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记忆
文/林小仲
1.风雪燕窝岛
1968年9月，我们1500多北京知青，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插队，当时的呼伦贝尔盟划归黑龙江省。呼盟在黑龙江省的西面，境内有森林密布的大兴安岭，前面是蜿蜒宽阔的嫩江。而在黑龙江省东部的宝清和虎林两县，有许多我们师院附中同学在那里下乡，那里紧邻中苏界河乌苏里江。
1970年12月，我们青年点6位知青结伴而行，去宝清雁窝岛八五三农场，探望在那里下乡的同学。12月的黑龙江到处是冰天雪地，白雪皑皑，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从阿荣旗跨越嫩江，到达距我们村最近的城市齐齐哈尔有300多里路。在农村插队的穷知青兜里没什么钱，我们先从齐齐哈尔扒客车，混到了省府所在地哈尔滨。而后在哈尔滨，设法溜上去边境小城东方红的客车。
这是一列见站就停的慢车，车里人很多，既有提着大包小裹的东北老乡，也有许多一看就是城里来的知青。在三江平原（俗称北大荒）下乡的知青有几十万人，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等许多城市。着装举止能够很容易区分出老乡和知青，老乡大都穿一身黑色的中式裤袄，还有一些皮毛在外的套装。知青大都是一身蓝，或一身国防绿的军便服，女知青往往多了条鲜艳的拉毛围巾。那一张张充满稚气的学生娃娃脸，从那些北京话、天津话、上海话，江浙话，很容易找到相同命运的知青。
我们混了一路免费顺风车，多次在不相识的知青伙伴掩护下，躲过列车员的查票，但火车经过牡丹江后还是出事了。火车进入夜间行驶，车窗上结着厚厚的冰霜，车内灯光昏暗，折腾了十多个小时，大家随着列车有节奏的震动，都渐渐进入了梦乡。我突然被身旁一位刚结识不久的天津知青推醒，查票的来了，我看见乘务员、乘警一组人沿车厢正在查票。顾不得想太多，也来不及叫同来的5个伙伴，我溜进了车厢另一侧的厕所，将门反锁上，然后用手紧紧压住把手。过了没多久，听到有乘务员敲厕所的门，并用钥匙开门，由于我压住门锁，门没有被打开，大概他们认为门坏了，居然走了。
列车条件很差，厕所里呼呼冷风，地面都结了冰。我坚持了一会儿，听到门外没有了动静，便开门溜了出来,回到原来的座位。那几位天津知青告诉我，你们那哥儿几个、姐儿几个，都被乘警带到餐车去了。我沿着他们给我指示的方向寻去，在9号车厢很快找到了餐车。餐车门口聚集着一堆看热闹的人，在那个只有8个样板戏的年代，看热闹取乐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
透过人群，看到我们那几位兄弟姐妹正在跟列车长调侃。列车长是位三十多岁的漂亮大姐，个子高高的，丰硕健壮，大嗓门，典型的哈尔滨人。她正在宣讲铁道部和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的有关购票管理规定。傅平虽然比我们大不了多少，却以老谋深算自居，那年他也就22岁。他开始哭穷，说北京知青在农村插队多么不容易，挣一年工分买不了一瓶醋，爹妈托我们去宝清雁窝岛看下乡的弟妹，他们都是六九届的，才十五六岁。我听得差点乐出声来，我们插队虽然穷，但东北农村哪有他说的，连壶醋都挣不出来的地方？他怎么又蹦出那么多六九届的弟妹。可看坐在那里的老金、庆平、冯婕、小梁，人人都表情严肃，一副诚实可怜的样子。情况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刚才高声教育他们的女列车长，还有帮腔训斥的乘警不出声了。只见那位女列车长眼圈有些泛红，声音柔和了许多。她说，你们别给我演戏了，我弟妹都在虎林（离雁窝岛很近的一个县）下乡，我知道知青穷，在农村下乡的知青更不容易。她接着说，我有我的职责，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了。离开前，她嘱咐乘警到东方红站后将我们送出检票口。
火车沿着东北的林海雪原向前奔驰，蒸汽机车的轰鸣、汽笛缭绕。终于在黎明时分到达本次列车的终点站——东方红车站，这里距离雁窝岛最近。我们谢别了列车长和乘警，在冰天雪地的站前广场，开始商量下一步的行程。
东方红车站距离雁窝岛，还有上百公里的路程，正在为难之际，站前广场的情景吸引了我们。广场上那些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大孩子们，大都是知青，凭借着知青相同的装束，同在异乡为异客，相逢何必曾相识。在几位热心的哈尔滨知青帮助下，我们搭上了一辆去雁窝岛八五三农场的卡车。驾驶室已挤满了三个人，我们六个人只好站在这辆解放牌大卡车后车厢内。车厢无篷，他们是到火车站提货的，车厢里装着大半车农机具。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气温，加上卡车行驶中带起的风，朔风吹，林涛吼，真体会到刺骨的寒冷。
北京知青办发的那一身蓝色的棉装，无法抵御东北零下二三十摄氏度严寒，更何况坐敞篷车，行驶在广漠的荒原上。这时我们才体会到，东北的林海雪原可不都是浪漫。亏了我那顶狐狸皮帽子，火红的毛色，柔软的底绒，威武的形状，多少给了我些温暖。
三江平原的雪景颇为壮观，一望无际的黑土地，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枯枝、榛柴、蒿草、芦苇在寒风中摇摆。近处的松树林枝干上压满了雪，却挡不住亮眼俊俏的一抹焦绿,一片片白桦树亭亭玉立，不理会暴风雪的侵袭，如同排列有序的哨兵。时而与汽车擦肩而过的胶轮拖拉机马达轰鸣，屯里老乡四匹马拉的大车撒欢而过。远处的村庄升起缕缕炊烟，牛羊在围栏中欢叫，还传来鸡鸣狗叫。在东方雪线和蓝天交接处，一轮红日冉冉升起,这一切构成了北大荒壮阔的冬景图，它使我们忘记了寒冷，倒觉得空气格外新鲜，举目四望都充满生机。
雁窝岛曾被人们誉为“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的地方。还有一句难忘的话，“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雁窝岛位于完达山北麓，三江平原腹地,电影《北大荒人》记述了1956年王震将军率领铁道兵10万复转官兵，开垦北大荒屯垦戎边的创业史。1967年底之后，数十万城市知青到三江平原，到雁窝岛，使得这块美丽富饶、充满神奇的土地焕发青春，知青们在谱写他们新的军垦战歌。我们学校中很多同学，就是1967年下乡到这里的。1970年之后，许多刚从小学六年级升入中学的学生，又被安置到黑龙江各垦区，他们多数人，下乡时只有十五六岁,这里包括几位我曾熟悉，现在已担任共和国省长、部长的朋友。
在冰雪乡村公路上，颠簸了近三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了八五三农场所在地雁窝岛。下车时，我们大都已经冻得不会走路了，半天才缓过劲来。在遥远的雁窝岛，同学相见分外亲，见面的方式，竟然是打闹在一处。农场的知青不同于我们插队，这里是知青的天下，有点像学校的集中劳动一样。在炉火正旺，温暖如春的宿舍里，我们见到了北雁、张敏、刘静、罗军、援朝、国华、海丽等许多同学。他们不仅是我们的同学，而且多数人还是“文革”中患难与共，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伙伴。午饭时间到了，他们到食堂打来许多饭菜招待我们。女生拿出北京家里寄的香肠火腿，男生拿出舍不得喝的北京二锅头，在炊事班帮厨的，还偷偷炒了几个菜带来。席间他们告诉我们，盛夏和金秋的雁窝岛更加美丽,这里是三江平原湿地的缩影，蓝天旷野间水草迷人，杏黄色的野浮萍争相开放。宽阔的水面上，丹顶鹤、天鹅、灰鹤、白鹤自由飞翔,雁群排行比翼齐飞，碧空展翅，雁窝岛是鸟类的天堂。挠力河水静静淌过，奔向东北方的乌苏里江，两岸芦苇，小叶樟、水草风茂，草甸一望无际,这里更是粮食的高产区，盛产大豆、玉米、水稻。
虽然我们没有看到夏秋雁窝岛的美景，即便在冬天，我也能感受到雁窝岛的美丽，黑土地上圆木搭成的排房，房前房后茂盛的松树林，左木林，白杨林，白桦树。更有荒原上一望无际的白雪美不胜收，白皑皑的雪在阳光照射下，泛着晶莹的光辉,呼呼的北风，将扬起的雪粉飞落在脸上。我想起了那句话，东北三大怪：窗户纸糊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大姑娘叼着大烟袋。东北三件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这就是富饶美丽、充满传奇的草莽关东。
我们在雁窝岛同学相聚，谈得更多的是珍宝岛。珍宝岛在雁窝岛的东北方向，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为了反击苏联军队的侵略，1969年3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国边防部队同入侵苏军激战9个多小时，顶住了苏联边防军的6次炮火袭击，击退苏军3次进攻，胜利的保卫了祖国的珍宝岛。而包括八五三农场及乌苏里江沿线许多农场知青，都参加了那场神圣的国土保卫战,他们帮助解放军搬运弹药，抢救伤员，站岗放哨，保卫运输线。还有知青直接参战，北京育英中学、师院附中等学校都涌现出许多战斗支前英雄。
沙皇俄国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起，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将相当于3个法国或15个浙江省领土面积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了沙皇俄国的版图。但苏联政府在1969年6月13日声明中竟然厚颜无耻的说：“沙皇专制虽然崩溃了，但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不应该毁灭，沙皇从未同中国签订过任何不平等条约。”据此爆发了中苏两国为面积仅有0.74平方公里的珍宝岛的争夺战。滔滔的乌苏里江，英雄的珍宝岛，中国军人和知青们用热血和生命保卫了祖国的领土珍宝岛。历史告诉我们，“和为贵”是打了胜仗才能实现的。那时黑龙江的农场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看着《英雄儿女》《南征北战》《董存瑞》长大的知青，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珍宝岛保卫战虽然结束了，但战争的硝烟仍然弥漫在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乌苏里江畔。
从生活上来说，在农场和兵团的知青，要比插队农村知青生活有保障。农场兵团知青属于农工待遇，有几十元的工资，吃饭有食堂，农田耕作机械化程度，也比农村高得多。而插队知青，十来个人分在一个村里，条件差的地方，温饱都是问题。夏天农田里，大都十几个小时的劳作。但农场兵团，受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很深，有的地方知青受到政治迫害，有的精神上感到压抑和无望。在黑龙江兵团现役军人，迫害女知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相比之下，在农村插队的知青要宽松一些，虽然生活艰辛，但受到阶级斗争冲击要缓和许多。比起到黑龙江上山下乡的知青们，那些成千上万闯关东的盲流（盲目流动人口）更不容易，许多人，因为在山东、河北、辽宁吃不饱，来闯关东。更有许多人，不堪在家乡政治上受打击歧视来闯关东。我下乡的兴旺大队社员中，居然有三分之一是地富子弟。他们多是投亲靠友来北大荒，也有不少人，被地方政府抓住收容后遗返原籍,他们中许多人扶老携幼，逃荒处境悲惨。而我们却有这么多知青同学，相比之下，命运已是不错的了。
我们来雁窝岛，看望的几位女生中，北雁是我们这个同学圈里，最受大家推崇的人。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的重重压迫，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共同命运，将我们这伙人聚到一起。北雁是高中学生，功课好，文静、漂亮，又很有独立见解。她爸爸是北京一家部队总医院科主任，军内著名医学专家，“文革”中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遭到政治迫害。我们那代人都一样，父母“文革”遭迫害，很快株连到子女，这样的人不能当兵，不能上大学，招工没份，返回北京更是困难。北雁苗条身材，扎着两条短小辫，常穿一身海军军装，骑着一辆26凤凰自行车，她稳重、富有魅力。有一次我们学校 “红革会”二十多人围殴一名外校同学，北雁见状不顾一切冲了上去，大喝一声“不许打人”，一个柔弱女子，居然震退了那帮在动乱中良心泯灭手持凶器的人。
北雁与我们年龄相仿，但她在我们心中倍受敬重。不想在我们这次八五三农场探营后不久，北雁却匆匆嫁给了当地农场一位老职工家的农村青年。原因何在，当事人不说，终成为历史的疑团。但现在想来，在“文革”动乱岁月，或许也是一种必然，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在我们那个同学圈里，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掀起了从东北、内蒙古、山西、云南等地下乡的同学们，借春节回家赶回北京，对她发起了一场“抢救运动”。她不顾我们强烈反对，毅然走上那条让人费解的婚姻之路。
伴随着“文革”结束，北雁父亲官复原职，北雁将她的夫婿和女儿从雁窝岛带回了北京。她在一个单位管财务，她先生在一家医院维修班当了一名修理工。北雁后来还生了一场大病，好在现在还健康,女儿下海不顺利，家境至今一直不是很好。40年过去了，我还是不明白，我们这位熟读中外名著，外表秀丽、端庄优雅的才女，为什么非要走上那条与工农相结合的路。上世纪90年代中，我结识了一位驻京部队总医院的院长，席间谈到我的同学北雁和她的父亲，这位少将院长肃然起敬的告诉我，北雁的父亲是他的恩师，曾是他们医院著名的专家。
中国“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的1700万知青，如同雁窝岛上的雁群，春来秋去，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农村、草原、荒滩、林区、海岛、边疆书写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壮历史。辽阔的黑龙江、美丽的雁窝岛，波浪滔滔东去的乌苏里江，是否还记得数十万知青闯关东的年代。那个年代，不同的人生境遇，也为知青的人生，奠定了不一样的人生轨道。有的人在磨难中成功，有的人在磨难中消沉，有的人得到受益终身的锻炼，有的人收获了一生难以挽回的重创。但40年过去后，有过知青经历的人，大都没有忘记留住青春那些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的遥远的知青岁月，已过去40多年了，许多事情还历历在目。历史久远，故事情节也难免会有误差，况且往事也不是人人都愿意提及，故将本文人物都做化名，权当听我在农村生产队高高谷堆上，给你们讲过去的故事。
2．火烧兴安岭
我下乡当知青的呼伦贝尔，除了美丽的大草原，境内还有山峦起伏原始森林密布的大兴安岭。大兴安岭覆盖着一望无际茂密的原始森林，野生动物出没。大兴安岭中的“兴安”一词系满语，寓意极寒处。大兴安岭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林区，面积8146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欧洲奥地利的面积。春季的大兴安岭干燥，最易发生火灾，既有人为失火，也有由于雷击等自然现象造成。
在我下乡9年的时间里，经历过3次进山打火。当时一遇严重山火，各级政府会组织四乡农民，集体乘车进山打火。紧急征调来的卡车上装满了人，知青经常成为打火的主力。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茂密，寒冷季节长，除国营林场伐木工人、鄂温克、鄂伦春等少数民族狩猎部落外，人际罕见。发生火灾后，往往要动员成千上万人进山，用打防火道等办法灭火。
火借着风势，铺天盖地，风大时，烈火灼人，很难靠近。晚上火场的场景很是壮观，在草甸子里火龙燃烧跳跃，连绵数十里的火浪，过火处一片生灵涂炭的景色。而森林里则有另一番让人震惊的场面，红松、樟子松燃烧起来，自树根沿着树干上行，松油发出清脆的响声，如同一根根巨大的蜡烛被引燃。成片的白桦林，笔直的幼松在过火后，变成漆黑的木杆，当地人唤作火燎杆，事后只能砍伐做烧柴用。
打火一般都要持续七八天，打火的人群衣衫不整，烟熏火燎，加之疲于奔波的劳苦，很是狼狈。最让他们兴奋的是，后方送来发放干粮，虽然多是一些生硬的饼干，而那是充饥的必备，打火的群众最高兴的是听到发给养了的召唤。很多人跟着火的后面跑，火没打多少，干粮领了许多。打火的人往往根据指挥部的意图，在大火没烧到之前，先点燃一条宽宽的防火道，继而将火扑灭。大火燃烧到防火道时，因防火道内除焦土外，已没有其他能引燃的草木，火自然就熄灭了，防火道外的森林就得以保全。
打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打火的人置身于草木繁茂之中，一旦前面的火改变方向，打火的人顷刻就会被烈火包围。不用火烧，就是浓浓的烟，就足以致人丧命，这种事在大兴安岭和内蒙古草原的灭火中，也多次造成惨剧。
知青们往往是打火中冲锋陷阵，最英勇无畏的群体，而他们付出的代价也最大。1990年，我参与了内蒙古下乡知青大型回忆录《草原启示录》的编辑。我的校友，曾在锡林郭勒草原下乡的马晓力等人，是这本书的总策划人。书中收录女知青金环的《青蒙祭魂》，金环是达斡尔族，当年她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师43团。她讲述了1972年5月5日，西乌珠穆沁草原大火，知青们奋力救火，69名知青英勇献身，他们最小的17岁，最大的24岁。
杜恒昌，北京知青的骄傲。1967年11月，北京男四中高三学生。24岁的共产党员杜恒昌放弃了和弟弟一同到父亲所在部队当兵的机会，来到了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牧场。他在这次草原大火中抢救知青伙伴，带领十几名知青冲出火海。他转身又投入火中，左右突奔，又带出七八个知青。当他返身再次救人时，大火在一瞬间陡然增势，形成更高更厚的火幛，杜恒昌被困火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力丁，女，蒙古族，18岁，呼和浩特市知青。力丁漂亮，同伴们说她是“安琪儿”。1969年，她报考军区文工团，1970年报考外地文艺团体，都因走资派父母在“牛棚”挨斗，而断送了前程。她是写了血书，才被批准参加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灭火那天，力丁带病蹒跚着奔向火场，这个背着“黑帮”子女的蒙古族少女，年轻美丽的生命倒在了她珍爱的草原上。
最可悲的是那场火没有被人扑灭，而是在第二天烧至一条小河旁，自动熄灭。这哪是天灾，分明是草菅人命的年代造成的人祸。草原一场无大碍的荒火，原本就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自然现象，待到来年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过火的土地上会长满茵茵青草。那些打火的指挥者们，由于他们的误判和功利，使得69位年轻知青的生命，永远凋谢在他们的花季年华。事隔30多年，著名知青作家老鬼探访了69名打火牺牲的知青家庭，许多人还难掩失去亲人的悲痛，有的家庭因为丧子、丧女始终陷入贫困。人们是否还记得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牧场，草原深处那69座知青们的墓碑。
我多次参加大兴安岭救火，所幸没遇到什么险情，但是兴安岭的大火，却给我带来一次牢狱之灾。1975年5月，我到大兴安岭勃克图附近的深山里修防火之路，我们打前站的共有3个人。东山屯大队的一个车老板，人们叫他老黑，40多岁，肤色很像农村铁锅的锅底。小张是建国大队的北京知青，他是军营里长大的孩子，从小跟父母驻军河北，上中学才随军转到北京，一口唐山话，人很内向，不爱讲话。
我们赶着马车，拉着粮草、帐篷，经历了三天时间才赶到工地。5月的大兴安岭干草中刚钻出绿芽，桃花还没开，满山的森林尚未放绿。按照筑路指挥部分配给我们的工段，锯树搭工棚。到了做饭时，我和老黑到甸沟里小河旁边拉水，小张负责搭灶做饭。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把几块大石头垒起的土灶，紧挨在草甸子旁架锅做饭，点燃了灶里的木柴。我们赶车拉水回来，隔着几百米，就能看到灶台的炊烟。突然一阵风袭来，灶台下的火苗忽的一下窜出，引燃了近在咫尺的草甸子里茂密的荒草。不容我们有什么反应，火浪随着风势弥漫开了，任何扑救都来不及了。火焰席卷着甸沟子里一尺多高的荒草，接着冲向对岸，火烧进了山坡上的森林，一发不可收拾，一场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火灾发生了。这场大火蔓延了近半个月，所幸还没有烧进原始森林，国家动员了几万军民扑火，才将这场大火熄灭。
我们三个被带进了阿荣旗的收容所接受调查，在那里关着十几位“犯罪嫌疑人”和逃荒来的“盲流”，他们都挤在房间的一铺大炕上。我将两条长椅一拼，睡在门边，老黑不停地埋怨小张如何不小心。都是知青的我知道小张也很难受，狠狠地对老黑说，闭上你的嘴。我无语靠在行李上看书，顺便留意观察收容所里形形色色的人们。想想这和红岩里说的监狱还是不一样，门被反锁，门外也无人值守，听说北京知青被抓进来，他们都觉得新鲜。
经旗公安部门调查，小张主动承担了失火的责任，他后来在里面待了两年，被在部队当领导的父母到阿荣旗接走当兵去了。 我在那个破收容所住了5天，青年点的伙伴为我着急，设法营救。5天后我自由了，大家像英雄凯旋般迎接我的归来，我却高兴不起来，虽然只是经历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取证调查，我为同伴小孩的命运抱不平，城里长大的孩子，怎么知道在大兴安岭不能那样点火。
因为失火，我有过一次短暂“坐牢”的人生体验。有的知青伙伴曾问我，回忆插队时，怎么只谈当生产队长的经历，没有听说你们失火走麦城那一段。我过去不愿意提及此事，是不愿意勾起失火责任人的不快。这段插曲对我来说，说不清楚是无辜还是万幸，或许什么都不是，就是一段经历。比起那些大火中蒙难的知青伙伴，我已经是幸运者了。
内蒙古的东三盟和东北三省，被人们称为东北，或者叫关东。我们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上山下乡时，内蒙古的东三盟划给了东三省。呼盟划归黑龙江省，这里有纵横千里的三江平原，一望无际的肥沃黑土地。
在阶级斗争肆虐，贫困饥饿频发的年代，农村扶老携幼闯关东的盲流们很多。盲流即所谓“农村盲目流动人口”的简称，这也是所谓中国特色创造出的称谓。它不同于中国古代的饥民逃荒，因为还有许多躲避政治迫害的因素在其中。
自然灾害、苏联讨债、空想社会主义的大跃进造成的恶果，使中国农村发生了许多非正常死亡，饿死了很多人，在1962年党内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总结这一悲剧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在大饥荒期间，全国许多省市都出现为求生逃难的盲流，有的地方称作自由流动人口。为了解决盲流的问题，各地成立了收容遣送站，许多地方的收容遣送站，非法拘禁、打骂、迫害这些被称作盲流的农民。
我下乡的阿荣旗有许多村屯的农民，也大都是闯关东的盲流，他们大都从山东、河北、辽宁北部投亲靠友，一批一批到这块黑土地上拓荒生存。阻止灾荒时期饥民流动，这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是少有的。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灾难，使这种流动带有政治避难的特质。我插队的兴旺大队，近10年中，来过的盲流总有上百人，阿荣旗接纳超过10万人，后来不得不为这些新来的盲流们组建了两个公社。
盲流中运气好的，能在村里落下户，运气差的只能乞讨和偷摸开荒种粮为生。我认识的五叔一家，就是投亲靠友落户我们村的。他一家原来在辽宁省建平县，五叔在一中学教书，为人善良，工作勤勉，反右时因为他一句话，被戴上右派帽子，继而一家成为运动专业户，为求生存，他带着老婆和一双年幼的儿女，投奔了北大荒。好在村干部中有他的远房侄子，几经磨难，在村里落下了户。五叔一家的房子离我们青年点很近，加之他一家人豁达，且又有一些文化，我们很快成了朋友。
但在内蒙整内人党运动，黑龙江整建党运动中，五叔和村中的地富们又成了专政的对象，胸前挂着牌子，到各处游斗。但是村里的农民到底还是没有弄懂什么是右派？在阿荣旗农村中，所谓富农子弟，比例很大，我们村农民中，富农子弟足有三分之一。他们之所以离乡背井来闯关东，除了黑土地粮食丰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出身不好，逼着他们远走他乡，躲避阶级斗争的迫害。
我插了9年队，最后3年在村里当生产队长，我发现那些被称作富农子弟的，大都是农民中的种田高手。因此，在我的生产队领导班子里也吸收了多位富农子弟。
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带给中国社会的重创，相信历史的迷雾会被厘清。人为的将国民划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这种情况现代人恐怕难以理解。如果按照那种标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那些种粮专业户，养殖专业户，那些发家致富的带头人，遍布城乡的个体工商户，农民企业家，岂非都是革命的对象和敌人了吗？中国农民的命运和定位，在新中国历史上，真是一波三折。
五叔的命运在盲流中，就算不错的了，他们一家能在北大荒立住脚，盖房生存，解决了温饱。许多闯关东的盲流们，只能靠将女儿嫁给他人为妻，方才能落上户。北大荒有一段著名的民谣：“北大荒好地方，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这里男女比例失调，男性光棍很多，盲流们将自己的女儿嫁到村上，然后举家迁来落户，也是常事。我当队长时，也成全过五六家这种男婚女嫁。
但是这类婚姻，有的纯粹以生存为代价，我们村杏花的故事就是一例。一天赶大车的大老李，从旗里大车店拉回一对盲流母女。母亲拖着病体，已双目失明，女儿杏花仅有十四五岁，白里透粉的面庞，修长的身材，花骨朵一样的年华。
杏花在山东沂蒙山原有个幸福的家。父亲曾是一位解放战争支前入党的大队干部，“文革”中惨遭迫害，死在县专政队手里。杏花的两个血气方刚的哥哥，气愤不已，找上门寻仇，出了人命，被关进大牢，生死不明。杏花的娘为此哭瞎了眼睛，为躲仇家复仇，乡亲们凑钱， 将她们母女送上闯关东的火车。
当她们母女辗转来到阿荣旗，穷病交加，困在大车店里，被大老李拉了回来。大老李是个四十开外的光棍，五大三粗的身材，吊着一张偏长的铁青色的脸，他家境贫寒，喜欢赌博，为人格色。这次天上掉下林妹妹，大老李找了一个花季少女做媳妇，成了村里轰动一时的新闻。
大老李的家住在村后一个马架子里，马架子是北大荒的一种简易窝棚，半截在地窖里，半截在地上，人字形的草房。他家那黑洞洞的屋子里，除了灶台、铁锅就是一铺连着灶台的土炕。3米多长的土炕，炕头码着被褥，炕中间摆着一张小木桌，白天都需要油灯照明。
杏花的娘身体病弱，双目失明，面相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尽管常咳嗽，但还是常用一根长长的烟袋，抽着呛人的关东烟，接连失去亲人，生活已将她逼到绝境。
青年点的女生告诉我们，杏花其实还是个大孩子，她时常和村里的女孩在一起玩，踢鸡毛毽子、跳格子。但人们从她忧郁的神态中，很难看到少女天真的微笑。大老李对这些并不珍惜，他对杏花母女非打即骂，尤其在外面聚赌输了钱回来，总要寻人撒气。夜晚，邻里们时常能听到马架子中杏花凄厉的哭叫声。杏花对这个大她三十多岁凶悍的男人，很是惧怕，母女两人在人屋檐下，为了活下去，面对强暴和欺凌，只能忍气吞声。由于年龄原因，杏花和她的男人，从未办过结婚登记，这在东北农村也是见怪不怪。
大老李壮如牦牛，且性情孤僻暴躁，杏花为了母女生存，沦为他的性奴隶。有多少如同杏花这样的盲流妻女，只能靠用自己的身体换取温饱和生存，她们在屈辱中艰难度日。这种非人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在大老李的蹂躏折磨下，年仅十五岁的杏花悲惨离世。杏花娘，逢人便哭诉，他的女儿杏花是被大老李搞死的。后来这位可怜的瞎妈妈离家而去，不知所踪。若干年之后，大老李患怪病暴亡，村里的人说，这是杏花娘来找大老李索命。
那些落不了户的盲流们，命运也十分悲惨。我的知青伙伴肖庆平，插队时曾任大队书记。返城后，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博士，才携家人返回美国定居，因为他原来就出生在那里。他从大洋彼岸为《知青记忆》一书，寄来一篇文章，其中一段提到“盲流”。为了维护兴旺大队局部利益不受外来盲流（国内跨省的“非法移民”）的侵扰，他曾带着民兵，将兴旺五队自来井村几家“盲流”私盖的马架子窝棚悉数扒掉，扔出人家的瓶瓶罐罐，将他们连推带搡赶出村外。不期一位遭劫的盲流女对他哀叫：“我也是江苏涟水知青！”真是罪过！当时青年点上有一女生看不下去，嘟囔责备他们：“太不人道。”其实这类的事，我们许多北京知青都做过，护秋时为了盲流捡粮，或者偷粮，对人家拳脚相加，同是天涯沦落人，现在想来，盲流们比我们这些知青还要苦的多，对当年的作为，不免愧疚自责。
《阿荣旗志》曾记载，1974年那一年阿荣旗流入人口近6.6万，而自身人口只有18万。以这个记录推算，想想在呼盟，在黑龙江，在东三省，这曾是每年几十万人庞大的逃荒队伍。闯关东的盲流们，为了生存和温饱才闯关东，他们那条路充满着艰辛和苦难。
2012年中共将召开换届的十八大，一批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们，将进入国家领导核心层，希望大家都能记住回报曾为我们青春挡风遮雨的农村，回报为共和国付出太多辛劳和牺牲的农民。我们都该知道，一个懂得善待自己人民的国家，才是一个有道义、有希望的国家。
作者简介：林小仲，新中国同龄人，中共党员，1968年在东北呼伦贝尔盟插队近十年，在团中央机关工作十年，在中央国企所属企业任董事总经理十余年，在北京民企任总经理又是十年。
摘自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梦随风万里》，作者：林小仲，电子版请登录新浪网林小仲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u/3019365407
扒车上岛看同学，
大意失火烧兴安，
盲流更比知青苦，
点点滴滴在心田。
“ 那个年代，不同的人生境遇，也为知青的人生，奠定了不一样的人生轨道。有的人在磨难中成功，有的人在磨难中消沉，有的人得到受益终身的锻炼，有的人收 获了一生难以挽回的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