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春节期间，我在家休假。眼见着离年关越来越近了，可年货还一样没买。别人都忙，就我这麽一个大闲人，买年货的事自然而然就落到我身上。
所谓年货，无非是每人半斤花生、三两葵花子，每户两瓶二锅头、半斤粉丝（要有北京市副食本）。今天看来，这些东西满大街都是。当年只有过年时才能买到。
这天早上，邻居们纷纷拿着篮子、兜子往外跑，有人边跑还边喊：“副食店来年货了，快去买呀。”我像得到命令一样，立马拿起挎兜，揣起早就放在手边的副食本，向副食店跑去。
副食店还没开门，门口已经黑压压排了有二三十人。我刚在队尾站好，紧跟着后面又排了几十人。站好队后，我四外一打亮，排队的人除了妇女就是半大孩子，像我这样的青壮年还真少见，站在队里高出别人半截子，真成了“羊群里出骆驼”了。
九点整，副食店开门了。人群开始骚动起来。一些来晚的想往前挤，早来的就喊：“排队去！别加塞。”可某些人就是不听，你爱怎麽咋呼他也不理你这茬。
我这个人天生爱管闲事。看着混乱的局面，我觉得应该出来维持一下秩序。于是我和前后的人说好了，先去维持一下秩序，一会再回来。前后排队的人差不多都认识，即使不认识也脸熟。大家都支持我，希望我能帮助维持一下秩序。我离开队列，来到前边，大声咋呼着：“排好了，别加塞。”看到我这麽一个壮老爷们在维持秩序，想到前边加塞的人也不敢了。
不一会儿，来了几个戴红袖章的工人民兵。这几个人一到，就幺五幺六地喊开了：“大家排好队，都买得上。”我一看他们来了，就自觉的回到原先排队的位置。此时，由于人挤人，我的那个空档已经没了，我只好站在队外，准备等队伍往前移动后再回到队里去。这时过来一个工人民兵，见我没站在队里，就往外拉我：“去，到后面排队去。”我急忙解释：“我就排在这，刚才你们几位没来，队伍有些乱，我到前面帮助维持秩序去了。”那个工人民兵两眼一格楞：“你就排在这？谁能证明？”我说：“前后的人都能证明。”他问我旁边的几个人：“他是排在这吗？”那几个人说：“是。”不知是栽了他的面子还是怎麽回事，那个工人民兵突然火了：“我看他就是加塞的，你们几个都怕他，不敢说实话。”说着一拽我的胳膊：“去，到后面排队去。”我明明是在这排队，凭什麽让我到后面去，我站着没动。他看我没动，就招呼那几个同伴：“头儿，这有一个加塞的。”那几个鸟人立刻如临大敌似的围了上来：“谁？谁加塞？”先头那个一指我：“就是他。”我还想分辨。一个满脸横肉的民兵大喊一声：“敢在这捣乱，带队部去。”
两个工人民兵立刻上来，一人架起我一只胳膊，像押犯人似的把我押往工人民兵队部。
队部设在派出所里。进进出出的警察看到我被押进来个个面无表情，无动于衷，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干。
队部里乌烟瘴气，几个民兵正在打牌。一个叼着香烟的民兵坐在一张破旧的办公桌前，斜着眼对我说：“自己说说，今天犯什麽错啦？”“没犯什麽错。”我直通通地答到。“没犯错？没犯错怎麽到这来啦？”“我哪知道，是他们把我带到这的。”“你小子嘴还挺硬，”说着他扔给我一张纸“叫什麽名字，家庭出身，政治面目，在哪工作，犯的什麽错误，都给我写下来。”“我没犯错，写什麽写。”他勃然大怒，两眼一瞪：“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老实，今天就别想回家。”
正在此时，一个民兵走过来，附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头儿，副食店的主任说了，我们的那份他给留下了，让我们下班后拿去。”那个头拿眼瞟着我，轻轻地点点头。待那个民兵走后，这小子恶狠狠地对我说：“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你要有本事就告我们去”。那年月到哪告去？谁又敢管工人民兵的事？
胳膊拧不过大腿，在关押我两个多小时后，我被迫违心地写了几句不着边的话才被放出来。
不忘历史 珍惜现在
文革动乱，无法无天！上哪里去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