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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足15岁下乡的知青小弟 弟弟小我两岁多。出生于1954年1月。省城迁移父母随之去了哈尔滨后弟弟出生的。我留在了大娘家,没随父母同行。弟弟从小就又小又瘦,总有毛病。我去哈尔滨时他很开心,和我玩的很好,大娘就把他也带回了老家,调养一段很好,送回哈尔滨他又不开心,无奈只好也把他也接到大娘家。 60年他上学了,和我同校,从他那届开始十年制试点,小学五年就毕业了。因他上学早是班里最小的一个,他很听话天天放学等着我,有时我们没下课,他就进教室找我,我班同学都笑他。他与我同时毕业了。弟弟学习很好,很聪明。文化大革命他除了串联以外很少到学校去,一头扎进了父亲的书房里,几乎把家里几个书架的书都读过了。 我下乡的半年后的68年底,听说六八届全部下乡,我当时真的挺能耐,马上回家了把弟弟办到我们团。他们到兵团的那天我去团部找他,大礼堂里在开欢迎会,我进去时大家正起立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一片穿黄棉袄的小兵团战士,后影看都一样,我往第一排看去,有一个个子最小的在边上站着,我想可能就是弟弟,也许是心灵感应,弟弟回头也看到我了。散会后他就分到我们连,到连队多日,好多人还以为弟弟是来找我玩的呢,因为他太小了,不满15周岁,实属是个童工,可那时是无劳动法可言的。当大家知道他也是下乡知青时,都很照顾他。 到了69年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了,推荐选送表现好的知青参加战备连,弟弟经过一年的锻炼也成熟些了,也长大点了。他要报名,我这个一直很积极的姐姐当然同意了。经过集训,70年弟弟去了伊春的小兴安岭,我那时在甘河的大兴安岭。两年后我们才见面。这两年在战备连军事化集训、操练、修战备建筑的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他被分到团部农机连开农用车,我调到了团部医院,我们又在一起了。我帮他拆洗被褥,缝补衣服,他也总去看我,我生病时他买吃的给我。在那艰苦的条件下,他还在看书学习,想着有机会上学。第一次选送他上学时,让别人顶了。后来他被抽调参加工作组,正好下到我曾经呆过的连队。 我们团部医院,离弟弟下的连队坐火车要走四站地,联系少了。当朋友告诉我说弟弟和连队卫生员搞对象的消息,我坚信是不会的。可多次听说后我迟疑了,我马上把弟弟叫来和他谈了许久。他可能真的没想到我会不同意。他认为卫生员是我的好朋友,我会同意的。我和他摆了很多,我说:你想上学,你如果上学走了,今后怎么办?她是当地青年,你如果上学后回来,你有能力承担起繁重的生活担子吗?她在家是老姑娘,姐姐们都结婚了,你有能力养活两位老人?她比你大三岁,年龄也不合适啊....。 我摆了一堆理由,他不说话,我急哭了。他讲述了有病时,她是怎样照顾他的,他说已经答应她了。我见弟弟主意已定,就飞书通报了父母。母亲见信后马上动身去了我们那里,母亲也苦口婆心地劝弟弟,他难以回头了,他认为不该食言的,心意已决。那年他上学了,我想时间和距离也许可以改变他的决定。但是他并没有改变主意,他们一直通信联系,寒暑假回去看她。弟弟是个有心的人,他老实、实在、说一不二。(待续)
弟妹真是个有福之人。她挺好学的,也会处事,善于交际,能张罗事。家庭也挺好,父亲信基督教,是园艺师,人也很好。当大批知青返城时,她浑水摸鱼也挤进了知青队伍,弟弟单位(毕业后分到原籍当老师)为了成全他们开了假证明,很顺利地在我家落了户。78年春节他们结婚了。 一晃他们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弟弟一直从事粉墨生涯,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是名优秀的一级教师,英语教的顶呱呱。弟妹在企业医院已经退休了,值得骄傲的是我的侄子,大学里就入了党,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去了深圳海关,在那工作得很好。弟弟他们准备退休后去深圳定居。 回想起弟弟的婚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鞋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我当时真是一心为弟弟着想,我自己的婚事我都没那么走脑子。可是我没顾及到弟弟的感受,他自幼远离父母,那么小就下乡,得到母爱的时间太短了,他是太需要关爱了,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较长,可我是个工作狂,照顾得不周到,弟弟的独立意识也很强,一般事情都自己做。对于不足15岁出来闯世界的人来说,得到点关爱就会感到十二分温暖,这感受比我当初给他讲述的理由都重要许多。 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没有错,他们俩是绝配,弟弟不善外交,弟妹会;弟弟不善长做饭,弟妹擅长;弟弟课程安排得总是满满的,弟妹的后勤服务很到位。年龄差异并不是婚姻和感情的羁绊,他们总是出双入对地逛商场、遛江边,一块下饭店;一块作股票;一块访亲探友,是很和谐的。可以用如胶似漆来形容。我想弟弟可能是从马克思和燕妮那里取的真经。 姐姐在千里之外遥祝弟弟幸福美满,一切如愿!
哈哈!不足15岁的小童工知青,现在看都不符合劳动法。是知青岁月成就了这段姻缘。 感谢沙柳老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