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转帖]1966年的日子

   62年反右倾由彭德怀引起的，主要还是在党内，64年接着的“四清”运动就在全国铺开了，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教育战线贯彻阶级路线最明显的就是，招生要重出身。特别是我们这种重点学校不能把学习成绩放在第一，对干部子女要特殊照顾。据后来文革中的大字报披露，我们学校有5%的名额是留给她们的（父母是高干，考的成绩不够分的）。当时的在校学生1700人，家庭出身：24%革命干部（高干），0.9%贫下中农，6%工人，60%职员（多数是知识分子），其它为剥削阶级出身和国外或港澳的学生（不填出身）。

    65年各学校大张旗鼓开展的阶级路线和思想革命化教育，使我们充满了危机感：觉得帝国主义对我们虎视眈眈，国内反动派蠢蠢欲动，内外勾结妄想变天。我们是新中国的同龄人，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革命接班人，保卫祖国不变色，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

   但是很快我们就发现学校对干部子弟与我们明显不同，召集她们的报告会座谈会，我们是不能参加的。她们回来后表现的那种自豪感让我们自惭形愧。学校对我们说的是：你们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要深刻检查出身的影响、努力改造思想。忠不忠线上分，和父母划不清界线，说轻了，是受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毒害，说重了是坚持父母的反革命立场。

   学校对不同出身的学生的不同态度，明明就是在说：红五类是革命的主力军，黑五类是革命的对象，而两种出身也就带有了革命与反革命的遗传基因。为了表示自己对党和毛主席的忠心，很多出身不好的同学在革命的口号鼓动下，积极要求进步的鼓励下，还有害怕当父母那样的政治贱民的担忧下，“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揭发、批判养育自己的亲人，她们被学校树为坚决和家庭划清界线的典型，同年级三班的查子慰就是当时的一位典型。“她的父母去台湾时她仅仅几个月，还有那么大的影响，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的还不好好深挖”，这给挖空心思检讨不出更多的的同学造成很大的压力。而她自己在文革中终于因为政治压力，被自己对自己苛刻的“革命追求”逼疯了。记得她老是精神恍惚、唠唠叨叨说自己还不够革命“我怎么就挖不出来了。你们揭发、批判我，帮帮我吧！”同学说“你已经很革命了。”她说：“不可能，出身不好先天就是反革命，怎么可能就成革命的了，但我真的想革命啊！”后来她自杀了，因为她觉得自己该死，自己没有权利活着。虽然我们不是一个班，但由于她的学习成绩非常好，全年级的人曾经都很钦佩她，很可惜。可惜的还不只她一个;我们班的喻**（初中，她在*中学是大队长），因为父亲自杀受刺激得了精神病，还有孙薇英，李黎黎、余慧生.....在文革中疯了、自杀的老师、同学可不少。

    阶级路线的教育把人划成了不同等级，造成了同学间人为的分裂，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文革中上升为你死我活的斗争。当然谁该斗谁，本来是一目了然的，可谁知道上面这次不是对死老虎来的，而是“党内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所以文革的形势有了出乎意料的变化。

   从对《武训传》的批判预热，到发布聂元梓的大字报，突如其来的风暴一下把学校搅翻了天。这应该是计划好的，要从教育口开刀，我们学校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刘进，父亲是教育部的领导。据她自己说底稿是她起草的，然后找到同班同学宋彬彬、马德秀，她们是班里仅有的三位预备党员。大字报就以三个人的签字贴出去了，距聂的大字报广播不到两个小时。

   在邓小平的直接指示下，当天晚上胡启立带着团中央的两位付部长（中学部、少年先锋队部）来视察，第二天宣布工作组进校，王光美也派出她的四清工作组来学校放有关的幻灯片。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运动就是冲他们来的，所以既然“工作组是镇压群众的”，他们作为后台自然而然被打倒了。

    我们学校开始也是高干子弟为先锋，斗校长、老师、同学，没多久就轮到了自己，都成了走资派的狗崽子。我们班的“当然左派”，一个个消失了，因为他们自顾不暇了。我们今天听到**的父亲昨天在哪挨斗了，明天听到中央哪个部有很多**的父亲的大字报.....让我们震惊的是杨**的父亲（er炮付司令）自杀了。不光是这些高干在挨斗，几乎全班同学的家长都在挨斗。崔**（出身是我们班唯一工人），她父亲是新华印刷厂的党委书记，挨斗、抄家，（她家就住在工厂后的宿舍区），弄得她有家不敢回。魏**的父亲是某大学的教授，不忍侮辱在批斗他的教学楼跳了下去，造反派说他故意在最显眼的地方跳楼，是向造反派示威，不许家属收尸。她和妈妈只能看着屈死的父亲在夏日炎炎下暴晒，有造反派还骂她们，不让哭。张**出身资本家，她的六十多的小脚奶奶被押着游街。

    我的父母开始挨斗、不许回家，不给饭吃，后来剃阴阳头、扫街，还常常有人打骂。一次我家被抄后，红卫兵竟然把门封了，我和弟弟们只好露宿在走廊里。是邻居给我们吃喝，后来见红卫兵没再来，偷偷把封条撕了，我们才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