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 马 记
（插队轶事之二）
牛年的正月谈的却是关于“马”的话题，使人不由想起“风马牛不相及”这句成语，这句话的喻意是说“两件事物毫不相干”。有人错以为“风”是另外不相干的第三件事物，不知道“风”在这里做动词用，是“雌雄相诱、使之交合”的意思。当然牛和马之间发展不出任何交颈厮磨的浪漫故事。而本文内容涉及到却是“风马马而相及”的事儿，或许对少儿稍有不宜。凡有略显不雅之辞的段落，我将在段首处加注“×”的标识，不喜欢的网友直接跳过去就是了。
在陕北待过的插友们都知道，穷山沟里接触常见的牲畜，是同属哺乳动物“奇蹄目”马的表弟 – 驴。原始农业离不开驴，驴会推磨、驮水，套上耧能播种，驾上辕能拉车，上得高山，也下得深沟，粗草糙料咽得下肠肚，风雪雨露耐得住冰霜。马就不同了，推磨转不开道儿，驮水搭不上鞍，讲究的是“无夜草不肥”、“寸草三刀”，顿顿离不开泡黄豆、拌麸子这样的细料，麦秸、玉米秆难以下咽，唯独认得谷草香甜。偶尔遇到上山下沟的差事，稍不留神就会趟崖，不死也残。所以陕北的地土生产条件，基本不需要马，可离不开毛驴。
× 驴这样的吃苦耐劳，却常不招人待见。农夫村妇凡口舌相争言语不合之时，尽将无辜的毛驴拿来说事儿：“把你个驴毬的…”，“瞧你那驴式子…”不胜枚举。而对马的不恭之语，除了“当牛作马”之外，一时还真想不起什么别的。连这也不过就是描述吃苦受罪的意思，算不得什么太大的不敬。驴到了穷途末路，也还得为人耗尽最后一滴血下了汤锅，落个“驴肉香”的美名。不到万不得已地步，有见谁吃马肉的吗？这背后的一个经济学道理，就是驴贱马贵！这个事后看起来并不太复杂的哲理，我是当年从大队书记老杜的嘴里听到的。
老杜是上头人，和前国军将领杜聿明先生自家。杜家的排序是“聿、致、成、芳、修”，论起班辈，老杜应是将军的重侄孙。将军出身自然是书香门第，同族的老杜却是个睁眼瞎，斗大的字认不得一升。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的思辨认知，更不影响自信和魄力。记得插队后第一次开社员大会，照规矩当时发言者都要先执红宝书、背颂一段语录。老杜也不例外，开场白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理由。如果谁怀疑这条理由…，那他就毬也不蛋！”知青全部雷倒轰然，老乡们却面面相窥漠然，不知所以。
久而久之我们发现，老杜是在用朴素的眼光哲理，理解和诠释着社会、生活，甚至超现实的上层建筑 – 政治，典型的示例是在我们插队的穷村里推行大队核算。这在当时算得上政策性极强的一种涉关生产结构和利益分配模式转型的农村变革实践，县及公社的主张原则是根据具体情况自觉自愿，各队由社员自行表决选择决定。老杜自始至终是个坚定的大队核算派。
到此还得先简述一下我们这个山村大队的背景情况。大队下分三个生产组，其中一组和二组各为一个自然村，三组规模小，包含了两个自然村。一组大都是当地的老户，占据着一些土壤肥沃、便于耕种的地块。其余二、三组基本是外来户，但三组人口户数最少，地相对也较好。这种在同一个生产大队却贫富不均的状况，使得多数人家对大队核算心存疑虑。即使我所在的最为贫穷的二组，出于怕被人瞧不起的自尊心理，也不愿意与别的富裕村硬到一口大锅里舀稠稀。于是，人们的观点分成两派：支持派和反对派。
我们这伙儿插队知青在三个生产组都有，尽管核算这个问题和我们自己的切身利益并不大相关，加上刚到村里许多问题确实搞不懂，白天下地干完活，晚上硬着头皮还得跟着村里开会到半夜三更，忍受着昏暗油灯下的长短烟锅冒出的乌烟瘴气，满耳充斥着听不懂的陕北方言哇哇地吼着争吵呐喊，我们几个有强打着精神努力聆听并认真做记录的，也有毫不在意歪在炕头打盹睡觉的。终于，各组的结果总算基本吵出来了，一组不同意；二组持不置可否，核算也好，不核算也罢，反正横竖不求人；三组态度本也不大明朗，但滋要开会，话语权就被老杜在高点占领了，谁能说得过他呢！
到了汇总各队意见开大队干部会的时候了，老杜摆开舌战群儒的架势，开始了滔滔不绝地演讲：“…农业社搞了十几年了，一直都是小队核算，结果生产上不去，一亩地就打个三、五斗。一组、三组仗着地好些儿，人少些儿，就能吃饱了？还不是照样有人家儿将过了年，不出正月就和队里借着吃，年年垒着塌饥荒（欠债的意思）的。受苦人（指劳动者）就害哈（知道）‘三十亩地一头牛，婆姨娃娃热炕头’，到头一辈子还是受苦的命，这都是小农经济旧脑筋。毛主席老人家尔格（现在）把这伙儿城里大学生打发到俄（我）们这稍沟里来，就是图得个小农经济，和受苦人一搭里（一起）睡热炕？这都是些见过大世面，要做大事情的人。我们不搞大队核算，不把农业社这个摊子做大了，对得起谁呢！这些学生娃娃怕也都跟着毁了。
…搞了大队核算，三个生产组亲兄弟、明算账，地还种各家的地，各生产组长管各个村的事儿，副组长抓起落（生产作息时间）；各组展开生产竞赛，年终大队统一分配；大队置台钢磨和柴油机，两三个人就把四个村的磨面问题解决了，把婆姨女子家解放出来，打坝淤地修水利，把几条沟治好，有上大几百亩沟坝地和塬地尽够吃了，一亩打上八、九百，一半千的，一亩沟坝地顶山洼地十几亩。像二组驴尾巴梁那号毬事的烂地，快快儿撂了，能种苹果种苹果，种不了苹果种洋槐；树枝括下（削砍）烧火，秋天落下一地的树叶，踏上去绵敦敦的，几泡儿（群）羊往里一拦，吃得可美气哩…”
老杜越说情绪越高，烟袋抽了一锅又续上一锅，在炕上坐的时间长了，改成疙糾（蹲）着，接着索性跳到地上继续。看着老杜眉飞色舞地宣讲，让人不由想到卡斯特罗，古巴革命推翻前政权巴蒂斯塔时，我们还上在小学。卡老那时还年青，据说可以一次连续在广场站着演讲七小时，让我很困惑，哪来的那么多的话呢？见到老杜让我服了，原来确实有这么能说的。一会儿扯到天上，一会儿又拉回到地下。一会儿历数着家族历史，毫不掩饰地抖落自己干过的儿事，一会儿又兴奋地联系到设想的大队未来规划。到底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干部，他清楚地知道农民心里盘算的什么，顾虑的什么，期盼的什么。他知道如何打动他们，如何把空洞无物的政治口号变化成通俗语句，并用最质朴的陕北方言表述。
会议从后晌儿开到半夜，路近的回家吃了口赶紧回来，路远的如老杜等就跟大队部所在的一组干部家里打顿尖儿，会议结果如同预先大家所料 – 全体通过，大队核算，一锤定音！
话说得这么多，怎么还没扯到马身上？其实并非跑题，穷稍沟养马，就是老杜大队核算施政纲领的一重要部分。老杜自述文革前干的几桩儿事里，有一宗就是贩马。他虽出身农户，却有着经商的精明脑袋瓜子。跑到上头内蒙草地置几匹马，吆到下边川道富裕的大村庄卖掉挣出差价，连资金都是赊的，空手套白狼。钱挣了点儿，架不住染上赌博又赔回去了，只留了顶“投机倒把”的帽子，无论春夏秋冬地捂在自家脑瓜顶儿。但养马、贩马能挣大钱的理念，在他心里可扎下根儿了。
（接下帖）
（此处省略二百字）
谢谢有共同的记忆，谢谢有各位朋友的捧场助威！
实行大队核算，老杜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儿就是贷款买马。老杜的理论是，受苦人别的干不了，还种不了庄稼？只要农田水利抓上去，多打几万斤粮食解决庄户人大小人口吃饭没问题。但一斤玉米公家收购价9分，一斤麦子3毛，十万斤粮食能换几个钱？经济收入还是上不去。养马、卖马就不同了，一匹青壮年马，卖到三、五千没问题。一匹马的商品价值，抵得上一两万斤麦子，稍沟里有的是青青野草嫩叶，找个饲养员拦五、六匹骒马，一年下五、六个马驹，只要周转开，一年净赚两三万，平均一个工增值八毛到一块呢，骒马驹子养两三年又能配种再下儿子，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大生意！当初个人担着凶险风餐露宿地倒腾贩马，到头落个投机倒把的罪名。现在以大队名分先跟上面信用社贷款一万五养马卖马，这叫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谁能说不行呢？
最先出来说不行的是一组的大李，他是以前的大队书记，文革中被拉下马，让老杜取而代之，大李后被选为一组的组长。大李在村里不是等闲之辈，确实有他的见解理由：贷款的风险太大，牲灵头口是活物，生下驹儿养几年能卖出去，才可收回钱来，中间但凡有三长两短、生病趟崖，别说挣钱了，只怕血本无归！村里好多困难户，连称盐、倒油的钱都没得，碰上个下乡干部，论上吃顿派饭，搁下一毛钱、四两粮票，立马就跑到供销点称半斤盐（一斤大盐一毛七）回来下饭。一万五的贷款要是赔了，只怕到孙子辈儿都还不清呢！
毕竟大李在队里的威望和讲话力度已大不如前，再反对的意见也只能在背地嘟嘟囔囔，弄不好时不时地又会让老杜拉出来做批判的靶子。但老杜没想到的是偏偏公社也说NO! 当然公社领导倒没有听见大李的嘟囔，那时通讯手段落后，和外界联络就靠邮递员的两条腿，公社的声音传下来快了还得小十天半个月呢。
当老杜兴冲冲地专程跑三十里山路，向公社领导汇报了实行大队核算和准备向信用社贷款一万五千块买马的想法后，公社答复意见一点儿不含糊：关于大队核算，完全支持群众的决定；不过，当前还是先将农业和农田水利搞上去，类如贷款买马这种副业的事儿往后放放再说吧。老杜只得和公社领导展开软磨硬泡的惯常战术：“好我的你哩，婆姨养娃娃也不是说养就养下，怀上胎还得等上十个月，何况牲灵。种地、修水利和这养马都不耽误，几匹马吆回来，群众看着干劲儿就上来了，比说甚都强，谁不说咱还是大队核算好！”
公社领导的理论水平再高，也架不住老杜的一片利口、两付钢牙，最后只得妥协让步，倒过来还请老杜在公社灶上吃了饭。但底线是如果马非买不可，派谁去都行，就是你老杜本人不能去，这“投机倒把”的名声，别再粘到我公社领导的头上。老杜喜笑颜开地回村立马召开干部会传达公社指示，说买马这差事看来只能让大队主任老蔡担当了，再挑个体格好的知识青年相跟上背钱算账，脑子清楚不说，人也可靠，众人不会有议论。
北京干部老王自打到队上当了知识青年的带队干部，凡开会都被列为上宾，但他的原则是不参与更不干预地方事务，开会一般从不发表意见表态。这次却毫不含糊接着老杜的话音儿立马开腔：“我看这不合适，知识青年还是多在队里增加历练的机会，外出这么远的地方，出问题不好处理，再说公社的意见本来就勉强，老杜都不让去，知识青年就更不能去！”一时会场还真有些僵。
买马在老杜眼里是当下队里的头等大事，再说一万五不是个小数，折合现在市场价值和票面数量，应不在十五万以下。那时最高面值就是“工农兵大团结”的十元券，一万五的钞票摞起来差不多一尺多高呢！这么重要的出差任务就得派个能干大事的知识青年跟着去，老杜心里才踏实。可老王在北京干的是公安，和老杜“谋胜不谋败”的心态性格截然不同，凡事儿都从最坏处着想准备，杀人越货、偷盗抢劫这类案子见得太多，社会这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其实，我们这伙儿知青本来不乏有跃跃欲试争着想去的。骑着马儿过草原，清清的河水蓝蓝的天，够刺激，比跟村里挠（扛）老镢掏土坷垃强多了！老王出面一挡横儿，那些豪言壮语的话，到了嘴边又都咽了回去。
老蔡摩挲摩挲脸，续上一锅烟，慢吞吞地打破僵局：“买马是苦差事，往返一千多里路，往上走就算能搭车，头下来肯定得步走，一路拦、一路喂的。受罪我不怕，受苦人嘛，喂马也懂点儿。只是这买马一满害不哈（完全不懂），不敢把农业社的大事给耽误了。”
“依我看这事儿还得靠你老杜亲自过去，你的腿脚不好，往下走时寻副鞍仗骑上，头口累不住。公社那头儿我招呼，遇到开会就说你老杜病了，未蔓儿（万一）有个干部下队检查工作，也没啥，谁家还不赶个集，走个亲戚？咱队上的事总不能让他们公社背上责任就是了。论脑水清楚、人可靠，我看咱大队出纳文彩就中，和你老杜相跟上，哪个群众还能说信不过？”到底还是老蔡一肚城府，说话深思熟虑，滴水不露。不过说起文彩，确实也是个人才，年龄比我们刚好大一轮，初小文化颇识得文字，虽不善言语，肚子里明镜儿似的，什么都明白。
大事儿就这么定了，长话短说。老杜带上大队出纳，到公社信用社提出贷款，踏上赴内蒙购马的旅程。一路的辛苦波折自不用提，二十多天后，好歹两个人拦着年青口嫩、欢蹦乱跳的四红一黑五匹骒马回来了。那天村里洋溢着过节般的喜庆气氛，每匹马的额头处都系上了红布带，娃娃们争先恐后地牵着，游行似地绕着四个村都走了一遍，让乡亲们过目。婆姨女子们站在硷畔上唧唧喳喳地评判着哪匹马壮，哪匹马蓼（漂亮）。男劳力们含着烟锅假充行市真事儿似的挨个儿掰开马匹的嘴唇看牙口，争论马的实际年龄。马儿们初来乍到认生得很，一个个像未出阁的大姑娘，躲闪趔趄着不愿露出牙齿口唇。此时一贯张扬性格的老杜反而志得意满地谦虚起来，连开队干部会汇报一路情况的机会，都让给了从来不爱出头露面的大队出纳文彩，自己在旁抽烟喝茶水不时插上两句边鼓。
两个土窑洞改造的马圈早都收拾停当，专门找本村石匠打了两口适合喂马的新石槽，槽头上也系上了红布。拦马、喂马的饲养责任，交给了我在“接生记”中提过的老杨。老杨原本是二组的组长，为了大队养马事业，将统领百十号男女劳力的行政职务让给了比我们还小一岁的年轻人俊海，自己专职搞起弼马温的工作。
老杨为人一贯忠厚，庄家活儿里样样都是行家里手，论耕作方面的运筹帷幄也不输老蔡，原本应是大队主任的第一人选，只因居住在我们这个最穷的二组，说话怕压不住人，所以坚辞将大队一人之下、百人之上二把手的位置让给了老蔡。安排老杨当马倌儿的另外一层缘由，是因老杨也是上头米脂人，离老杜村子不远，自小两人换过贴结拜金兰，陕北讲话叫“拜士”。由此也可看出养马事业在老杜心中的重要位置，非得交给自己最信任的人不可。
老杨属于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照看这五匹骒马，比务艺（喂养）自己的娃娃还亲。刚好老杨没闺女，四个儿分别命名为：牛、马、骡和小骡。最后的老五也是儿，上回书说到出生几天就过继给了别人，失去了被亲爹老杨也以某种可爱动物命名的机会。可能在老杨的心底里，把这五匹马当成自己的丫头了，不分白天黑夜地关爱守护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