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赶上队伍时，没见到他们抬着那个受伤的哥们，班长黑着个脸，不回答我的问话，卫生员告诉我，那哥们死了，遗体被放进了一个铁路涵洞里。我回头看看，只见那灯龙已经穿城而出，朝我们这边来了。我们的人早就跑到山那边去了，原先的先头部队变成了垫后的，我这个班是最后面的。有什么可说的，跑吧。跑了几天后，被一伙民团打了个埋伏，死了好几个兄弟，我屁股上也挨了一枪，被班长和几个弟兄轮着背回根据地来。到根据地时，我自己都感觉到半拉屁股上那些蛆虫的蠕动。之后部队就把我送到昆明四十三医院治伤，医生告诉我，要是没那些蛆，我早就被感染致死了。
下面是我另外一个朋友的经历：
我们刚翻过山顶见到腊戌城，就接到后撤的命令，一开始还很有秩序，后来就乱了套。当官的都不见了，打了两仗后，眼看着死了几个弟兄，有两个受伤的也被民团给俘虏了，其他弟兄们也都跑散了。我先是跟一帮腾冲人走在一起，有天晚上大家正在山坡上睡觉，被民团偷袭过来，又打散了。我找了个竹蓬躲了一夜，次日早上我看到一伙景颇营的路过，就跟他们走在一起，他们当中有人会说本地语言，到寨子里还能要到吃的。走了两天，又被缅军直升机打散了。我背上也受了伤，在山上躲了两天。等到伤口不怎么疼了，我才偷偷地于夜间摸进个寨子，找到个老乡要了些吃的，跟他换了衣服，枪也给了他。以后就昼伏夜出，饿了摘野果吃，渴了找山泉水，也不认识路，只知道应当朝北方走，整整走了一个多月，才七拐八弯的走回了根据地。找到我们班以后，仅剩的几个弟兄都认不出我来了，因为我那时已是骨瘦如柴，衣襟褴褛，胡须满面，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可气的是那个河南藉的从正规军来的连指导员，他不但不表示一点慰问，竟然责令我回去把枪找回来。我们班几个兄弟当场揍了他一顿，第二天就把我抬回了瑞丽县医院，全体溜了号，回来继续当知青。
我这两位朋友后来的遭遇也大不相同，前一个伤愈出院就按伤残军人待遇安排到一家大厂当保卫干事，后来又进了公安部门。后一个则又在农村当了五年知青，最后一批被招工进了一家小厂，现在已经下岗了。
事后总结，大家才发觉这次咱们“共军”吃了个大败仗的问题是过于轻敌。那缅甸裙子兵几乎是未发一枪一弹，就把缅共近万名精兵打得弃甲而逃，靠的只是战略方针正确。当时，缅军有两支精锐之师，一支由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军官指挥，另一支则由苏联培训的军官指挥。他们早已洞悉“共军”意图，将计就计佯做援南坎之状，暗中却在腊戌周围伏下重兵，等缅共入瓮。照常理，缅共此役极可能全军覆没，片甲无归，可能是缅甸政府怕惹恼了中国人，网开一面，放走了大部份缅共，大多知青也因而得以生还。但也还是有一批知青，从此留在了异国那边的大山之中，尸骨至今不知散落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