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原创]我的边疆生活(二)——“争取”入团的日子
“争取”入团的日子
我们到东北时，原来的农场已经在毛泽东“屯垦戍边”指示下组建了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按照军队编制编为了师、团、连，我在的是五师51团一连。团部基本是现役军人管理，到了连队就是原来农场的老职工管理了。除了生产组织外，连队的党团组织是很健全的。
我们连有京、津、沪、齐齐哈尔、鸡西、哈尔滨等六地的知青共300余人，当时的年龄都在15、6——22、3岁之间，是多么生龙活虎的一群青年人啊，大家分布在田间、基建、后勤、麦场、机务各个排里，白天在各自的岗位上接受“再教育”，晚上，聚在一起吹拉弹唱、看书、打球可热闹了。那时的团员在知青中占10%左右，可看得出他们的作用了：一年的春播、夏锄、麦收三大战役动员会上是共青团员发起倡议；排里哪位战友有了思想问题，是团员大哥大姐和他们促膝谈心；上山打火、参加水利大会战是共青团员走在前面；谁生了病首先问寒问暖的也是他们。渐渐的他们的形象在我的脑子里越来越清晰了。向他们学习做一名共青团员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目标。
谁知加入共青团的道路是那样的艰难。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家庭出身是基础，由于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些问题还尚无结论，所以我还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范畴。尽管我接受再教育很努力，刚到连队三个月就当上了班副，在连队的各项活动中也很活跃，半年时就开始讨论我的入团问题。谁知道就这一条便使我的入团迟迟没有了着落。一次次团员发展会前指导员都要找我谈话，让我在会上带头发言，首先向新团员表示祝贺。其次，要表示自己加强自身思想改造是多么重要，还要强调一定要接受团组织的长期考验。听了这些话心里别提多
难受了。到了第二年，我真是忍不住了，给家里写了一封长信，倾诉了我心中的不解和苦闷，不明白从小给我留下美好童年的家庭，指导员为什么要让我和他们划清思想界限。这封信对父母刺激很大，后来听姑姑和我讲，本来就有心脏病的父亲第二天就上了医院，说是由于他们耽误了孩子的进步很痛心啊。我真后悔当初的那封信。72年初父亲的问题有了结论，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了北京，重新恢复了他的技术工作。当然，我也很顺利的在当年五四青年节加入了共青团，并担任了排长。
拨乱反正后，我也懂事了，回京后我用努力工作、学习和不断的进步来全力孝顺父母，让他们高兴，使他们晚年幸福安乐。现在想想那些日子真好笑，当时我可是认认真真的按照组织要求做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代人，酸甜苦辣酿的酒不知喝了多少杯。
我们那时都是很追求进步的,要求入团是想当然的.本人就没有楼主的运气好,没入成啊.
太理解了.
我们那时都是很追求进步的,要求入团是想当然的.本人就没有楼主的运气好,没入成啊.
多磨难啊，还运气呢！
还是在兵团好啊！我们这些插队的散兵游将什么事都没人管。羡慕你们！
下乡时由于是我要到的指标，所以我算是带队的人，同学和老乡都把我当成了“达拉嗄(蒙语：领导)”。还专门给我配备了两匹马，比其他知青多一匹。我当时也很狂妄，自然就当起了这个“头儿”。很多需要与牧民间沟通的事我都强行出头，时间一长被认为“太诡诈”。所以当队里恢复了团组织后，那位原来的团支书一直卡住不让我入团。理由也说得很清楚：“他一入团我这书记就当不成了。”一直拖到73年春天，公社党委书记带人下队来搞整党，我作为知青代表参加了会议。于是我就在会上表态：“我不入团了。我要直接申请入党。”为此，党委书记专门找我谈了话，告诉我“还是应当先争取入团”。我把自己入不了团的原因告诉了党委书记。她说可以帮我做做工作。回公社后，书记向公社的团委书记反映了我的情况，团委书记是转业军人、公司武装部的部长，副书记则是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建。二人大概又向我们队的团支书做了工作，我又让另一名已经是队里团支部委员的知青明确向书记代话，声明我绝对无意当那个团支部书记。这才在当年年底填了《入团志愿书》，第二年的5.4青年节总算被发展入团了。
想想那个时候，不论遇到了什么样的环境和际遇，雷锋同志讲的“人生三件大事----入队、入团、入党”始终是自己努力的目标。这一点似乎从来也没有变过。
我们这些人在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是那样的的自觉、认真，用"不怕苦不怕累"来形容已经觉得一点都不到位了。这就是17年教育的成果啊。无论是插队，还是兵团，凡是有过这样的经历的人，对我们后来的成长的确是有帮助的。正像《红灯记》里所说：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