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记忆（4）
文/林小仲
5. 梦醒温都尔汗
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夕阳西下，青年点炊烟缕缕，正值农村秋收大忙季节，劳累一天的知青们个个筋疲力尽，整整齐齐靠在炕上的被褥卷上，有人在望着顶棚发呆，有人在议论着一天里的趣事。混上大队采购，经常到外面出差的白静中突然从外面闯进来，大家都很奇怪，他早上才乘早车去扎兰屯，怎么晚上就赶回来了。
白静中是我们青年点中第一个当大队干部的人，后来离开阿荣旗投奔他在大庆油田的大哥，曾任华北油田计划处处长。他进屋后急忙关上了门，把大家召集到炕桌旁的油灯周围，十分惊愕的说，出大事了，他在扎兰屯听人讲，林副主席乘飞机投奔苏联，飞机爆炸身亡了。这一消息对我们这些从中国政治中心北京来的知青来说，太让人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了。
林彪是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彪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在那个年月里，亿万中国人每天都在挥动着《毛主席语录》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在我们这一代人心里毛泽东无比英明伟大，即使是我们响应他的号召，在农村饱尝艰苦磨难时，也对他的政治伟大深信不疑，而这个消息使我们困惑之余惊呆了。
为了证实这一消息的可靠性，肖庆平赶紧打开了他的七管收音机。那时呼盟与苏联一江之隔，两国关系十分紧张，从意识形态的对立发展到争夺黑龙江、乌苏里江上一些岛屿的武装冲突，在黑龙江听“莫斯科广播电台”比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清楚。我们这些关心政治变化的知青，常从“敌台”中获取一些消息，知道一些大山外面的事情。大家屏住呼吸听着收音机里“莫斯科广播电台”那熟悉的却又怪腔怪调的汉语广播，播音员果然在反复播送关于林彪事件的报道。因为距离9·13事件发生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了，莫斯科广播电台讲得很具体，而且还有评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彪9·13事件”开始向社会公布，后来中共中央也就此下发了传达文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一家仓皇出逃，在蒙古境内的温都尔汗，三叉戟256号专机爆炸，机毁人亡。
一声震惊亿万狂热投身“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思维的巨响，宣布中国现代迷信神话的破产。特别是正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中发生了巨大的动摇，人们百思不得其解，政治上敏感的人开始对“文革”反思。
我从小在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中知道一些党史、军史，对林彪更是了解一些，彭德怀、林彪、粟裕、刘伯承、徐向前等人都是指挥过大兵团作战著名的军事家。林彪17岁考入黄埔军校，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担任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20岁参加南昌起义。
林彪24岁时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军团长。
林彪30岁时任八路军115师师长，领导了抗日战争中著名的平型关大捷。
林彪40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四野)司令员，在1945年至1948年的短短三年中，东北野战军由初到东北时的10万干部战士，发展成百万大军，四野麾下20个军，林彪统帅着130多万人的大军，参加了辽沈大捷，解放平津的两大战役。四野在林彪指挥下，从中国最北方的黑龙江畔一直打到最南方的海南岛。
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42岁。
林彪48岁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是十大元帅中最年轻的一位。
林彪1958年51岁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并于1959年9月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64岁时，1971年9月13日出走，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身亡。
一位战功赫赫的著名军事家，一位党章上规定了的毛主席的接班人，一位与毛泽东一起在“文革”中受到亿万人民崇拜的伟人，为什么会突然兵戎相见、分道扬镳呢?在传达林彪罪行和他的“571工程纪要”时，我们注意到 这个纪要攻击当时的社会是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纪要里提到干部去“五七”干校和上千万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前一条提法我们感到茫然，而这后一条与我们这些人命运相干的问题，却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
1971年9月13日发生的党的副主席林彪外逃事件，对我们这些曾狂热参加“文化大革命”，狂热拥戴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知青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政治震撼。政治狂热、政治盲从开始从这一代人身上消退，人们逐渐从事件本身，回顾党的历史，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社会矛盾，开始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表示怀疑，开始从对毛泽东神一般的崇拜中，恢复到理性思考和判断中来。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寒风拍打着窗纸哗哗作响，村里不时传来犬吠，劳累一天的我们谁也不觉得困，可怜的小油灯的灯油加了一次，又加一次。大家在北大荒的山村里七嘴八舌发表自己的议论，也有的人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谈了他们的想法。更有人把这种打完天下后，便开始相互争斗残杀，归于中国封建制度影响根深蒂固。他们从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内讧，谈到“文化大革命”内斗自毁长城，但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这群二十几岁的知青解不开的谜。第二天青年点的知青们大都没去上工，村里老乡们搞不清楚青年点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同学中有一位叫肖庆平，他的父母一对学有所成的年轻专家夫妇，1955年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毅然抛弃了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带着幼小的他返回祖国，到水科院工作，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中。“文革”中他父母都受到冲击和迫害。他和我一起到阿荣旗插队，他才思敏捷，温都尔汗的事对他震动很大，他很渴望从深层次上了解这些不可思议的历史事件。肖庆平在粉碎“四人帮”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科社系国际共运专业，一直在那里读完博士。但让人感叹的是，当年他的父母带着年幼的他，从美国返回祖国投身建设。而学有所成的他和他的夫人，一对中共党员，在1987年，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返回了他的出生地美国。我若干年后去美国洛彬矶时，曾去他家拜访。他现在还在工作之余，不遗余力搜集中国“文革”中的各种史料，包括那个时期的首长讲话、大事记、造反派刊物等，他利用假日把它们装订成册，作为他的业余研究项目。他对自己祖国一段深重的苦难历史，认真负责的研究精神很让我感动。我衷心祝愿他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取得成就，把一段他和他的知青同伴们亲身经历的真实“文革”史的评价和分析告诉后人，警示后人。
东北嫩江畔，阿荣旗北京知青茅草屋中的煤油灯，在那个让人震撼的历史关头彻夜未熄。远离北京，远离政治中心的知青们，从“林彪事件”中思考着自己和祖国的未来。
6. 大兴安岭筑路传奇
在北大荒插队的9年中，我曾5次到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到神奇的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中，当民工修国防公路，在加格达奇、在牙克石、在博克图、在黑山头、在莫尔道嗄都留下了我们辛勤的劳动足迹。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莫尔道嗄那一次，莫尔道嗄在呼伦贝尔盟额尔古纳左旗，位于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大兴安岭山势浑圆，森林密布，山上长满了落叶松、樟子松、白桦树和各种乔木。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中出没着黑熊、狍子、野猪和各处马鹿、麋鹿、犴等动物。树枝上跳跃着松鼠、草丛里奔跑着野兔、天空中盘旋着苍鹰。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神奇的大兴安岭迷人而又安静。
那年5月，我去莫尔道嗄修国防公路，因生产队的事耽搁了十几天，没有赶上和大队伍同行，在阿荣旗我独自一人带着行李，搭上了一辆去莫尔道嗄修路的卡车。次日夕阳西下时才沿着颠簸的森林防火公路，赶到莫尔道嗄的国防公路指挥部。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从这儿到图布新公社的修路连队，还有将近20里的林间小路，他们劝我在指挥部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到连队去。我赶路心切，再加上连队里有20多位北京知青都是我平日熟悉的朋友，便匆匆忙忙告别了指挥部，按着他们指给我的方向，背着行李向连队方向赶去。
从指挥部到连队的路是在原始森林中，是由拖拉机和推土机从茂密的松树和白桦林中间推出的一条路。路上有拖拉机新翻起的土，有推土机连根推起的成排成排的松树和白桦树，这里是日后这条国防公路的路基线路。
路两旁长满了挺拔笔直、森严壁垒的小松树，茂密却多姿多彩的白桦树，在成排的幼树后面是参天蔽日的高大的樟子松，挺拔苍劲的红松。坡下是一条时隐时现的小河，流水湍急，河道弯曲。我原以为走走就到了，没想到天色越来越黑，连个人影都撞不到。幸好天边不知什么时候升起了一轮明月，使眼前的一切依稀可见。这时刮来阵阵夜风，松涛声、水声响成一片。我深一脚浅一脚扛着行李，独自走在深山老林之中，心里越来越发毛，万一我们连队的宿营地不在道边，我岂不是要糊里糊涂走一晚上，各种胡思乱想袭上心头。
大兴安岭里的动物霸王当属黑熊了，它有几百斤重，皮毛上蹭着松树渗出的松油。据说步枪子弹都很难击倒它，连东北虎都得让这傻大个黑熊几分。听旗里人讲，阿荣旗曾经有一位森林警察中队长，他是一位身材魁悟的蒙古族汉子，骑马、打枪、格斗堪称高手。他多次打伤过黑熊，因此，可能与黑熊结下了宿怨。一次他和几个战友去巡山，把战友丢在公路上，单人单骑下到河边查看。当他翻身下马，把马拴在河边树上，端枪巡视时，忽听身后一阵响动，待他回身时，一头气势汹汹的大黑熊正在怒视着他，两条后腿直立站在了他面前。他想端枪射击时，黑熊一巴掌打掉了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另一巴掌将他重重击倒。远在公路上的森警们见状，纵马奔来救援时，森警队长的头已血肉模糊，惨死在他的战马旁，而那头黑熊却早已无影无踪。
我走在这条原始森林的弯曲小道上，天越来越黑，风越来越大，月亮像和我捉迷藏似的，忽而皓月当空，忽而躲到了云层中，眼前是黑压压的森林，沉沉的夜色和奔腾的水声、松涛声。我真的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害怕了，在这个没有人的原始森林里喂了熊，或者碰上了那更让人恐怖的狼群，那不是太冤了吗?
我也顾不上什么行李，把背包朝路边一扔，抄起路边一处工地沙坑里民工存放的铁锨，凭借这把铁锨壮着胆，深一脚浅一脚朝前摸去。在一个山坡转弯处，我忽然在风声中闻到一股烧柴飘出的炊烟味道，峰回路转我看到远处有灯光。经过了我独自一个人在深山老林里两个多小时的跋涉，我终于走到了连队营盘。知青伙伴和一个大队的民工们，兴高采烈的接待着我，有的人提着油灯、打着手电筒，到路基上帮我找回行李，更有热心肠的人帮我去煮汤面，安排住宿，那一晚，我感到有人群的地方真好。
筑路的生活十分艰辛，百十来号人住在用松木杆和苇席搭成的大工棚里，工棚里用木桩和木杆搭成两个通铺，铺上铺的是厚厚的干草，再放上苇席，席上铺着各自的行李。那时山里太凉，下雨时铺下面就花花地淌着水。为了怕腰受寒，我们还特意铺了狍子皮，狍子皮无论天多么寒冷，睡在它厚厚绒毛上都是热乎乎的。大工棚里用废油桶当炉子生着火，松木柈子在火中燃烧，散发着松脂的香味。我们每天的劳动是挖土方，用竹筐挑土，用独轮车推沙石。我那时干活十分玩命，又是大队委派的负责人，让别人干就得自己多干点。打眼放炮是修路时常干的活，用烟去点燃那些装满炸药的炮捻是危险的事，点炮时我经常是一个人去点十几个炮捻，那震天动地的炮声，那腾空而起的山石，落地时的场景似乎还在耳边、在眼前。我们这些知青修国防公路吃苦耐劳，能打硬仗在盟里和省里都出了名。那年我在莫尔道嗄修国防公路，被评为旗(县)里的先进，又被评为呼盟(专区)先进，当黑龙江省筑路指挥部，让盟里总结我们的先进事迹时，一次突发性的知青同当地农民的打架，为我的先进成长，匆匆忙忙划上了句号。
在莫尔道嗄修路时，我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情，就是在额尔古纳河游泳。美丽的额尔古纳河是中苏边境的界河，河面宽阔，水流湍急。公路基本建好，大部队撤走，留下我们少数人维修保养等待验收时，留守的人大都是一帮北京知青，也许是领导觉得我们平常太辛苦，留下我们调养慰劳一下。
大家闲来无事，搭乘指挥部一辆卡车，沿着我们新修的公路，到额尔古纳右旗的黑山头镇去玩。汽车在新修好的平坦的沙石路上飞奔，路两边漫山遍野的原始森林，乔木、灌木和各种野花争奇斗妍，时而在车上还能看到远处山坡上，悠闲的鹿群和走起路来慢慢腾腾的黑熊。此时，大自然风光都是那么悠闲、恬静，望着亲手修的公路，一种劳动收获的快乐油然而升。黑山头镇在呼伦贝尔草原的西北部，汽车驶出大森林，在平坦的草原上奔驰。呼伦贝尔大草原水肥草美，8月初的草原鲜花盛开，绿草如茵，成百上千的羊群牛群在草原上慢慢地游动。呼伦贝尔特有的蓝天，像大海一样碧空万里，朵朵白云飘在草原上空千姿百态，层层叠叠，如诗如画。
在大山里修路的人，这里是清一色的男人，往往几个月见不到异性。这在筑路知青们中，是一件不言而明的烦恼。平素自恃清高的我们，听不惯东北老乡讲那些荤段子，而在修路的工棚里，听他们用东北二人转怪声怪气唱“王二姐思夫”等低俗曲目，却见怪不怪。我修路时，曾结识了一位叫霍二爷的老乡。六十开外的年龄，满脸络腮胡，紫红色的脸膛，有一双狡诈的眼睛，一米八五左右的大个子，走起路来甩着两条有些罗圈的长腿。抽着关东烟的大烟袋，吞云吐雾，烟不离手。霍二爷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早年在长白山掘金，也曾发过财，娶过一房俊俏的媳妇，后来媳妇带走他们藏在地窖的金子和钱，与人私奔。霍二爷穷困潦倒，因祸得福，土改时被划为贫农。霍二爷为人豪爽，但也爱吹牛，身边经常带着一条叫黑虎的狗。这条狗的毛皮乌黑发亮，唯独鼻梁处有雪白绒毛，这条狗威猛，却很通人性。霍二爷在工地赶车，负责为连队拉粮油蔬菜，当你听到有人将赶车的马鞭甩得像鞭炮一样响时，你就知道霍二爷赶车回来了。霍二爷有一付好嗓子，精神头和健壮的体格完全不象60岁的人，他唱起二人转眉飞色舞，还能扭几下，但唱得大都是小媳妇、小寡妇思春那些事，却能招来工棚里老乡们热烈的掌声与喝彩。霍二爷还能将自己掘金治富，及在解放前吃、喝、嫖、赌的事，绘声绘色地讲给那些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们听。知青们有时也会围着霍二爷，听他神侃伪满洲国时江湖和青楼里的故事。霍二爷枪法很准，他有支双筒猎枪，有时他能打个野鸡、野鸭、套个兔子，叫着知青们与他共享，酒过三巡，他也很高兴听我们讲北京的故事。霍二爷说，北京是皇帝待的地方，他最想看看皇帝的金銮殿是什么样子。封闭单调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有些民工开玩笑，大兴安岭深山老林里待几个月，出去后，×××赛貂蝉。想起来这些都是人情使然，而知青们更盼的是家里来信或女朋友来信。到黑山头去看看外面世界，去看久违的异性，自然也是一个大的兴奋点。
黑山头是一个有着几百户人家的边境小镇，紧靠额尔古纳河。那时中苏两国关系十分紧张，“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也洗劫着这里，许多几代居住在中国的俄罗斯族人躲回了苏联。黑山头还剩下不少中俄联姻家庭的后裔，当地人管俄罗斯人叫“老毛子”，“老毛子”同中国人结婚的后代们大都吸取了白种人、黄种人两个种族外貌的优点，他们的后代中，姑娘往往长得尤其漂亮。我们顺道走访了几家农户，看到房屋布置、习俗，许多是在昔日苏联电影中能够见到的。周雪萍三十几岁，白皙的脸庞，栗色光泽的秀发，修长丰满的身材，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听说我们是北京知青，她热情招呼我们到她家喝茶坐客，还拿出烤得很香的面包招待我们。交谈中周雪萍告诉我们，文革开始后，边境地区阶级斗争风声鹤唳，她的许多俄罗斯亲戚都返回苏联了，她的母亲也走了。周雪萍说到这里，那双有些发蓝的大眼睛闪烁着泪花，她说父亲身体不好，自己的丈夫是中国人，她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她要留下来照顾他们。周雪萍说，她们都期盼局势能稳定下来，盼她的妈妈早些从苏联回来，全家能够团圆。
我们去黑山头是为了看看苏联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额尔古纳河虽然宽阔，但对岸的苏联还是让人看得一清二楚，对岸不高的小山，地形地貌、绿色的植被与我们脚下的中国没有什么两样，连对岸哨卡飘扬的红旗和游动的哨兵，行走的汽车都看得清清楚楚。按历史记载，一二百年前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对面大片国土都曾是中国领土，望着这一江东去的大河实在让人感慨。
感慨之余，下河游泳是我们此行的又一个目标，同行的十来个知青到奔流的河水旁，三下五除二脱了衣服，穿着裤衩跳进了额尔古纳河。好久没游泳了，大兴安岭深山里的小河冰冷刺骨，洗澡都要十分咬牙，更不要说由泳了。那天额尔古纳河上又是一个喜庆的艳阳天，我在温暖的河水里忽而自游泳，忽而蛙泳，游着游着竟忘了时间和离岸的距离，等我从水里抬头一看时，坏了，我快游到对岸了，对岸的俄式木屋和四轮车都清晰可见。在那个年月，苏联是修正主义，是敌人，登上对岸就是投敌叛国，那还了得。我来不及想，赶紧往回游，但是往回游要比游向对岸时水的阻力大得多。原来额尔古纳河的主航道即水的主流在不同的地方，位置是不相同的，黑山头一带河的主航道恰恰在苏联一侧。因此，朝对岸随波而动比较轻松，而想脱离水深的主航道，游回水浅的中国，就是一件费力的事了。我拼命的游着，在岸上看河并不宽，人在水里，举头一望四周波涛滚滚，河面显得那么宽，岸的距离显得那么远。我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为了不被水冲得太远，只能顶着水游，游了半天，也没有觉得游出多远。额尔古纳河那次难忘的游泳经历，使我尝到人在绝望中也需要咬牙挣扎。自由泳太累了，我改成蛙泳，怕迷失方向，我不敢再把头扎在水里，终于在被河水冲出很远的地方，我又从河里爬上了祖国的土地。若干年后，我随团中央的一个青年代表团，漫步莫斯科红场、瞻仰列宁墓时，我还想起在额尔古纳河中，九死一生的那段经历。
不管我年轻时在那块黑土地上走过何等艰难坎坷的里程，我还是那么由衷的爱着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爱着神奇的大兴安岭。
林彪事件震动大，
开始思考前景讶，
修路经历很难忘，
江中游泳危险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