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投入水中的一枚石子
> > 发布时间:2014-01-22
> > 作者:刘炎迅
资中筠的头发花白了，蓬松自然卷曲，但看得出经过细心的打理，虽然83岁，但谈到一些往事和学问中的细节，她几乎是脱口而出。
她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入学时还是民国，毕业那年，已经改天换地，18岁的女青年，她迅速适应着新的一切。因为机缘巧合，她被选入外事系统，后来又调入中国社科院参与组建美国研究所，随后担任所长一职至退休。那些年，她和研究欧洲史的爱人陈乐民先生，各自发表了很多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和观点，成为一对全国知名的学术伉俪。
老伴儿陈乐民2008年去世后，资中筠便一个人生活。她住在北京南三环内一个老社区，喜欢简单平静的生活，但有时不免受邀参加各种活动。她更广泛地关注社会问题，2013年12月，她的两本新书《美国十讲》和《老生常谈》出版，前者侧重于史实，后者侧重于观点，一以贯之她多年来以常识论道、以理性立言的品格。
“少数的花果”
门前换鞋的地方，摆着一些书，还有挂件，透着主人的细心和生活的小趣味，客厅铺着浅黄色木地板，靠墙放着两排书架，放着些家庭照片，以及各家媒体颁发给老人的证书和年度奖状。
资中筠说话不疾不徐，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美国十讲》是她去年的一个系列视频的合集，在修改过程中，她反复翻看美国制宪会议的记录，逐渐明确“美国是一个谈出来的国家”。
“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觉得美国独立战争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其实不然，美国的独立战争，最初的起因是“抗税”，后来因英国态度强硬独立派才占上风，13个邦联合起来在1776年打败英国，宣布独立，还是分散各自为政。过了11年之后，各邦代表才坐在一起开会，讨论要不要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及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于是就有了“联邦制宪会议”通过一部宪法，建立了一个国家。“美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是像秦始皇那样用武力灭六国，然后统一中国。不是这样的。这13个邦不是谁把谁打败了，从根本上讲，他们的观念和立国之本就是和我们不一样的。”
资中筠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谈出来的国家和打出来的国家和法治的关系》，她说：“谈出来的国家一般是法治，”美国这样多民族多移民多宗教信仰和语言的国家，“凝聚在一起就凭一部宪法，只要美国公民承认 这部宪法，你保留什么生活方式、文化、信仰都可以。”
另一本新书《老生常谈》，则是她近几年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发声，“题材庞杂，东拉西扯，”谈到了人治和法治，公民教育，国家观，以及社会良知等等。
比如国家观。她提到了一句话，大意是，国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保障广大民众的权利和生活。 资中筠说，写文章讲话，见识深浅固然重要，但最基本的一是事实，二是逻辑。她说她写作、讲话，只对事、对观点，不对人。可她心目中辩论的对象往往是连事实都不承认，以谎言为依据的，或是不符合逻辑、偷换概念。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担当的精神。中国古代士的精神，已经很少很少了，犹如花果飘零。资先生是少数的花果之一。”学者马立诚说，有两句诗送给资中筠先生最为合适：“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学者刘瑜说，她以前读到过一句话：“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可以去观察这个社会里面有多少优雅的老太太……资先生我觉得是优雅老太太的典范。”
“不过是年长几岁而已”。摄影师拍照的间隙，资先生还张罗着泡茶，她的声音缓缓的，语调也正合适。
> > 很多人尊称她为先生，她很认真地解释说，其实“先生”一词，在她小的时候，主要称呼两种人，分别是“老师”和“医生”，不分男女，说明这两个行当最受尊敬，后来用来尊称有学识教养的长辈。她笑得很谦虚，“这些年看了些书，写过些文章，忝列学人，不过年长几岁而已”。
资中筠1930年生于上海，“我上小学的时候，在抗日战争之前，课程中专门有公民课，包括不随地吐痰、对人要有礼貌、不随地扔垃圾、过马路要看红绿灯，等等，就是从小要有遵守社会公德的观念。因为这些不是你的单纯的自由，而是可能危害到别人的健康和安全。大家都得有规矩，公民社会就是一个有规矩的社会。”资中筠说，“公民”对立面是“臣民”，前者是“citizen”，有规矩、守法治，后者是“subject”，不独立、少有法治精神。
1947年从天津耀华中学毕业后，她考入了燕京大学数学系，后来转外文系。次年，她通过转学考试，从大学二年级起转入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 从清华毕业时，已是新 中国。在冷战背景下，苏联带头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也相应成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简称“和大”），具有英法双语能力的资中筠，被调入这个机构。
在“和大”，资中筠的工作主要是翻译来往信件，陪同中国代表团参加与和平相关的国际会议，陪同来访的外国客人到北京或中国的其他地方访问等。 那是1949年，资中筠18岁，她坦言那时自己很诚实，也容易“犯傻”，比如说那个时候要坦白思想，很多人都保留点不说，“我是向组织坦白一切，比如说‘三反’‘五反’时，把父母的家信全部交出来。”
“你大概看过《牛虻》，他真的是去向神父坦白，他完全相信神父，结果客观上出卖了革命，出卖了他的朋友。”资中筠说，她后来常常想到牛虻，还好，没有亲朋因她“交代”而受害，因为母亲的信基本上没有一句出格的。“假如有的话我也等于出卖她了。” 文革中，资中筠进了“五七干校”。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她被召回北京，在对外友协美洲与大洋洲处（简称“美大处”）工作。起初是美国组的组长，后来是美大处副处长，做对外翻译和接待工作。多年后，资中筠说，自己总被说成是领袖身边的翻译，她觉得有必要郑重说明，她不是专职为领导人翻译，“在我所处的年月，工作秩序还比较正常，因工作需要，为各种人做过翻译，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各单位各级接待外宾的人员都有，无论为谁翻译，只是一项普通的工作，就是用其一技之长。”
在对外友协那几年，正逢中美关系解冻，美国民间人士开始频繁来访，她“有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机会接触到美国社会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各色人物，从后来任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他第一次来华访问时的身份还是国会多数党的领袖）到失业工人、右派资本家、自称‘毛主义者’和激进的黑人民权斗士都有”。在没有机会访问美国的情况下，这些感性的经验对以后研究美国无形中有很大帮助。
学者主要是帮助公众知情
“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兢兢业业做小公务员，在没完没了的长期‘思想改造’中曾经觉得读书无用反而有害，大好光阴虚掷。”1980年，50岁的资中筠厌倦了“迎来送往”的工作，当时她生了一场病，于是就以身体不好为由，主动申请调到外交部下属的国际问题研究所。
“随着阅历的增加，我心中不以为然而又必须照上级意思办的情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不能忍受。”资中筠说，她生病动手术、打麻药之际，忽然有个想法：“如果一病不起的话，我有什么遗憾？”结果她发现连没有做完的事情都没有，甚至不能说“赍志以没”，她觉得太遗憾了，觉得应当做一点符合自己特点、有长远意义的事情。
一个偶然的机会，资中筠到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当副所长。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研究机构相对说来上下级关系不那么森严，她希望因此获得一点独立思考的空间。
1980年代早期，“智库”这个词刚刚被从美国引入中国，许多学者想到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出谋划策都十分兴奋，因为这是自古以来中国士大夫文化的传统之一。但资中筠属于少数派，她不认为中国的学者能够对政策制定产生多大影响力，即便正值“改革开放”。“我认为学者在中国的主要功能是帮助公众知情，从长远看，公众也许反过来会对决策圈子有某种正面的影响。”她把这种影响称为“涟漪效应”，熟悉资中筠的人都觉得，“她像那枚投入水中的石子”。
资中筠一直认为，既然要做学术研究，就得甘于寂寞。《冷眼向洋》是资中筠很看重的一部书，也是她多年磨一剑的成果，“我的切入点是从人类的两大基本诉求——发展和平等出发，看一个国家、一个制度如何在二者之间找到平稳发展的途径。美国在不断产生尖锐社会矛盾的同时，又能找到渐进改良缓和矛盾的途径，其制度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
资中筠时刻显示出老先生的严谨，在更早出版的另一本学术著作《战后美国外交史》时，她要做索引，出版社不肯花这个力气，她就找了一位年轻人做助手，亲自做。“国际上学术著作索引是惯例，而中国至今不普遍，这是很大缺陷。”她说，后来第一本书再版（即《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以及《散财之道》一版、再版，都在她坚持下做了索引。 退休后，欲罢不能。
1996年，资中筠从美国所退休。“我开始返回自我，受到外界的禁锢越来越少。思想进一步解放，说真话的可能性和欲望都增大了。”她坦言，就个人的兴趣而言，她总是很想能够平静一下。“当然，处于目前的社会状况下，我觉得风花雪月已经太奢侈了，但确实是有很多我很喜欢看的书没有时间看。”
“现在就像我讲得好像有点欲罢不能了，有些事情触动了以后我非常愤慨，就想要说。”又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活动，邀请她去讲话，她就这样被推进了舆论场。她举例说，此前写了一本研究美国公益基金会的书，本来是作为研究美国社会的一个阶段成果出版，结果被卷进了中国的慈善事业圈子里。那本书对中国刚刚起步的公益事业产生的影响始料未及，直到最近，一位发起创办阿拉善基金会的企业家还对她说，他是受了《散财之道》的启发。
> 她说起自己在《美国十讲》里写到小罗斯福新政，“提出新四大自由，其中两个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个是民生，一个是进一步加强民权，这个很重要也。假若，一些努力以和平、温和 的方式推动社会改良的人，得不到正常途径的表达和沟通，“如果把中间的、健康的、理智的力量都封杀了，剩下的只有看似沉默的愚民，社会就危险了。” 对于舆论中热议的道德滑坡问题，资中筠的看法是，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如果不能用法律严加治理，使那些往食品或药品中掺毒的商人和与之勾结的贪官得到严惩，那么那些有道德、守规矩的同行只能因竞争不过而破产。“道德当然重要，但是当前的关键是制度问题。正如邓小平说过的，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使好人变成坏人。”
> >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