来撑不住，只好三个炊事员轮流起早，这样可以隔两天一起，遇到谁有病有事也得替他们，就得多起。
一天早上三点钟，我提着马灯（有玻璃罩可提着走的煤油灯）到食堂上班，周围黑洞洞的。先把微弱亮光的煤油灯放在灶门口划着火柴点着，头天准备的干草放进灶膛，接着是放干树枝、大辟柴，火着了，淘米，水开了先放下几斤净米煮着，又淘杂粮（同绿豆大小的玉米渣），捞出米、煮玉米渣，切菜，煮饭，时而干这，时而干那，一盏煤油灯提来提去，周围一片漆黑、安静，只有我一人忙来忙去。突然只听一阵哗哗的脚步声，从公路下来到球场再到伙房门外周围，只一墙之隔。当时，我吓的魂飞魄散，迅速关紧门，插上插销，手里握着炒菜用的大铁铣，吹灭灯（有灯不好看外边）心里嘭嘭直跳，全身汗毛直立，好象头发根都竖起来。手握铁铣注视着窗口，心想：“管你是野兽还是坏人，你敢进来我就与你拼了。”蒙眬的月光模糊看到水池边上（砖砌水泥抺的15公分宽），像是个人头，我盯了好一会没见动，再看远一点菜地篱笆边，像蹲着俩个人，过了好一会也没见动。我摸来电筒一照，骇！原来水池边上是个扣着的水勺，篱笆边是两个腌咸菜的瓦罐，这不是自己吓自己吗？可外边还是有脚步声，和噼里啪啦的声音。我悄悄摸到门那儿，从门裂缝往外一看，模糊看到几匹马的影子，那是从马圈跑到这儿的马，这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自言自语说：“你们可吓死我了”。我开门出去了，拿起一根小棍把它们赶跑了。一场虚惊总算过去了。就是这样常常一次一次被这样那样的事吓的练出我的胆量。
小小的改革
我们食堂的炉灶只有两口锅，一只是用来专门给职工烧开水的，另一口锅炒菜做饭都用它，而蒸饭用的甑子上口直径近1米，下底直径约七八十公分，高约七八十公分这么大，几十斤米加上水蒸成饭，这一甑子也不知有多重，反正一个人是无法抬的动，所以捞好饭，只好等炒完菜后再蒸饭，到开饭时谁先来谁就帮着抬饭。早先炒好的白白的元白菜捂的发红，绿绿的青菜变的黄黄的，吃起来味很差，像剩菜一样，冬天还会凉。为了让职工能吃到新鲜可口的饭菜，我是先蒸饭，把同屋住的祝玲喊起来帮我抬下饭再炒菜。俩人站上锅台一块使劲，把甑子抬出锅，放锅台边，再下来往地上抬，再慢慢挪到卖饭口。长期老麻烦她人也不是事。她们白天还得辛劳一天。于是我想起杠杆的原理。把想法与工友苗族老工人杨金国一商量，他果然找来一根长长的木杆，几根牛皮绳，铁勾等物，我们立刻动起手来。我们先在木杆的一头系上一根牛皮绳，再系上一个铁勾，在从中间往勾那头一点系上牢牢的牛皮绳，挂在房梁上，另一头系好拉绳。吊杆做好了，再用牛皮绳捆在甑子腰上，用两根牛皮绳折过来，四个绳头捆在甑腰绳的四方，勾子勾住，一拉绳，把甑子拉出锅，轻轻放到地上。从那以后再也不愁抬甑子，可先蒸饭再炒菜。职工们每天可以吃到热呼呼可口新鲜的饭菜，告别了“红”“黄”凉菜了。我努力想为职工所想，做为职工所做，辛勤的劳动换来职工们的好评，这年我被评为“五好战士”（改兵团后）又从五好战士中选为“活学活用”积极分子。71年初我出席了营、团、师里的“三代会”表彰大会，最激动的时刻是风风光光的站在主席台上领到最珍贵的奖品“红宝书”和毛主席石膏像。这是我所付出的收获，心里甜滋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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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边疆烧砖瓦
73年我被调到砖瓦排，又称砖瓦窑，是因有两座烧砖瓦的窑而得名。砖瓦窑坐落在红河边的土坡上，一眼望去，红河对面就是越南。这两座窑一座能烧4万砖，一座能烧7万砖。除了这两座窑，还有几栋只有门洞没有门窗的大棚，是用来打砖和堆放半成品干坯的地方。设备除了两台鼓风机和两辆木制手推车，一辆小铁皮车还算现代化，再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只有锄头、撮箕、烧窑用的铁铣、钢钎、铁勾、木制砖模型——每道工序都是用原始的人工来完成的。
我们先是在土坡上起完盖山土（表面有杂草植物根的土）后，挖下边没有杂物的粘土。大家挖的挖，刨的刨，有的把刨进撮箕的土端起倒入车箱，有的推车，把土运进泥塘。泥塘深有七八十公分，直径约有七、八米，装満后放入水，赶几头牛在里转来转去的踩成粘糕一样的泥，用弓割成一块块搬到棚里砸成宽约1.5米，长3-5米一人多高，像小城墙一样的泥墙。打砖师父再用弓割下比三块砖大些的泥，先在地上砸成长方体，双手举的高高的往模子里使劲一砸，割去上边多余的泥，再割成三块砖，放到外头晒干，就成砖坯。
砖瓦排共有30余人，只有张德才、李朝武、马保明三位有技术的师父，还有几个打砖、打瓦的也算小师父吧，其余都是小工。小工负责供泥、收砖，装窑时供砖、烧窑、出窑……这小工的活哪样也不容易。
先说供泥，以上已说过挖土踩成泥就不再说了，就从搬泥说起，先用弓割下一块块约40㎝见方，长70公分左右，有几十斤重，弯腰用手插进去再抱起运到棚里，有人专门砸成泥墙。大家你一块我一块说说笑笑、来来回回往棚里搬，虽说又脏又累，却苦中有乐。
收坯、装窑算是较好的活，不是太脏。我们负责把干坯运到窑里，供技师摆。起初是用人工背，背上背一块木板架，大家互相往上放砖坯，从臀下放到头顶，大约十五六块吧，沉掂掂的走起路来，一不小心就往两边歪，一天下来腰酸背疼。后来改用手推车往里推。说是推，不知是推还是拉。十几米长的窑门通道，像遂道，宽只比手推车一边宽出十几公分左右，还是下坡路，坡陡约有三四十度，到下坡时，一个人拉不住会冲下去翻车，只好一人在上边使劲拉，一人在下边向相反方向推着，才不会快速冲下，稍没把好方向，一歪，握车把的手背不知哪只就会撞到窑门砖墙上，破皮、流血是常事（因车把只是一边一根小棍，没有横杆）。搬砖坯装车时，常常会有蛇盘在砖空处，抱开砖看到一盘蛇，令人毛骨悚然也是常事。窑里装满，封好窑门就烧了。
说起烧窑，起初小火还不是太忙，可就一个人，在那荒郊野外的窑门口又是国界线上，夜里，周围黑黑的，只有窑门口有亮光，如有什么坏人，你看不见别人，别人早看到你，一个男子汉也有些瘆得慌。到中火，烧煤量大了，才给俩人，还得搭个女的（因没那么多男劳力）。从一点火到烧成要连续十几天不能停，而且要求火要越来越猛，如弱下去叫“掉火”，掉了火，不仅砖烧的质量不好，而且时间要长。我们分三班，有10-18点，18-2点，2-10点，各班一男一女。那次，我和同学王学维上18-2点钟的班，每天一上班先准备好两桶土，挑到窑门口备用。
砖窑的火膛直径大约1米多宽，高约2米，直通砖窑里边中心。炉条是用铁路钢轨铺的一根与一根之间约10公分宽，炉条下边有渣膛，大小和上边一样，一米多高，有铁门关着。门周围的缝用泥糊上（一上班准备的泥就是干这用的），鼓风机往里吹风，火才烧的好。一车车的煤，一铲铲往炉膛里扔，炉门只有约40公分宽，50公分高，这不仅要体力，还得有一定的技术，不然煤扔不进去，就是扔进去也不能堆在一堆，要铺开或哪烧完风就从哪吹上来，煤就得不歪不斜正好扔在哪儿，扔煤进去时常常火舌会朴出来烧焦头发和眉毛。这样一车接一车的煤烧着，时钟一点一点的走着。准备交班是最忙的一段时间，一过十二点就开始出炉渣，先用长长的钢钎像炼钢工人一样，把烧过结炼成大大小小的渣块撬动起来，再用长长的铁勾勾出来，在地上还冒着火苗，再用铁勾或铁铣装进小铁手推车里，拉出去倒掉。出完渣的炉膛空了，只见一根根被烧的有些弯曲的炉条，得赶快填里一车大块煤（小的会漏下去），别看只是光炉条，煤放里就着（因火红的炉条温度太高）接着是半大的煤块又是一车填小空，再接一两车碎煤，一连三四车煤一气填了进去，这还没完，接着还得出炉膛下边的渣。打开大铁门，冒着熊熊的烈火的渣，木把一碰上就着，只好用长长的铁把锄头把它刨出来。光拿这根四五米长的铁把锄头就够重的，还得刨渣，又热又烤又累，难以忍受，只能俩人换着刨。刚刨出来的炉渣还在冒着红或兰色的火苗，用长长的铁水管放水一浇（不浇灭无法装车）立马爆出像“原子弹”一样的灰，看不到对面，灰落下，落在我们的全身，厚厚的一层，拍打拍打，赶快还得把浇灭的渣装车运走。它挡在门口没法往炉里添煤，时间长了炉里的几车煤又快烧完了，运出的渣倒在几十米外的坡下。一次我推车倒渣时，因太累没劲，一下没抓住车把，车子冲了下去，我只好踏着滾烫的炉渣下去拉。整个车要想拉上来是不可能的，只好把车箱掀起，扛着车轱辘往上走，刚倒的渣又烫又松，上一步往下蹉一步，滾得满身炉渣，好不容易才扛上来了，车箱还在下边，这时王学维关好铁门抺上泥，也来帮我一块把车箱也抬了上来，接着装车煤，填进了炉膛，这才松口气。他感慨的说：“这还不如煤矿的矿工呢，好歹他们工资还高，咱们这么干一天才1.02元，一个月26元干这样的活”。交班时间快到了，像打仗一样的忙活，我们也早已累得精疲力尽了。他叫我先回去喊接班的人，他在那先看着火。深夜2点，在黝黑的山路上，硬着头皮胆颤心惊走着。可算到连队了，先喊了接班的人，才算下班回宿舍，没有澡堂冲洗澡，只好倒上两瓶热水瓶的水掺些凉水，凑合洗了，倒床入睡。
出窑时，刚开不久的窑门，砖还有些热，窑里的温度像烤箱，一动砖尘土如下雪，一会儿全身盖满灰，鼻子里的鼻涕，喉咙里咳出的痰，几天几天都是黑的，在这样的条件下窑洞里也是淡笑风声，干的很起劲，抱砖就像拉手风琴，一抱就12块砖，正好装满车里的一排，半天功夫一个窑门就得拉出50多车砖，就这样我们日日夜夜用汗水辛勤劳动烧出的一车车砖瓦，盖起全营各连队一幢幢的砖瓦房，为祖国的云南边疆做出贡献，真是苦辣酸甜的历史。
我当建筑工
76年初我调到施工班，这班有20余人，除了砌墙的几个师父，其余都是小工，我自然也是小工。小工负责供师父们砌墙用的砖和沙浆。我们没有搅拌机、吊车。一大堆沙加上一定比例的水泥，石灰、水，用锄头搅来拌去，可这活还轮不到我们干，只照顾瘦小、体弱、有病的人才得干。我们年轻，比起云南某些小个就算大个子，又没什么病，就是“强劳力”，干的是挑沙浆、供砖。墙矮时还好，砌过一人多高以上就得搭架子，架上有40公分左右宽的竹伐，砌墙用的砖、沙浆都得运到这上头，或挑或提，砖可以两块两块往上抛，上面人接，但也要抛得好，抛得准，上边人才好接，不然掉下去砖破不说还会砸到人。在架上有恐高的人光站着都怕，竹伐还颤颤悠悠的，别说干活了。
那天，我被分到提沙浆。我在2-3米高的脚手架上的竹伐上弯着腰用一根长长的麻绳，下头系上一个铁勾，勾住有人挑来的沙浆，像从井下吊水一样往上提。河口是属亚热带气候，烈日炎炎气温高达40度，无风、潮湿，不干活也像蒸桑拿，别说还得干这样的活。汗水湿透衣服，也流到脸上，脖子上，掉在地上，腰也弯的又酸又疼难以直起，手也拨疼了，真是难以形容。
为了就地取材，沙子是自己到河里捞了挑上来的。一次班长季信文让我去河里挑沙，不知为什么他不让我用撮箕挑，可漏掉水，确让我用铁水桶挑，连沙带水两大桶，死沉死沉的挑着从河里挑上岸，坡又陡，没有路，桶又长，磕磕绊绊，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挑了上来，挑到目的地放下担子，双腿控制不住直发抖。
一天，在工休时，我前途渺茫的对老工人李淑英说：“难道我也得像你这样干一辈子？”她说：“那你不这样还想怎样？活是云南人，死是云南鬼”（认为我回不了北京了），当时我心里很不是味，可又想：她们不也是这么干的吗，她们能过，我怎么就不能过？既来之则安之吧。
深夜站岗
劳累了一天的我睡的正香，咪咪糊糊听到有人喊，我惊醒，原来是喊我换岗。我一看钟快2点，连忙起床穿好衣服，背上子弹带，挎上步枪，开门一看，天黑的像锅底，雷声隆隆又披上雨衣，穿上雨鞋，和同岗的王鑫一块上了路。没走多远，倾盆大雨哗哗的下，闪电雷鸣，趁闪电的亮光看到模糊的沙石公路和路边的灌木丛，时不时晃动，路的一边是红河，河对岸是越南，另一边是黑压压的大山，阴森恐怖。深更半夜在这样的环境下要说不害怕是假话。我提心吊胆的向前走着。从连队到岗哨要走40多分钟，一路没有人家，也没有路灯，还不许打电筒、提马灯，连抽烟的亮光也不行（因亮光会暴露目标）。我深一脚浅一脚，雨鞋里灌满水，走路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我把水倒了继续往前走。心里有保卫祖国西南边疆的神圣使命，肩上有背着的枪和弹，能壮我胆，就无所畏惧了，走着走着，雨停了，也到了岗哨南吉桥。那是从大山里下来的河，通过公路流入红河的一座公路桥，也是公路沿线的交通要道。我端着枪站在桥头，王鑫到周围巡逻。过了好一会儿，他突然急忙跑过来告诉我说：“快、！快！有情况！”一时紧张，我俩咔檫咔檫子弹上了膛，跑到红河边，蹲在一块大石头边把枪架在石头上，枪口瞄准对岸的目标，一动不动的盯着，没敢轻易开枪，怕犯纪律。盯了好一会儿，也没见他们往中国这边来。这时，天蒙蒙亮了，雾气慢慢散去，有些模糊的看清目标，不是两个人，而是河中小岛上的两棵小树，害的我们白白的紧张了一场。天亮了，换岗的人来了。我们回到连队吃完早饭，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站岗只是业余的义务。
正当我常常梦见在学校课堂上上课、考试的日子里，76年夏天，我幸运的接到营里调我参加16团办的教师培训班，学习回来到三营中心小学任教。
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日子过的真快，一转眼一学期一学期过去了，78年全团统考，我所教的班级成绩还不错。我也得到老师们的好评。
当年年底，我接到原父亲单位交通部公路一局招我回京的调令。12月24日，我离开河口。回京后，在公路一局三公司各工地流动工作7年后，回到三公司基地通州马驹桥工作。97年退休。回想起40年走来真不容易。以上所写的是在那落后的边疆，这些远离首都，远离父母亲人，十六七、二十岁左右的知青工作、生活的记实。如今的年轻朋友也许想象不到或觉得不可思议，可当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这就是一段历史。人生能有几个十年？我们把十年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事业，十年的艰苦创业造就了我们不怕艰难困苦的坚强意志，这就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本来还有很多事可写，但笔不尽言总得停住，让那些没写完的故事就永远留在我的回忆里吧！
原16团三营九连朱醒华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武装班部分战友1.jpg：
朱醒华：
照片里我惊喜地看到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其中有郝士学（几年前去重庆找过他）、老职工李良文
（已过世，03年去河口到他家吃过饭，家在铁路边承包一块地种什么？他女儿叫李荣，在开远工作，
03年曾陪我们（赵万泽、高秀茹夫妇、我）到河口，他曾在3队伐木，可惜......
3队..... 彩云追（忆）（岁）月
一根烟的功夫就从顶北头的火车站，到街的顶南头农场总部。
很多文章都记述了当年河口之小，之简陋，本文作者的这句话最形象。
读“曼峨桥”的“云南边疆知青生活散记”很受感动。所有一切的劳作就像昨日一样呈现在眼前。使人从心底里震撼。感谢原文的作者为我们带来那段历史的回忆。
有两件小事和原作者商榷。一、我也是六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离京赴河口的，我们分在后来的六、八营，是直接在蚂蝗堡下的车没去河口。二、在我的记忆中当年的河口那条一根烟就能走到头的老街道好像是东西走向的街。我也和当年的战友核实了一下，你也在想一想。哎！终归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难免有记不清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