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经历过文革的学生，会上，有的对文革中身为学生运动领头人深怀歉意，有的为副校长卞仲耘被部分学生殴打致死时的“不作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过老师而渴望当面道歉。
在 道歉的学生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组时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则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 献红袖章，被人称作“宋要武”。对于“宋要武”的由来，宋回忆称，1966年8月18日，她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了红袖章。毛主席得知她叫宋彬彬后说了 句“要武嘛”。事后有媒体采访了她，并发表了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宋彬彬说，文章非自己所写，她也未改名“宋要 武”。
刘进第一个发言。“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的内心充满懊悔痛苦。”话音未落，刘进哽咽，摘下眼镜擦拭泪水。
她的情绪有点激动，大声说：“我要向老师们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道歉，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他们而道歉，为我当时的偏激思想和行为对校友们造成的影响和伤害道歉。”
刘进的最后一个道歉对象，是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在 见面会上，宋彬彬也数度落泪。她做了约1500字、题为《我的道歉和感谢》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 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 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装。”
宋彬彬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去 年公审薄熙来之前，开国元帅陈毅之子、粟裕将军的女婿陈小鲁也公开发表了反思文革的道歉信，陈小鲁表示“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 形式在中国重演！”陈小鲁在道歉信中称：“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 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在运动初期我积极造反，组织批斗过校领导，后来作为校革委会主任，又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 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目 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为文革翻案的思潮，我认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的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否则谈不上 人民幸福，民族富强和中国梦！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
陈 小鲁、宋彬彬、刘进等当年的红卫兵公开站出来道歉、忏悔！难能可贵，但反思文革不应止于他们个体的救赎。每一个“文革”鼓动者参与者亲历者，都应当对当年 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进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对同一个问题：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挟而盲从盲动呢，还是有意甚或积极主动地参与作恶？同 时，那些没有经历“文革”的人，也要全面、真实地了解“文革”的历史，需要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问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判 断，是不是也会像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那样，在虚幻理想和极端情绪的支配下，对老师、同学、父母大打出手？“文革”结束三十多年来，我们对“文革”的反思 还远远不够，至今还有人以多种方式怀念和美化“文革”，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必须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中共党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
按照中共的历史阶段划分法，《决议》概括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回顾了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批评了“大跃进”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其中，《决议》最大的特点是彻底否定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决 议原文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也形容文革期间毛泽东“主观 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这份政治文件反映出在邓小平领导下，对毛泽东功过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通过这份决议，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在党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后，高层越来越少提到这份决议并彻底反思文革，尤其是1990年以后，党史宣传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这段黑暗的历史。
正 是因为对文革反思不彻底，当中国社会矛盾尖锐之时，社会上出现了反对改革开放、怀念文革的呼声。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是一场历史大浩 劫，如今的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媒体要么回避这个话题，要么只说一切向前看。三十年前邓小平曾宣称彻底否定文革，然而彻底否定文革就 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毛泽东，很多政治理念都要重新定义。所以无论官方还是民众都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时间冲淡记忆，让中国新一代彻底忘掉那段历 史。
巴金在世时，一直到暮年还在呼吁设立文革纪念馆，让后人知道文革的苦难，让经历的人学会反思！可惜巴金的呼吁遭到空前的冷遇，现在巴金已走，愿意反思的人越来越少。因而中国政坛民间常常出现怀念文革的一股逆流，少数政客企图借助这股势力，在中国兴风作浪。
怀 念“文革”的理由是认为那个社会公平公正，不象今天腐败泛滥，特别是可以随便将官僚打倒批臭，让官员每天都战战兢兢！然而，要解决官僚集团的腐败问题，要 解决严重的贫富差异问题，要解决社会不公司法不公问题，这种狂风暴雨般的运动手段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选择，最终的结局只是又一批无法无天的人取代权贵利益 集团，再一次演绎中国历史上已经演绎过无数次的暴力革命悲剧。
以 暴力夺取的政权均以暴力来维持而最终又被暴力所推翻，中国应该跳出这样的历史怪圈，才会使人民免受过去的苦难。唯有彻底否定文革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才 有可能平稳的转型，回归文革或维持现状，都将把中国带进深渊。当务之急是推进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式民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 激情，畅通利益表达渠道，使民众广泛地、深入地参与各级政治经济社会等等的决策过程。只有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框架内，只有在所有公民能够自主决定自 己命运的社会中，社会公平公正公开才有可能实现，人的尊严才有可能得到保证，社会也才有可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面前人人平等。
前 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其作为国家总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意味深长地说，“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这就不仅需要亲历者勇敢地站出 来发出警示与反省的声音，更需要后来者对历史的铭记，抑或争论、辩驳，进而构筑起对权力、暴虐的制度性防御。“对历史过错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 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对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纷扰、苦痛与不堪，需要足够的勇气去直面，进而才会产生足够深刻、清醒的 认知，才真正谈得上“永不再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