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子里的知青集体户
王宇
三、兄弟姐妹
在1977年最后一批知青下到集体户时，大屯大队第一生产队知青集体户共有13名成员，其中男生7名、女生6名。最老的知青是1973年下乡的，有一男二女，年龄最大的二十三岁左右。最小的就是1977年下乡的末代小知青，有三男三女，当中初中毕业的有一男一女，年龄十四、十五岁，其余为高中毕业生，十七岁左右，作者本人就是其中之一。还有几位为1975、1976年陆续下乡的。十四、十五岁的初中毕业生，本来还是不谙世事的小孩，如今在城里上、下学很多还要父母接送。但那时读书无用论深入人心，社会上盛行早下乡早招工的思想，所以初中毕业下乡的不少。公社知青办给集体户安排了一名带队干部，是公社领导的家属，大家都尊称为金婶，是一位和善的中年妇女，主要工作就是指导大家的生活和劳动，调解内部纠纷，协调需要生产队帮助解决的事宜。带队干部不在户里吃住，有事就来协调一下，通常个把月来转一转。知青集体户在1978年之前，每年都有一两名经招工而离户的知青，同时又会新加入几名新生，所以也算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成员。
当然，走得快的也还是部分有条件和能力开后门、走小路的，主要是些有关系家庭的子女，要不就是家境较好，或者家长、本人活动能力强的知青。听老知青说，当时开后门所送的最贵重的礼物就是上海牌手表了，一百二十元一块，相当于一般中年职工三个月的工资。大多数情况都是送点烟酒，提两瓶一两元钱一瓶的青酒，再带两条三元多一条的春城牌香烟就算得是上好的了，知青一般抽的是低一个档次的金沙江香烟或水烟筒，知青把这种送礼形象地比喻为扔手榴弹、扫机关枪。另外，也经常风传有些集体户的漂亮女生颇为神秘地快速参军或上大学的花边新闻。1972年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描述过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已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劳动，并不认真磨炼自己，并不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却倚仗他们的亲友在社会上的政治势力，拉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货真价实的下乡镀金的历史过程。有不少在我们地方上执掌大权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亲友，纵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们赶时髦上山下乡才没几天，就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调用出去，说是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国家早有明文规定。这么一来，单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就自然得不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加以调用了。唯一的资格是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面对我们这里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任人唯亲的事实，我并不怨天，也不尤人，只怪我自己不争气。” 可见，知青家长们对现实了解得更多。到了1977年还蹲守在集体户的这一茬，基本都是些矿山、冶金、服务行业工人和镇上居民的子女，以及个别医生、基层干部的孩子。这些人赖在城里也没啥出路，只有下乡才可能有招工、上学或谋其它出路的机会，眼前起码能够做到自食其力，减轻父母的部分经济负担。还能给家里腾点地方，当时一家老小六七口人住十几、二十平方米的住房是普遍现象。
知青集体户也有个别因特殊情况分户单过的，本户中一位73届的女生和76届的男生，未能坚持到最后一刻，在临近大返城前的1978年奉子成婚。按上级的规定，为了不影响其他知青的再教育，由带队干部主持全体知青会议协商，与集体户分家，在生产队找了一小间十几平方米的旧公房，部分知青同伴帮着托土基隔了一下，用石灰水刷刷墙，称了点糖果请大伙吃吃，也就自立门户、成家立业了。家具只有从集体户搬过去的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两张书桌，加上自己动手打了个小木柜、一张小饭桌。还有从集体户按人头分到的口粮、菜油、几件农具。看着婚后的女知青，背着小孩，卷着裤腿，靸着塑料拖鞋，在傍晚的濛濛细雨中，挑着一担井水踽踽独行在满是污泥的村道上的情景，感觉成家的知青生活较之集体户的单身生活真要艰辛得多。之前看着他们沿着乡间的小路散步，在寝室里谈笑，生活上彼此照顾，一同回城探亲，小知青们眼中充满了好奇和羡慕。但落到现实的结果，留给大家的感觉只有同情了。有的比这种情况更糟糕，比如相邻寨子知青集体户一对恋爱的知青，女的怀孕了，女方家族非常暴怒，几个兄弟把个男生打得东躲西藏，宣称见一次打一次。女生只能独自偷偷到医院引产，听说牺牲了对双胞儿子，一个人躺在医院，饭也没人送，医护、住院病人只管围观和嘲讽，也没有什么护理。还是那位男生买了两只鸡，偷偷拿到集体户请同伴帮炖好了夜里送去。随后，大队领导还组织开了两位的批判会。那时“四人帮”已经倒台，要彻底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消息在流传，将清理“文革”中的“打、砸、抢”三种人，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开这种大批判会按说已经不合时宜，更不可能像以前的批判会，动辄打人、绑人、罚跪。因此，身心倍受折磨的这二位，面对这场更大的侮辱，干脆豁出去，结果把批判会弄得别开生面。会场布置在打谷场上，艳阳高照，两位穿上进城的干净衣服，女生撑着支遮阳伞，挽着男生的胳膊，款款走到会场正前方的主席台前，并肩坐在长条凳上，一开场就轰动，广大社员情绪高昂。会上两人侃侃而谈，讲他们的故事，非常生动。女生还不时掏出小手巾去男生额头上擦擦汗，会场起哄、欢笑声不断。在极其封闭的边疆农村，寨子里的社员何曾见过这么一出，就是知青也没人想得到，一时间轰动周围村寨，成了茶余饭后、田间地头的热门话题，连小青年喜欢挂在嘴边的那些电影台词，比如“高家庄实在是高”、“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小姐们都昏过去了”等等，都变成了他们所说的“生理需要……”这样更来劲的词。当然，知青同胞还是能深切体会到这种闹剧后面他们内心的伤痛、无助和愤怒。当年在知青当中发生这种事的人往往被视为问题青年，招工返城要比别人晚，安排的单位大多也不好，主要是些矿山、远郊的工厂、小集体企业等等。来往密切的伙伴也可能受影响，队领导常说：“挨着好人学好人，挨着端公司娘跳假神”，所以一般知青都疏远他们。知青一般都谨守着这么个原则，在农村顶多只能谈恋爱，而且最好是地下的，别让队领导知道，绝不能弄到结婚。对一部分志向远大的知青，恋爱也要避免。知青每次回家探亲，父母总要叮嘱的话，一定少不了千万别谈恋爱。这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远动中是一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鼓励、动员知青扎根农村闹革命，一方面谈恋爱的知青又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要加强改造。但有一种不曾明说的舆论倾向，女知青嫁男社员不仅不被反对，往往还要大加宣扬，上广播、登报纸。男知青娶女社员也行，也可能获得表扬。所以，看得出来，农村基层干部并非那么容易蒙蔽，真正扎根农村不是吹的，得先看看是否能够与社员相结合。
知青离开农村主要有这么几条可能的出路，最多的是企事业单位招工，其次是大中专技校招生，部队招兵以及提干。农村基层干部通常这么把握，招工的政策仅针对知青，往往都是父母所在系统招自己的子女，没办法可想，只能让知青去，所以这是知青最有希望的出路。大中专技校招生有的学校会指定招收知青的名额，这部分名额也只好让知青去，其它则给回乡青年。参军不限身份，全部留给农村的青年社员，所以知青基本没有参军的机会。提干有少数知青可能得到机会，但非常难得，一般不会纳入知青的考虑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