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06版出版前后的十二年中（2000-2012），影响全球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及其发展趋势的最重大事件就是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伴随而来的经济与综合国力爆炸式的增长，和它的强势崛起。这一事件影响的直接显著后果是正负两个方面的。其令人欣慰的方面是：
（1）中国于2010年超越日本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经济和周边国家经济高度交融；
（3）中国倍增的综合国力使得它对全球经济与政治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急速扩大。
与此同时，让我们感到担忧的是：
（1）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加速东移。以美国为轴心的，以中国海疆为侧重的，旨在制约中国的C形多边条约体系已见雏形；
（2）中国与周边地区及某些国家，特别是与海疆邻国的潜伏矛盾表面化，冲突激烈化；
（3）传统友好和中立国的对华政策不确定性在增长；
（4）外部敌对势力对中国西北内陆边疆分离主义者的支持自06年后有增强的趋势。各种迹象表明，在所有的负面因素之后都有美国人的一只手。显而易见，美国是中国地缘政治顺利转型和实现大国振兴之梦的最关键性的外部因素。
无论如何，21世纪的这些重大发展与变化，正向还是负向，都恰恰说明当前中国正在处于地缘政治转型期的阶段性重大时间窗口。而在许多西方人看来，这则是一个新兴大国和老牌霸主相争的重大时间窗口。其原因很简单，根据传统的地缘政治实践以及根据这些实践总结出的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一个崛起的大国终将试图取代现有的霸权国家，而武力交锋是彼此决出胜负的必然手段。然而，世界最近的一场争霸战争已经过去了近70年，世界权力结构的性质，运行机制和游戏规则都由于经济全球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此期间，美苏争霸屡屡游走在战争边缘，似乎验证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是，决定美苏之间较量的胜负，与其说是军事层面上的，不如说是经济层面上的。根据斯大林的理论，那是一场两个世界平行经济体系之间的较量，其二者之间的胜负只能是零和效应的结果。而最终的事实表明，导致前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并不是它的军力。六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日趋提速的经济全球化正在改变以往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国振兴之梦造就了条件，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上述观点已经在近年来的中美关系中得到初步验证。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就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高度整合成就了它今天迅速的崛起。对今日的中国而言，所谓真正的“崛起”就是要成为一个高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核心成员，和具有全球影响力和游戏规则制定话语权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的强国。虽然，中国崛起的模式从本质上完全有别于传统的帝国模式及苏东模式，但对于当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国而言，这意味着现行世界秩序将会被打乱。尤其对现行体系核心主导国---美国而言，这更意味着其霸主地位将会从根基上动摇。与此同时，美国的决策者们也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中美经济高度依存的一体化世界中，一个崛起的中国对美国利益与威胁同时并存。美国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对华政策是：在与中国发展密切经济关系的同时，重返亚太，对中国在军事和政治上实施围堵。严格地说，美国的所谓“围堵”从实质上不同于当年对苏联的“遏制”，毕竟那是一场两个平行的全球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之间殊死之争。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将中国放在一个以美国为轴心的多边条约体系的笼子里，按其意愿和国家利益对中国加以管控。美日安保条约、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美澳安全条约等虽然都是冷战时代的产物，但却在现今是其围堵中国多边条约体系的重要环节。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中美关系被美国总统及多数美国政治家界定为非敌非友的一种经济上互利，且军事上相互威慑和政治上互为防范的关系。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审视，21世纪的中美关系其实就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作用下，催生出来的一种互利互斗的独特大国关系。对两国来说，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关系很像是一对下半身捆绑在一起而上半身各自独立的两个巨人，彼此在即合作又斗争的过程中摸索前行。这要求双方都要管控冲突，摸着石头过河。鉴于这种独特的大国关系，美中之间的博弈将会是个长期漫长的过程。只要双方将这种博弈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中美关系中出现的波折，甚至偶尔的惊涛骇浪对于双方而言都应属正常。
(二)
领土问题是顺利实现中国地缘政治转型和大国振兴之梦不可能规避的问题与障碍。我在06版的书中曾指出，近现代中国的多数疆土问题缘起于在中国地缘政治转型期的初始阶段传统中国的亚世界体系与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碰撞与冲突；其海疆疆土问题会在不远的将来凸现。纵观21世纪东亚地缘政治的发展，很明显除了历史、海洋资源以及联合国海洋公约法的因素外，导致当前中国与邻国间海洋疆土纠纷的表面化与激化的其深层次原因与这三十多年间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美国的介入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但，领土问题并不是中国走大国振兴之路不可逾越的障碍。一个最为显著的事实就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成功地解决了与俄罗斯及其他前苏联中亚国家之间的领土问题，为实现转型目标打下了关键性的坚实基础，并为国际间如何和平处理领土纠纷，解决历史问题树立了楷模。除了谈判是建立在平等信任、互让互利、着眼于未来的基础之上，中国和前苏联国家能够成功地解决这些领土与历史问题的另一个核心在于没有外来势力的插手。而一个的反向例子则是近两年中日钓鱼岛领土纠纷的表面化和激化。二战后，美国不但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一直扮演着一个中日纠纷的始作俑者的角色，并且在21世纪将日本视为它围堵中国多边条约体系中的最关键一环。此外，日本自身的因素不容忽略。除了军国主义文化传承和国内经济持续低迷等因素，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确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作为G7的成员，日本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就是现行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成员，并且是唯一来自亚洲的国家。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内的崛起无疑正在改变日本在亚洲保持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中心和主导国地位。这让它有一种自明治维新以来从未领略过的被边缘化的紧迫危机感和恐惧感。日本这几年在钓鱼岛和东海问题上与中国冲突的不断升级实质上就是这种国家危机感和恐惧感持续发酵的具体体现，这与左翼势力还是右翼势力执政无本质上的关系。然而在国家利益上，日美两国既有高度相似之处，又有很大不同。鉴于历史、领土纠纷以及地区领导权与主控权等因素，日本不希望见到一个崛起的强大中国，因而积极主动参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但，作为一衣带水，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匮乏的东亚近邻，日本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上永远回避不了中国因素。事实上，日本经济对中国市场的实际依存度要远高于美国对中国的依存度。对中国而言，虽然日本是中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国振兴之路的重要瓶颈，但它并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体系的核心主导国和国际经济与政治次序和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从中国根本的利益，长程战略目标，以及地缘政治的现实角度审视，日中关系不能结成死结。我们必须清醒地注意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中，中国实现大国振兴的战略目标的最主要的障碍不是日本，制高点也不在东亚。如同围棋，不能为了几个子的绞杀，而忽略和耗尽了用于全局制胜的已经积蓄起来的势能。但，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形势下，中日关系是中国领导人们面临的最复杂的关系：中日矛盾的解决不仅仅涉及到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涉及到美国及其他因素。此外，我们必须意识到，美日是中国顺利解决南海疆土问题的关键。如果能够在全球层面妥善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在亚洲层面妥善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中国解决南海疆土问题时所遇到的障碍将会少得很多。
“（3）自1840年至1949这段时间内，清末的改革维新以及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都试图通过不同的手段改变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但这些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
谢谢逗你玩的跟帖！帖中列举的失败的原因，历史做了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