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原创]《思念》——作者：陈朝娥（为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年而作）

 

　我和姐姐是一对孪生姐妹。继姐姐（陈朝嫦）的《上山下乡姐妹情》发表后（见纪实文学栏目），红土地的情素就一直萦绕着我，思念之情溢满心间。蓦然回首，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已过去四十年！虽然我们已青春不再，但第二故乡的千山万壑留下了我们青春的足迹，于是我写下了这篇《思念》，作为《上山下乡姐妹情》的姊妹篇发表在这里，愿与知青朋友们共同分享。

　（作者系原云南河口农场槟榔寨四条半北京知青）           

　

思  念

 

这个梦我做了无数遍，当我从云南河口回到北京，这个梦就开始了。

梦境中我坐在摇摇晃晃的小火车上，随着汽笛长鸣，一股浓烈的煤烟味儿扑鼻而来，那种熟悉的味道弥散在我周围。火车慢慢地停了下来，我走下车，外面一片漆黑，朦胧中我看到了月光下闪动流淌的河流，看到河边绵延起伏的山峦和树冠。

不知不觉我已经赤着脚走在漆黑的山路上，一簇簇亮闪闪的萤火虫在我面前飞舞跳跃，它们带领着我走出了弯曲的山路，淌过了山间小溪，走进了寨子，阵阵狗吠声此起彼伏。我浑身热血膨胀，为什么这条路径和周围的景物是如此熟悉？这是什么地方？猛然间想起,我不是已经回到北京了吗？我迷惑了，一次次地问自己：我身在何处？到底在哪里？

就这样，我在反复的求证中梦被突然切断，一阵心悸袭来，梦醒了。我竟一时搞不清梦里梦外哪个是真实的。梦又一次把我带回那片热土，让我心中荡起无限思念。云南河口——这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无数次地追回梦里，让梦带我穿越时空，去重温我的青春时光。

 

离　别

1969年4月我登上开往云南的列车，经过千里跋涉，来到了河口。当双脚踏上河口这片土地时，有人告诉我：“对面的山就是越南，脚底下的河就是南溪河。”，我的心情并没有为之兴奋，而是茫然无措。也就在此时我才顿悟我已身处异地，确确实实离开了北京，离开了家。这里已距北京十万八千里了，仅跨一步就是另一个国度。此刻我脑中浮现出北京火车站离别的场面：母亲在站台上眼巴巴地望着车上的我们（我和姐姐），那种无助和不舍的眼神再一次的出现。1968年底母亲在送别哥哥时，也是这种眼神，望着哥哥离去的背影，母亲双眼噙着泪，内心无比的歉疚和伤痛。我们能体会到母亲当时的心境，那时老三届中毕竟有一部分学生留在了北京，或者去了部队。在那黑白颠倒的年月，家庭给不了我们“优等”的政治身份，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无条件地服从。父母觉得对不起我们，内心倍受煎熬。其实这哪是他们的错！母亲把她的三个孩子都送走了，她的心在滴血！望着车窗外的母亲，凉风撩起她的头发，我看见母亲头顶上隐约显露的白发，刹那间我眼前的母亲老了许多！当列车启动，徐徐开出北京站的时候，望着母亲逐渐远去的孤单身影，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夺眶而出。再见了，我的母亲！再见了，北京！随着列车开动的节奏我内心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呼唤。从此我们全家天各一方，何时才能团聚？……

 

       四 条 半

我和姐姐一起被安排在河口槟榔寨前锋队（四条半），也就是后来兵团编制的四师十六团一营七连。

前锋队位于铁路沿线，因距离河口四里半路程，所以前锋队的地名按当地人习惯叫法又称作“四条半”。

四条半居住的大部分是沙族，据说是壮族的一个分支。大概因为人数太少的缘故，在新华字典中找不到这个民族。

我们队主要从事农业耕作，种植水稻和上山开荒砍草。

基本安顿下来，沙族杨队长用刚学来的生硬的普通话向北京知青交代劳动分工，并把劳动工具分发给大家：长把砍刀、锄头（锄铲两用）、锯齿镰刀、扁担和粪箕。从此我们开始了繁重的劳动，身体和身心接受着严酷的裂变和洗礼。

我和姐姐脱下了鞋，和沙族老职工一样赤脚走山路。我们翻山越岭去开荒，一米多高的茅草把我们的胳膊和双腿划得伤痕累累，还有蚂蝗蚊虫的叮咬，不出几日身上就长满了黄水疮，淋巴也肿胀起来疼痛难忍，我们没有退缩。不知哪来的毅力，我和姐姐使出了全身的劲儿，我们的双肩被扁担磨得淤血红肿，不知脱了多少层皮。我们在闷罐车箱里卸过砖、石灰和水泥，因流汗过多而虚脱；曾深入原始森林去砍伐龙竹，受到毒蛇的袭击。当时的劳动环境十分险恶，稍有不慎随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那时的我们毕竟太年轻，根本不懂怜惜自己，对存在的危险全然不顾。生命对我们来说好象并不重要，即使为此付出也会在所不惜。

劳动的艰辛和身体所受的伤痛我都能忍受，惟独思家的心情难耐。田间休息时，沙族妇女唱起了山歌，原生态的曲调在田间山林悠悠回荡。可在我听来却是如此的哀婉忧伤，我深吸了一口气，抬头仰望蓝天白云，任凭思绪随着白云自由漂浮。我梦想腾空驾上白云，飞到北京，飞到父母身边，去重温团聚的欢乐，但“团聚”在那时已变成了一种奢望。想到北京的“家”已人去楼空，父母下放到河南干校，“家”已没了着落，心中不免又增添了一份凄凉。

沙族有位何大妈，儿子在蒙自工作，她非常挂念儿子，经常找我代她写信。在煤油灯下，我听着大妈的诉说。有时她边说边摸泪，望着她满面忧伤，我也为之动容，想起我的父母，他们不仅承受着政治压力，还要为远方的儿女牵肠挂肚，这种身心的付出是多么巨大。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何大妈的儿子回信了，她高兴地拿来让我念。她静静地听着，神情放松，看得出儿子的信给她带来莫大的心灵慰藉。我们又何尝不是呢，那时我们和父母彼此都忍受着思念的煎熬，频繁的家信往来就成了我们精神的团聚和寄托。父母信中的嘱咐和叮咛让我感受了家的温暖，儿女来自远方的平安祝福，使父母的心得到暂时的安宁。

                                        

南溪河两岸

四条半坐落在南溪河河滩的缓坡上，河对岸就是越南，沿着南溪河岸是越南的一条公路，它通向越南老街。公路上有一所地方办事处，隔着南溪河与四条半相望。旱季时，南溪河河面不宽，离越南就更近了。由于这独特的地理位置，让我切身感触了两岸边民的生活相互影响融合，至今令我难忘。

那时我在连队食堂做饭，每天早晨四点多就要起来熬稀饭。五点钟从河对岸就会传来越南特色的晨乐（办事处每早定时播放），那飘然而至的幽幽绵软的乐曲把我们寨子的人从睡梦中轻轻唤醒。这时我已做好早饭就要敲钟了，这个挂在食堂门口的“钟”其实是铁路废弃的一段铁轨。队里上工、开饭、开会都要敲它，用一把生了锈的砍刀去敲，它们碰撞在一起的响声极具战斗力，既紧迫又提神。这种急促的没有乐符的响声穿过南溪河传到对岸，两种截然不同的音响在两岸遥相呼应，绵软的曲调和铿锵有力的钟声相互交融在一起，融入了我们彼此的生活，并成为双边每天不可缺少的一部交响曲。

我每天要到南溪河去挑水、洗菜。清晨，南溪河上弥漫着淡淡的晨雾，我挑着水桶和箩筐来到河边。望着越南公路上疾驰的摩托车，男的带着白色南洋帽，女的带着斗笠，还有来往骑着单车（自行车）的妇女。对岸办事处三三两两的男女也会站在公路边上向我们这边张望，我会向他们招招手，他们也会友善地挥手回应。他们每天做晨操，随着喇叭里放出的音乐，有人喊着口令：“莫-嗨-吗”（越南语）就是一二三的意思。晨操的乐曲回旋在南溪河两岸，让我想起中学时代每天必做的课间操，性情所至，我也会跟着节奏做一遍自己的操，对岸传来喝彩。久而久之，和陌生的他们似乎有了一种超越国界的亲切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北京我家居住的那所大学，文革前曾有越南留学生就读。我隐约还能记得几个留学生的模样：友好和善的面容、频频向我们点头微笑的神情。有一年春节，父亲带我们去参加了留学生和教师的联欢会，越南留学生演出了一幕抗击美国侵略者的活报剧，幽默搞笑。最后他们合唱了中越友好之歌：“中国－越南，山连山，水连水……”。文革开始不久，他们便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中国。像是命运的安排，几年后，我竟然来到了云南边陲，和越南仅一河之隔，让我感同身受。中国越南山水相依，静静流淌的南溪河见证了中越人民的友好情谊。

回到北京若干年后，每天早晨越南的晨乐依旧会在我耳边回响，脑海中就会呈现那原生态的边寨异国风情，让我荡气回肠，泛起无限思念。

 

河 口 街

我们连队的北京知青经常去河口街，不管收工回来有多晚，有多累。我们沿着铁路，踏着枕木，径直地往河口赶，为的就是吃一碗米粉，或买一些算做“零食”的东西回来压肚。我们经常光顾的有米粉店。酸菜辣子米粉，里面有一点咸肉丁，很够味儿。北京的面条这里见不到，多数是吃米粉。如果想吃米饭，那就只有“盖浇饭”（当地读音：给椒反）。一大碗米饭，把炒好的菜扣在米饭上，饭、菜合在一起吃也挺省事的。河口只卖一种点心，红糖和粗面做的大饼子，比北京的糕点大出好几圈儿，在当时也算是好吃的东西了。凉粉皮和红糖冰水做的防暑饮料，味道有点特别，喝不惯。

河口有一种小吃至今让我回味，那是一家越侨开的卷筒店，这是每次必去的地方。店是用竹蔑笆围的墙，里面既干净又凉快。越南婆（当地人对越南妇女的称呼）很有礼仪，每逢北京知青光临此店，越南婆很高兴地款待我们。卷筒是现做现卖，是一种精细的手工制作。看着她们熟练地把用水调好的米粉上蒸笼滩成圆形的米皮，然后把肉末和鸡纵类的碎末卷入一张张米皮中，上蒸笼蒸一会儿就可食用。越南婆笑盈盈地把小碟蘸料送到我们面前，然后把刚出笼的卷筒端上桌，盘中白嫩嫩的卷筒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让我们食欲大增。越南婆抿着嘴端坐在一旁，看我们吃的有滋有味，她觉得特别地享受。有时她关切地会问我们吃饱了没有，还会问到你们的父母来这里看过你们吗？从她脸上我看到了母性的温存，仿佛看到母亲慈善的面容，体会了家的温馨。                     

河口还有一家越侨开的钟表店，它的门脸是玻璃镶嵌的，橱窗里摆着各类挂钟和手表，这在当时的河口算是比较另类和时尚。有时我们在街上走累了，就顺便进去坐坐。店老板是一位男士，礼仪又亲和。看我们进来，微笑着把一摞画报送入我们手中，这是越南出版的画册。彩色画报中的图片，不仅有各式钟表，也有越南妇女的民族服饰，还有越南风光的图片，尤其吸引我的是越南首都河内的景观：城市中幽深的街巷，田园中绿色的安宁，以及越南胡志明主席和儿童在一起的合影……，透过图片让我读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幸福。使我心中升腾起无限的思念：“多么想念你啊，北京！”，遥望北京，多想感受一下北国的雪，那纷纷扬扬漫天飞舞的雪花、银装素裹的天安门广场，北京古都的园林：千年古松、绿色垂柳、红墙金瓦……，这一切让我浮想联翩，沉浸在幸福美好的回忆之中。

那是在文革前的暑期，父亲在颐和园渡假，我们去看他，登上佛香阁，眺望昆明湖，湖面波光粼粼，湖边垂柳婀娜多姿，小船悠闲地摇摆着……少年时代的我们无忧无虑，憧憬着未来。每逢节日父亲会携全家去四川饭店吃饭，四川饭店坐落在西单西绒线胡同的一座古朴的四合院里，它典雅、别致，很有特色。饭桌上父亲给我们讲古都的文化，娓娓道来，全家其乐融融。那时的北京就像这四合院式的饭店一样充满着祥和、宁静。记忆中的北京如诗如画。

钟表店的摆钟“当、当”的响声把我从遐思中拉回到现实，不免心中一阵惆怅。当时文革的阴霾还远未散去，传统礼仪被废弛，我们中断了学业，以后的归属在哪儿？前途十分渺茫。为什么美好的东西顷刻就瓦解了？一种悲哀弥漫全身。每想及此，我的内心就在呼唤：北京，你何时才能恢复原生态的和谐，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重新回到你的怀抱？

我们起身要走了，钟表店的老板总要挽留我们多歇会儿，他知道我们是来自北京的青年，为了表示对我们的友好，他伸出双手，翘起两个大拇指，意思是：中国——越南，同志加兄弟。表达他的友善情谊。

当我拥入北京的怀抱后，回首河口街，它留下了我深深的眷恋，它带给我们青春远离父母孤独时的寄托，是我们身心舒缓和依憩的港湾。在我困惑迷茫的时候，发现美好的事物并没有泯灭，人性终要回归，坚定了我追求美好的信念。

 

        山腰火车站

    山腰车站距我们连队仅一里半路程。火车站具有一定规模，南来北往的火车在这里加煤。依山整齐地排列着红砖瓦房，是铁路职工的宿舍。车站有一个边防卫生检疫站，还有一所仅一个邮递员的小邮局，我们寄信取包裹十分便利。车站附近驻扎着部队。山腰车站很有人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里经常放电影。

　　我们队有个沙族少年叫阿辽斋。他爸是司务长消息灵通，一旦得知有电影了，阿辽斋便满寨子地喊将开来：“山腰有电影放喽！”喜讯传开，那天的心情就甭提多高兴了，好象日子有了盼头特别地轻松。

　　山腰车站放映电影是在一个篮球场。这里的天黑得晚，早早的篮球场上就挤满了人。熙熙攘攘的人们说说笑笑，好一番热闹，真像过节一样。

　　有些影片在当时的北京都无法看到。我们看过的电影有越南故事片《琛姑娘的森林》《雍姐》，罗马尼亚的《多瑙河之波》；阿尔巴尼亚影片《海岸风雷》《宁死不屈》；朝鲜电影《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南江村的妇女》；当然还有国产影片《英雄儿女》《永不消逝的电波》等等。这在当时文娱生活匮乏的年代，我们能在边远的山村有这番精神享受，现在想来确是一个奇迹。

我看过的每部影片都深深地打动过我。影片中的一首插曲，一句台词都曾让我感动。《宁死不屈》这部阿尔巴尼亚影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除了女游击队员的顽强不屈外，还有穿插电影的主题曲，至今不忘。每当唱起它，我脑海的图象中反复闪现的并不是电影的情节，而是山腰车站放映电影的篮球场的场景，它烙下了时代的印记，记录了我们当年的电影情怀。

山腰车站也是我们回家探亲的往返站。记得第一次探亲，我和姐姐登上北去的列车，心情特别愉悦，如果就这样一去不复返该有多好。但短暂的团聚后，和父母又是一次离别。

每逢我们探亲归来，四条半的老职工、他们的孩子都会到山腰站接我们。第一次回来时很不巧，火车误点了，到达山腰车站天色已漆黑。我和姐姐肩上背着，手中提着６个旅行袋，吃力地从车厢走下来。突然听到喊声：“她们来了，来了！”只见阿辽斋、阿扁、小华子迎面跑了过来，不由分说接过旅行袋扛起就往连队跑，一会儿就消失在夜幕中。我俩被大家簇拥着回到队里，那天晚上，我们的屋内彻夜通明。这一天就像过节一样，我们给乡亲们带回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北京布鞋、塑料凉鞋、的确良衬衫，还有五光十色的北京奶糖。当地沙族从小就光脚走路，鞋对他们来讲是很奢侈的，平时不穿，留着要去河口赶街时才穿上。我们把物品纷纷递到他们手上，他们对北京的东西爱不释手。孩子们最高兴的事儿就是我们给他们带回了北京奶糖。那个年月在边远的山寨，别说奶糖了，就连没有包装纸的块糖都很稀罕，河口街也只有红糖做的碗儿糖卖。那时我们经常因流汗过多而出现低血糖现象，碗儿糖就成了唯一的滋补品。

记得我和姐姐刚来河口不久，在山西插队的哥哥返京探亲，他专门去莫斯科餐厅食品部买了牛奶糖给我和姐姐寄来，这在当时的北京算是最时尚和顶级的糖了，我们拿出来让沙族大妈和她们的孩子分享，他们一边品尝一边惊诧的说：“哦—呦！你们伯京（北京）糖好吃得很呐！”。品着奶糖香甜的味道，北京在他们眼里那真是人间天堂！捧着哥哥从北京寄来的糖果，兄长的牵挂和温暖，一种无法挥去的思家之情油然而生。何时才能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再也不分离？

　　这一天终于来了。1974年我回城的手续办妥，就要离开这块土地了。学校的孩子们到山腰车站为我送行（当时我已在小学任教）。我用扁担挑着行李，学生们抢着替我挑，我执意不肯，并对他们说：“还是让我自己挑吧，回北京后怕再也用不上扁担了。”我抚摸着使用过的每件劳动工具，对它们依依不舍。我曾用它们挥汗如雨，学会和掌握了劳动技能。　　

　　望着孩子们一张张淳朴的脸庞，想起指导员对我的嘱托：“革命工作只是分工的不同，不要轻视非体力劳动，把你的知识传授给边疆的孩子，意义会更大。”我曾一度认为体力劳动才是最光荣的，对连队领导的决定不已为然，表示不愿意教书，想继续留在劳动岗位上。当得知我存在轻视非体力劳动的思想时，指导员耐心地给我分析、讲道理，让我感触颇深。终于我接受了教书的岗位，当我带着揣测不安的心走进教室时，我被一双双渴望求知的眼睛说服！

　　站台上，我和孩子们拉着手，“陈老师，你什么时候再回来？”“老师，你会回来吗？”，我强忍着泪水，不停地点头答应着：“会回来，会回来……”此时我才感悟我的心已融入了这片土地，有了难已割舍的情感。

　　火车开动了，孩子们追着火车，跑着，喊着，挥手向我道别。看着他们单薄瘦小的身影，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哽咽了……。

 

　四十年了，那片土地留给了我永久的思念。

 

 

（作者：陈朝娥）

2009年9月

 

 

    我一字一句的阅读，沉到了文字中，字里行间浓浓的思念之情像潮水一般把我整个拥裹起来，心头漾起了一缕缕离情别绪，双眼被泪水充盈。

  “离别、四条半、南溪河两岸、河口街、山腰火车站” 这些都是牵动生命记忆的关键词。就像一坛陈年老酒，当盖子打开时，酒香四溢浸入肺腑，飘散出那个远去年代的气息。四十年前一幅幅图像，清晰的呈现在眼前，恍如昨日。情景交融的文字、时空转换的表达，将“北京——河口”编织成一条思念的情带。

    岁月悄然逝去，许多东西已是物去人非，但在红土地上的青春，一直留存在我们记忆深处，深深扎下了根，只因为“那片土地留给了我永久的思念。”

山腰火车站——遥远的记忆。一篇文章又把记忆拉到了眼前。我们每次去河口往返必经之地。只记得有一个铁路职工商店，物品比营里的商店要齐要多，所以每次去河口都要光顾那里。但最难忘的是山腰车站站台边上那一大排枝繁叶茂、四季常开不败花的扶桑花。即使来去匆匆但只要瞥上一眼，就会深深的记入你的脑海令你趋之不去。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ffa74cc5e2823770fb345ad(1).jpg：

扶桑花真是好看！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总会让人记住的。

南溪河的文章，拜读了！

 

　　感谢战友的支持！

     

我似乎能随着你的描述想像出每天清晨四条半南溪河两岸的场景：缠绵的越曲与激昂的钟声呼应，寂静的山林与忙碌的公路映衬，这是我没有过的经历。

说到越南的音乐，使我想起胡志明逝世时在我们连附近的越侨阿香家曾经听到过越南哀乐，那是真正的靡靡之音，绵软得足以令人脚下没根。我真是不喜欢对岸的音乐，但是却十分喜欢去阿香家，因为可以从那里买到香蕉。去得勤了，也不把自己当外人了，每次进屋直奔灶台，掀开灶台上方捂香蕉的麻袋，看看有没有能吃的香蕉。几个小姑娘一下子就买上几公斤，装在网兜里，捡根木棍穿进提溜两人抬着，心满意足地踏着铁轨回到宿舍，然后就围坐在一起，大吃而特吃。记得为了遏制越吃越疯的趋势，大家曾约定了“蕉不过三”的纪律......

四十年前的日子虽然尘封已久，但是一经触动就能随想连篇，俯拾皆是。

　　谢谢“第二故乡”！

　　我也有此同感。你那“蕉不过三”真有趣，你的文笔很流畅，望能读到你更多的趣事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