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作者：谢鲁渤）

【编者语】

时代不同了，对于我们这些没跨入过大学门槛的人来说，曾经是那样地向往高等院校内的生活啊。尤其是对家门口的浙江大学来说，当进入校院内走走也会觉得有一种莫名的伤感，一种人生向往而高不可及的失落，一种让人终身感到遗憾的隐痛！

今天，《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描述了中国一流学府浙江大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与情操，把我带入了这所名校的殿堂，让我从中了解了浙江大学的前尘旧事，也了解了一大批科学与文化精英们的生活、学术与做人的风貌，更让我走出了心灵中的那段阴影。

为了能编辑转载好这本书，让阅读者较感观地对书，对浙江大学西迁时的人和事得以了解，我不但多次向作者请教了他所写此书的经过与感想，虽然不能像他那样延着当年浙江大学四段西迁路线去走一趟，但在征得作者的同意后，特意跑了多处与书相关的地方拍摄了照片（包括网络搜索），并在编辑书中加以注明同时载出，以至加深了对此书的阅读感。在收集与编辑此书的那些个日子里，让我寻找到了一种快乐，仿佛自己也亲身扎进了当年浙大西迁的历程里，似乎人与思想都年轻了。这真是要感谢作者，给我带来了想象与快乐。

记得那天是个星期二，正好是老妈每星期要去茅家埠与原单位的老姐妹们聚会的日子，等我把她送到农家茶座泡好龙井茶，等阿姨们一个个都来了坐好，打上牌，我也就去到不远处醉白楼旁的那座名曰“山水有佳”的亭子里，独自一人捧着这本书第十一章节《谁持彩练当空舞》看了起来。当看到王淦昌对核物理学的研究；看到习过武的束星北的暴躁性子；看到陈建功与苏步青长达45年友情的那一段，顿时把我这个没进入大学的人所深深地吸引。此时，从亭子中望着对山顶上的三台阁，湖风拂面，湖水涟渏，野鸭时飞时水，耳边阵阵鸟鸣，虽然尚学不了当年李白之“醉”，但从中感悟出美好人生幸福生活的深刻含意。

你想，独自倚靠于山水之边，面对西湖，遥望青山，耳闻鸟鸣，置身翠绿，手捧一书，那是什么境地。一本书尚且如此，哪二本，五本，十本呢？……

人生苦短，转眼已经退休几年了。尚存时读点什么，学点什么，做点什么，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后的那么一点了。

在5月21日转载此书之日，正好是浙大校庆之时，谨以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内容简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杭州危急，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以其惊人的胆略和魅力，毅然率领全校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从1937年9月，浙大一年级迁往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12月全部迁往浙江的建德，这就是浙江大学的第一次搬迁；第二次迁往江西、吉安、泰和；第三次迁往广西宜山；第四次迁往遵义、贵州。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800余公里，并在浙江龙泉设立了浙大分校。

全书以大科学家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的13年为核心，描述了中国一流学府浙江大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与情操，尤其是在抗战爆发后负笈流亡，先浙江建德，继而江西泰和、吉安，及至广西宜山、贵州黔北，于艰难跋涉中崛起而谓之“东方剑桥”的西迁岁月，突出展现了诸如竺可桢、胡刚复、苏步青、王淦昌、束星北、谈家桢、贝时璋、罗宗洛，以及马一浮、丰子恺等一大批科学与文化精英的生活、学术风貌，同时辅以1897年杭州求是书院成立至1927年国立浙江大学正式挂牌的历史经脉，是一部随笔形态书写的浙大前传，文字凝炼、疏密有致。

（拍摄于1971年舟山部队）

【作者简介】

谢鲁渤，男，1949年出生，原籍山东莱芜。知青，军人，作家，退休前任《江南》副总编。著有《独洗苍苔》、《兔子打猎人》、《沉吟的码头》、《日落回家》、《水边的戏台》、《被一个人感动需要多久》、《陈子元传》等作品，现居住杭州。

作者曾于2008年6月在浙江知青网《难忘岁月》栏目连载《一九八七年的自行车旅行》一文。

http://2011.zjzq.com.cn/dispbbs.asp?boardid=3&id=28447

《一九八七年的自行车旅行》谢鲁山庄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4.jpg：

  2013年5月21日

（待续）

附：01

欢迎大乌珠的光临。我已注意到您在其他专栏、版块发表的佳作。期待您继续为咱们这个新版块助力、增辉。

我近日瞎忙，迟复，望谅！

我刚才赶写了一个跟帖，忙中出错，丢失。明天重写。

      我注意到您在题目《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中特意加了一个问号（？），我想可能是论坛字符显示问题，也可能是另有其意。我认真阅读了您的全文，甚至浏览了这本书的梗概。稍有所悟，试说如下。

      谢鲁渤所著的《浙江大学前传——烛照的光焰》写的不是浙江大学的全部校史、全传，而是一本随笔传略，并且还只是截止1949年竺可桢离任时的“前传”。作者在材料取舍和谋篇布局独具新意，对于从求是书院破茧而出到第三中山大学因运而生的这30年，以“序篇”的形式梳理了一个大概，将随后的20余年作为前期浙大之“本事”逐一道来，脉络清晰、疏密有致。重述了中国一流学府的崛起之路，追溯“东方剑桥”的精神。（？）提示读者这本书写的不是浙江大学的校史、全传，是前传的“前传”。不知揣摩对否？如不对望笑谅。

【序篇一·普慈寺谜案】

[林启生于清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字迪臣，福建侯官人；是清同治甲子（公元1864年）举人，于清光绪丙子二年(公元1876年)中进士，担任过编修，陕西学政，后又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提出过“简文法以核实政、汰冗员以清仕途、崇风尚以挽士风、开利源以培民命”的政主张。林启在杭的最大政绩是兴办学校，提倡农桑，并开笃实的士风。他于1897年农历正月创办求是中西书院，5月21日正式开学，为今浙江大学前身。同年办蚕学馆，为浙江丝绸工学院（2004年改名为浙江理工大学）前身。1899年办养正书塾，即今杭州第四中学前身。三校为浙江省开创省立大学、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先河。林启于1900年病逝。终年61岁。 原书插图]

普慈寺谜案 (1)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在京城做过10余年御史，因冒犯慈禧太后贬官外放的林启，从浙江衢州调任杭州知府，官邸设在城东皮市巷内。离他住地不远的地方，有两座寺院，一是报国寺，在场官弄；二是普慈寺，在蒲场巷。其时报国寺已不复香火，据说成了清政府储藏武器弹药的库房；普慈寺则在数年前刚刚完成翻修重建，殿宇规模宏大，为杭州东城梵刹之冠。
　　作为杭州官府首要，林启与其辖地内的寺庙，本不会有什么直接关系，何况他又是一位崇尚维新思想的饱学之士，通晓英文日语，研习经济科学，以兴学强国为追求，故而报国寺与普慈寺的一衰一盛，起初并未受其关注。但是在半年后的某个早晨，从皮市巷起乘的知府官轿，却抬着他出直大方伯，过菜市桥，经上刀茅巷后，停在了普慈寺的门外。
　　知府大人当然不是来庙里进香的。从轿子里出来的林启，任务是查办事关该寺的一起案子，也就是后来人们通常所说的“普慈寺不法僧人案”。这起案子的来龙去脉，如今已难以寻觅翔实记载了，有说涉嫌风化的，也有说欺行霸市的，究竟是怎么个缘由，未见定论，终究仍是一桩谜案。但细想起来，和尚的偷鸡摸狗抑或仗势扰民，虽也不是没有可能，却到底还不至于惊动府台大人，烦劳林启亲自来查办，若非另有说道，恐怕也一定会是弦外之音。
　　普慈寺始建于南宋，元至正年间修整过一次，明时毁，清光绪十五年至十七年复又重建。杭州历代寺庙众多，建建毁毁如过眼烟云。相比灵隐寺、净慈寺这样一些驰名丛林，普慈寺应是排不上号的，年久破败修修补补或许可以，完全倾塌了想要重建，绝非易事。但这座颓圮已久的寺庙，却竟能耗时3年，奇迹般平地再起，而且规模超前，不能不令人诧异。从这一点上说，普慈寺的浑水，很可能与经济有关：造庙的钱是怎么来的，首先就是个谜；钱又是怎么花的，恐怕也是笔糊涂账。都说普慈寺的僧人法道了得，林启倒是要探个究竟了，他最是容不得贪赃枉法的，任粮仓御史时就曾逆权势而整肃纲纪，且连西太后的作为也敢于说三道四，哪里会在乎几个不法僧人。
　　林启是怎么查办普慈寺案的，又到底查出了什么，还需另做考据，但寺僧所为确已辱没佛门清静，应是毋庸置疑。所以查处的结果，是将恶僧逐出山门，寺产收归国有。按说僧人不法，庙堂无辜，换个住持也不是不可以延续，只是在当时的杭州，并不缺少寺庙，尤其在林启看来，与其重续普慈寺香火，不如拿它来办一所学堂。他一向主张兴学强国，读书的理应多于拜佛的才是。
　　于是就有了相应的另外一种说法，以为这是林启事先就盘算好的。早在出知杭州之始，他已经有了要在任内办几所学堂的想法，亲自查办普慈寺案的目的，正是相中了这处几乎可谓现成的校址。从事后的结果看，这个说法倒也不无道理，因为就在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初，普慈寺的殿宇禅房就几乎原封不动地改弦易辙，成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非同寻常的“求是书院”。这也是林启在杭开办的第一所学堂。
　　说求是书院不同寻常，有两层意思，一是它的创立极富挑战性，二是从一起步就显示了藏龙卧虎的质地。虽然林启在书院开设3年后的1900年4月就殁于任上，但在他所招收的最初一批学生中，却有着像陈独秀、何燮侯、蒋百里、邵裴子、黄郛等等，这样一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林启甚至还聘请了美国人L.Mattox（中文名王令赓）担任书院总教习，华人教习者中的宋恕和高啸桐，更是后来一再被人提及的维新派大学问家，前者是浙江平阳人，系“东瓯三杰”之一，后者与林启同为福建籍，做过广西梧州知府，时为林之幕僚。后来以主笔《杭州白话报》颇负盛名的林白水，初时也应林启之邀，参与过求是书院的创办。无论师资抑或生源，求是书院之强，可谓“两浙无两”矣！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1－2 求是书院残存建筑 640x480.jpg：
 

      （求是书院残存建筑·原书插图）

（待续01）

    谢谢龙禧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