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存的记忆 特殊的经历 (续1)
在这段日子里,我要配合团里调查组的工作。有一天上午,战士王跌跌撞撞地闯进连部,神情紧张的对指导员说,“他又来了,他又来了。”当时有团里的朱干事和我在场。我们都明白“他”是指张副指导员,据战士王说,她正在山上放羊,张寻找到放牧的地方,她看到他向她走来,生怕会遭到报复而丢下羊群骑着马仓皇逃走,惊魂未定的跑来报告。张怎么能从50里之外受监控的团部跑回连里的草山上呢?当即保卫股朱干事拔出手枪递给我,让我骑马与王一同回草山一探究竟,由于朱干事不会骑马,他走20里路也不现实。事不宜迟,我没有要那把五四式手枪,策马向草山奔去。我和王回到放羊的山上,下马环顾四周,未见张的踪影,如果他藏匿在石头或草丛中也不容易发现。我到处观察,把平时训练利用地形地物的本领都用上了。忽然间,只见远远的一块石头后面窜出一个身影,拼命的向远方奔跑,我知道是张,他藏在那里肯定是在等王,他试图与她统一口径,否则他就完了。我没有去追赶,也没有陪王放羊,而是一个人返回连部,在半路上遇到了坐着马车赶来的朱干事。事后从团里传来消息,张在即将跑回团部的路上正遇上团长的小车迎面开来,他急忙躲在电线杆后面,小车开过去一段后突然来了个回马枪,将张堵在路上,团长说,“别跑了,回去吧。”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幕幕真像电影片断一样精彩。
有一天,吉普车拉着我和战士韩离开放牧的草山,经过连部时飞驰而过,直接驶向团部的方向,在团部王副政委上了车,中午时分到达了锡林浩特,简单的吃了点饭就去了盟医院,将战士韩交给了医院,我听副政委对医院领导交代说,生下的孩子不管死的活的都由医院处理。而我的任务成了陪护,还要做韩的工作,让她说出男方是谁?副政委给我留下了少量的钱和粮票走了。为了让韩放松一下情绪,我陪她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名字是《铜墙铁壁的永灵》,谁知是越战纪录片,狂轰滥炸的。至于她不想说的事情我也不问,我了解蒙族战士倔强刚烈的性格。记得有一回,她因受到汉族战士的责怪,在宿舍里当场吞服敌百虫自杀,我拼命抢夺她手中的搪瓷杯,如果服毒时喝了水就难救了,我们急忙将她送去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
韩已经怀孕七个月了,医院注射了催产素,她的血压升高,肚子疼痛,白天有大夫来处理,晚上就惨了。值夜班的不知躲到哪儿睡觉去了,战士韩肚子痛的要命,哭天喊地,眼看着她痛苦不堪的状况,我在漆黑的走廊里跑来跑去,却始终找不到大夫,只得在床前陪伴着她,焦急的盼望天明。天亮了,早班的大夫来了,检查后马上推入产房,一阵紧张的忙乱,孩子就出生了,是一个七斤重的女孩,哭声响亮,看上去很健康。为韩接生的女大夫也是蒙族,她决定收养并抱走了这个女孩,只听说她自己有一个七岁的男孩。一会儿,她送来了2斤红糖,就这样,战士韩与她的女儿从此骨肉分离。
刚刚将韩送回病床上休息,没等喘过气来,师部的保卫人员扎干事就来了,他要找韩谈话,全然不顾病人的感受,也不让韩休息,马上开始。扎干事也是蒙族,谈话使用蒙语,气氛显得轻松一些。战士韩终于对扎干事说出了男方是谁,令我吃惊不已的是韩竟然说出了两个人,全都是排长,是战士们尊重的老兵,他们负责牧业排,放牧班归他们管,才管出了事。扎干事整理完材料走了,再也没有人来打扰了,过了将近一个星期,钱和粮票快用完了,也没有接到团里的指示,怎么办呢?想打电话请示副政委都做不到,首长的电话是内线机要电话,我算什么呢。
我只有自己想办法。我在锡林浩特的街上到处转,向停靠在路旁的货车司机打听去不去31团,能否带我们回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一位货车司机说去31团,允许我们坐在敞车上。没想到这一回搭车,差点要了我俩的命。11月中旬的锡盟,气候寒冷,出门应当戴皮帽子、穿皮大衣和皮靴了。我们因被临时拉来没有顾得上穿皮大衣,现在只得冒着寒风蜷缩在货车车厢的角落里,不一会儿,战士韩连续对我说了几遍“我不行了”,我很害怕,不知道她是否表示要死了的意思,她到底哪里不舒服也不说,那时候我只有十八、九岁,怎么懂得坐月子的人不能在室外受风寒的道理呢,我们只穿着棉衣,抵挡不住严寒,120里路怎么能熬过去。车行驶在草原上,如果中途下车能去哪里?好在临时停车,我央求司机让韩坐驾驶室里,说她生病了,旁边有人告诉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里面坐的是司机的岳父,我失望了。
司机递给我两件皮大衣,让我们穿上,看着韩苍白无力、痛苦的模样,我将两件皮大衣都给了她,让她穿一件,再从头到身上披裹一件,我的责任是保护好她,我自己挨冻也在所不辞。路难行,要开三个多小时,我慢慢地麻木了,冻坏了。黄昏时到了团部,我步履艰难的带着韩去投靠我最要好的同学蔡桂荣,她在卫生队。当我见到她时,已经冻的不能说话了,在宿舍里,蔡姐帮我揉搓手脚,为我倒开水喝,我仍旧浑身不停地哆嗦却说不出话来,蔡姐心疼得落下了眼泪,她真不明白我为什么为了一个犯错误的战士,宁可冻死自己。大约过了30多分钟我才慢慢缓过劲儿来。
封存的记忆 特殊的经历 (续2)
我找到副政委汇报了情况,他说,安排韩住在招待所里,你可以回连队了,其他事由我们处理,我不知怎样向韩说明我要走了,留下她一个人在招待所里等待处理。这时的韩正忍受着另一种痛苦,产后的乳汁渗透了厚厚的棉衣,用毛巾也隔不住,胀痛得要命。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对她说,我要回连队取钱和粮票,然后再回来。她怎么会想到,我必须服从命令而抛下她不管?我走了,从此战士韩没有再回到我们连,听说去了距6连70里地的7连,我常常牵挂着她,换了别的连队她会受到周围人的歧视吗?她的处境会好吗?我们再也听不到她曾经的歌声了,那高亢、宽厚、洪亮的蒙古族歌声仿佛还回荡在草原上,萦绕在我的耳边。
女子放牧班继续存在,发生事件的当事人受到了处分。张副指导员背着处分转业回家;二位排长开除公职回了原籍。女战士没有受处分,战士王还在放牧班放羊。我们连队因这些不光彩的事情而影响了声誉,在团里排不上号。我本人被团里指定代理连副指导员,受命于危难之中,1972年任连副指导员,成为正式国家干部。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可以经常骑马去放牧班看看战士们,与她们同吃住,指导员常常会派通信员叫我回去。我留恋骑着马驰骋在草原上的刺激和挥鞭牧羊的悠然,可以任由自己对着无边辽阔的草原放声歌唱,或仰卧在草丛中,看天上白云流逝,听微风摇曳花草,有一种和大草原融为一体的感觉。
有一次暴雨过后,我惦记着放牧班的人畜安全,骑马去了她们的住地。只见远远的坡上立着一顶蒙古包,四周像大河一样,水面有百米之宽,泛着波澜,我在水边徘徊很久,马始终不肯下水。我急着知道她们的情况,一定得过去,我狠命地用脚蹬子磕打马的肚子,马终于趟过齐腰深的水驮着我到了对岸,战士们看见我一齐哇哇大哭起来,她们诉说着夜晚在暴雨中守护着羊群,闪电雷鸣中一个火球滚进蒙古包内,吓得要命。四周变成了汪洋将她们围困在山坡上,蒙古包里积水不能睡觉了等等。我深切地体会到女战士们的伤心和无奈,也为她们的无畏和责任心所感动。她们钦佩地称赞我勇敢,不怕大水的阻挡骑马过河看望她们。她们破涕为笑,趁着用水方便洗起了衣被,我在水里高兴的游起了泳。
放牧班过去的影响一直像阴影一样笼罩着整个连队,她们付出再多的努力在别人看来也不以为然,好在放牧班远离连部,平时大家难得见到她们。不料一天晚上,有人来报告战士王在牧业点服毒了,让连里快去抢救。军医李大夫和我立即骑马赶往出事地点,一路上雪很厚,积雪覆盖了道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离开连部不久就迷失了方向,看不到标志物,茫茫雪地往何方向走?这时想起一个常识,如果迷路了,马能够找到有人烟的地方,即老马识途。我和李大夫都放开缰绳,任由马随意朝前走。直到半夜,耳边传来汪汪的狗叫声,终于依靠马的特异功能将我们领到了牧业点,只见战士王从头到脚穿戴着崭新的兵团服,躺在床铺上,昏迷不醒。据方班长说,白天王与一个男战士争吵几句,男战士骂她,“你好,你好不要脸”。她跑回屋里梳洗打扮一番就服了敌百虫,然后躺下了。敌百虫是消灭牲畜身上寄生虫的剧毒药,在牧业连队随处可得,却因此接连发生了战士服毒事件。李大夫连忙对王采取了救治措施,并守候观察到天明才放心。
记得1971年9月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的时候,我和放牧班方班长正坐在蒙古包前的草地上,望着天上的繁星促膝谈心,突然,只见遥远的天空中有一个物体在爆炸的一刻瞬间照亮了夜空,迅即向下坠落,我们俩当时看呆了,是什么情况呢?`脑海里闪现出经常遇到的信号弹在草原上平地升空的情形,见不到是哪个阶级敌人放置的,都是定时的。那时战备很紧张,“珍宝岛”战役后,苏联在中蒙边境屯兵60万,兵团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随时准备打仗,兵团战士的警惕性是很高的。我和方班长商量应该去连部向指导员报告所见的异常情况,我们连夜骑马赶回连部,在半路上马失前蹄,我的马鞍被滚散了,好在我没事,我们只得牵着马步行了15里路回到连部,向指导员作了汇报。
女子放牧班的使命于1972年悄然结束,6名战士重回女排。我的相册里至今保存着一张她们在蒙古包前的6人合影,个个身着戎装,青春焕发,照片记录了那一段不平凡的历史,而我与她们同样经历了太多的苦涩。一想起那苦中作乐的日子和青春热血的年华,总是感慨万分。30多年后当我见到方桂英,从她的口中了解到战士韩已经病逝,战士王的儿子因劝架被别人打死,给她留下了一个孙子。其他女战士生活得还好,她们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草原,她们是草原的女儿。
注:牧歌的故事是真实的,没有炫耀的成分。每当写下兵团的经历时,眼泪会情不自禁夺眶而出。青春有悔无悔都逝去了,牧歌只能珍惜今天活着的时光,更加珍惜患难中的战友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