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新闻》4月16日发表题为《与一战前不吉的相似性》的文章，作者为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中西宽。
2014年逐渐作为一个转折年份被历史长河铭记。
在一战爆发100周年，同时也是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今年，世界局势迎来冷战结束以来最剑拔弩张的局面。
不言自明，直接起因是欧美与俄罗斯围绕乌克兰局势产生对立。
俄罗斯普京政权闪电吞并克里米亚引起欧美强烈反弹。欧美近来持续加强对决俄罗斯的姿态，包括促使联合国大会通过认定吞并无效的决议、北约决定向东欧成员国增派军事力量等。
一些人宣称“冷战已死灰复燃”，但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要比冷战时代深厚得多，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最佳方案是“和平解决方案”，即各国领导人注意到对立造成的损失，不采取单方面行动，通过以谈判解决争端这种手段达成共识。
最糟糕结局是对立不只停留于“冷战层面”，而是陷入“热战”，就是陷入“一战”那样的事态。届时可能造成比一战还要惨烈的灾难，因为一战时还没有核武器。
东西方“新冷战”或“第二次冷战”是一种介于最佳方案和最糟糕结局之间的折中局面，因为冷战时代最受青睐的核遏制力理论将可能起作用，但出现折中局面的概率在三种可能性中是最低的。
话虽如此，在21世纪，真的可能上演大国战争等事态吗？就在数个月前，无人认为这会带有几分现实意味。
时至今日，世界上大部分人仍不相信大国之间会打仗，但不容忽视的一点是，眼下的局面和一战开战前的状况呈现出不吉的相似性。
在近年出版的一战相关著作中，引起英语地区热议的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撰写的《梦游者》。
该书认为，当时的欧洲各国领导人像梦游者一样不知自己正在走向何方，最终导致一战爆发。
事实上，当今世界也和一战前一样，前景极度不明朗。
在去年的叙利亚化武危机中，在到底是谁动用了化武这一问题不明确的情况下，各方就销毁叙化武达成协议，但叙内战并无平息的迹象。
另一方面，主要国家领导人对彼此的不信任感正在加剧。日中没有举行领导人会谈，美俄领导人之间也只剩冰冷的感情。
本应为友邦的日韩也几乎没有对话，还有美国高官被曝曾痛骂欧盟。
在浓雾中，各国领导人虚张声势，认为自己的不安情绪不会被对方察觉，犹如在上演一场“懦夫游戏”。这种姿态看上去就像梦游者。
总的说来，乌克兰已经陷入看不到希望的境地，欧美与俄罗斯在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的情况下，正在让局势进一步升级。
当然，普京政权吞并克里米亚不仅违反国际法，而且其排外的民族主义已经显现出危险的征兆，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什么会将这种做法与希特勒相提并论。
但是，假设这一比喻成立，西方是不是应该为避免重蹈二战前绥靖主义的覆辙而尽早与俄罗斯对决？
正如当年不知能否遏制希特勒一样，今天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遏制得了俄罗斯。
为今之计，乌克兰民众、欧美以及俄罗斯应当同时对今日乌克兰的局势进行反省，联手找到打破僵局的办法。
乌克兰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共同课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如果解决不了，不仅是乌克兰，世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爆发冲突。
具有军事和经济脆弱性的日本不得不与西方保持联系，想在欧美和俄罗斯之间坐收渔利的外交风险过高。
但同时，日本在同欧美、俄罗斯抑或是中国打交道时，也要从梦游症中回过神来，平静地表达理性解决问题的必要性。
当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以我们自己采取理性行动为前提。
美国学者最新研究认为：美政府代表富人和权贵利益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4月16日报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西北大学开展的一项新研究认定，美国政府不代表该国大多数公民的利益，而是由富人和权贵的利益统治。
这份题为《美国政治的检验理论：精英、利益群体和普通公民》的研究报告采用1981年至2002年间的大量数据，以实证方法确定美国政治体系的状态。
在仔细查阅美国1981年至2002年间颁布的近1800项政策并将其与普通美国人、富裕阶层及大型特殊利益群体所表达的政策喜好作比较之后，研究人员认定美国由该国经济精英主导。
这份研究报告称：“从我们研究中浮现的中心点是，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群体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拥有强大的独立影响力，而基于大众的利益群体和普通公民的独立影响力很小或不具有独立影响力。”
研究人员认定，美国政府的政策极少符合大多数美国人的喜好，但确实照顾了特殊利益群体和游说组织。
这份报告称：“当大多数公民与经济精英或有组织的利益群体意见不一致时，前者通常会输。
此外，由于美国政治体系根深蒂固的‘安于现状偏差’，甚至当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策改变时，他们通常也无法达成目标。”
强大利益群体的立场“与普通公民的政策喜好没有多大关联”，但普通美国人与富裕美国人的政治立场有时会重叠。
上述报告称这只是一个巧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