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知青岁月》录-------在冀村插队的日子

                   在冀村插队的日子
　　
　　我是商县城关中学高七三级学生。毕业前，学校进行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动员，城镇户口的同学要下乡插队当农民，农村来的同学要下乡插队当农民，农村来的同学要回乡务农。大家纷纷写申请、表决心，一时学校的院子里贴满了各种颜色的大字报。大家感到激动、新奇，毕竟我们要走向社会了，同时也隐隐感到一些忧虑和失望。
　　1974年4月2日，是我们出发的日子。商县东方红广场上红旗招展，高音喇叭插放着《青春献给伟大的党》、《革命青年之歌》等歌曲。商县上山下乡的毕业生每个人胸前佩戴着一朵很大的红花，排列在广场上，加上前来送行的亲友，总共有上千人。商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讲了话，又和每个人握手送别。
　　我和17名同学一起来到商县龙山公社。县上给每个公社配备了专职管理知青的带队干部，我们的带队干部叫张建民，他同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我们4名同学被安排到冀村大队，我和徐毅杰在第一生产队，两名女同学在第四生产队，4个人组成一个知青小组，徐毅杰任组长。
　　当时正值阳春3月，地里的麦苗已成墨绿色，村里的桃花盛开，特别是满坡遍野的野刺梅花，开的有苹果那么大。我们的心情都很好。可是，浪漫的心情只保持了半天。当天晚上我和徐毅杰暂住在房东以前养牛的厦房里，刚一入睡，就被臭虫和跳蚤咬醒了。全身火辣辣地奇痒，而且心情烦躁。特别是跳蚤，它能不停地咬人，一只跳蚤能咬遍全身。想起来用手电照一下，连手电都摸不到。熬到天亮才知道，炕旁边还有一个一丈多深的红薯窖，像井一样，放在枕头旁的手电和书都掉到窖里去了。后来洒了农药，臭虫没了，但跳蚤一直伴我们度过了两年。由于房子陈旧了，每逢下雨就多处漏水。碰上连阴雨连碗都要拿出来接水。后半年我们搬进了生产队用专款给我们盖的新房，好得多了。
　　刚下去的时候，国家给我们每月发十块钱的生活费，供应半年的商品粮。我在短期内学会了做家常饭，生活过得还可以。到了秋后，开始吃自己分的粮食，全是粗粮。每天两顿饭，上午是糊汤，下午还是糊汤，没有任何蔬菜和副食。籽吃饱肚子，糊汤锅里还煮了红薯或红薯面团。这样一来，肚子是不饿了，但胃去受不了。每天黄昏的时候，胃里就开始作酸，起初还能受了，到后来只能靠在门框上张着嘴，任翻上来的酸水像一条线似的往处流，第二天又重复这样的生活，队上的乡亲们对我们很好，经常经我们俩端一碗自己做的酸菜。生产队的任恩善队长看到这种情况，让队里的保管员每月借给我们俩每人9斤麦，调剂一下生活。那时放开肚皮吃面我们每个人都能吃1斤多，根本不够吃，只能隔三岔五的吃顿白面解解馋。
　　生产队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小麦、红薯、洋芋，农活也围绕着“三秋”、“三夏”进行，冬天搞农田基本建设。我觉得最累的还是担担子“运动会”。就是按干的活多少记工分，而不是按平常的“底分”记工分。只要公布担每百斤记多少工分，所有的男女劳力都会积极参加，平时出工不出力的现象一扫而空。大家谁也不吭声，不休息，连汗都顾不得抹一把。暗中比较谁的劳力好、担的多。我和徐毅杰也不甘不弱，每次都装满拍实，咬牙往前跑。可我们统一发的笼担有点小，担粪担土只能装一百二三十斤，还不结实，断过两次。回家后感到很累，但还得挑水做饭。
　　后来，我们也学做一些技术活，比如在丹江河畔打木桩。就是把3根3米左右长的木椽竖起来，人站在忽忽悠悠的顶端，用20斤左右的板板锤把其中的一根打入河中。每打一下，身体都要随着支架一起下沉。不光要力气，也要掌握好平衡。刚开始有好几次一锤打偏，连人带锤跌入水中，引起一阵哈哈大笑。后来索性打桩时只穿条游泳裤。1975年丹江发大水，为了保护河堤上的防洪材料被盗，我们连续20多天在河堤上巡查。同时在河堤上上工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乐趣，有一次在捞沙的时候，我发现水中翻滚着一片一面白一面绿的东西，定睛一看是一只大鳖，追了好远才把它捉上岸。还有一次，我沿着丹江的老堤巡查，岸边是长了几十年的老柳树。在一排树下看见一潭绿水，想着里边有鱼。下去一摸，觉得都是鲶鱼，可都钻到树根盘成的洞里去了。一个人没办法，赶快回去叫来了徐毅杰和邻队的多林庆，抗着镢头和铁锨忙了一下午，光是2尺多长的鲶鱼就抓了20条，把附近的几个知青请来改善了一顿伙食。
　　区上在我们队办了一个收猪点，定期要把收购到的肥猪沿公路吆到十几里外的屠宰场去。路上要防止猪逃跑、炸群、天热时还要防止把猪热死，确实有很多讲究。开始时猪不听吆喝就用棍子打，但猪的智力绝对比我想象的高，它们不知用什么方式沟通思想，会同时躺着不走，这时你就是再打它也不动；或者突然各自向几个方向奔跑，我们就得分头去追，追上也没有办法，还得等它休息够了再赶它回来。有一次，我们赶的一群猪冲进路边老乡的一块包谷地，拱坏了人家不少包谷。费了好大的功夫才把猪赶出来。一看闯了祸，赶着猪就跑。没跑出去一里路，就让后边的人群给追上了。4个人和猪群都被带回现场，要求赔产并响炮冲晦气，随身戴的一个帆布包也被“暂扣”。我们几个人连忙陪礼，告诉主人我们身无分文，但猪是生产队的，可能由队上赔偿。说了不少好庆，写了认赔粮食的欠条，并以经常要从人家门口过作为担保，才被放行。但队上根本不会认这笔帐的。吓得我好长时间要从那里经过时都要绕行丹江河滩。后来一位戴着“历史反革命”帽子的老人教我们唱一种民间流传的吆猪号子，抑扬顿挫，赶猪的人也显得悠闲自得，加上适当的休息，猪就好赶的多了。一些脏活、累活也难不住我们。比如清理沤粪池，农村的粪池大约有两三米深，清理到底部时要沿着木梯下去，死鸡、死猪都沤在里边，恶臭难闻。夏天还有成团的蚊子，呼吸都感到困难。一锨粪足有20斤重，要一下甩出池子。一次只能下去两个人，最多干七八分钟就得换人，我们也不干示弱，和其他男劳力一起干。
　　全公社就我们一个大队是武装民兵连，当时，我还不满18岁，见了枪很喜欢。拿了从其他知青那里要来的子弹，借了一杆步枪，在村里追着打野鸽子。中间碰到一名回家休假的干部，制止并警告我，枪和子弹的口径不相配，击发要出大事的，何况持枪在村里乱转也太危险。我听了不以为然，认为是在诈我。翻过身对空放了一枪，枪声特别大，震的耳朵直鸣。仔细一看，枪炸了，枪膛和枪托上的一块木头飞的不知去向，我呆了。闻声赶来的民兵连长给我擦脸时，才知道脸上被飞起的铜粉划的直流血。枪是彻底报废了，由于是知识青年，上级也没给处分，商洛军分区将此事做了通报。听内行讲，多亏枪是举起来打的，否则象这样的事故一般都会造成重伤。还有一次，徐毅杰在房子里玩冲锋枪，走火打穿了我们的屋顶，本来就漏雨的房子漏的更厉害了。后来，我们都参加了民兵训练，射击取得了优秀成绩，徐毅杰投弹达到了50多米，代表民兵连参加了公社组织的投弹比赛。连里也给我们配了枪。我还参辑民兵小分队，经常参加维持大队和公社的治安活动。当时区上才有派出所，警力也不多，地方的治安基本上由民兵小分队负责。公社办了一个学习班，强制劳动，交待问题。1974上冬天，我曾冒着大雪，背着冲锋枪进山追一个逃离学习班的人。当时一些做法虽然有些过左，从现在看也有些违法，但如偷盗、赌博、枪劫等治安案件却极少发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但我们和队上的一群回乡青年却很活跃，大队的团支部也经常组织活动，唱一些歌曲。如《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等，还搞了几次文艺演出，我俩还省钱各买一个口琴，在工余时自吹自唱。遇到下雨天歇工就下下象棋。最高兴的是十天一次的全公社知青的集中学习，大家可以不出力气，工分照记。同学们互相交谈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嘻嘻哈哈，格外亲热。一年以后，带队干部张建民期满回了原单位，我们还开了欢送会并照相留念。新业的带队干部叫刘德静，是个阿姨，不光从生活上关心我们，还组织了以知识青年为主的公社文艺宣传队，请卫校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排好后到各队演出。县知青办还组织了知青文艺汇演，其中西涧公社知青自编自演的节目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县知青办的王高武、常玉珍也经常下乡，检查各地的知青工作。
　　还有一件难过的事民表发生在我们公社刘河大队。据当地农民讲，队上给知青准备的临时住房，里边曾经连续吊死过人，没有人敢去住那间屋子。那时大家正是血气方刚，根本不理会一些迷信的说法，杨小民等两名知青就住了进去。可就在两上多月以后，传来了杨小民上吊自杀的消息。我们听了都感到不解，强烈要求上级查清事实，惩办责任者。县上也成立了专案组进行了调查，结果没有发现酿成事件的直接原因。只是出事前几天为几根柴火和队上的干部发生了很小的一次争执，也没有打骂现象。死者家属和我们都觉得有些不能接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联想到杨小民平时沉默寡言的性格，我想此事也可能是那个年代下乡知青对现实生活感到不满，对前途失去信心的一种思想反映吧！杨小民的事情过去不久，上级又从别的地方给刘河大队调来一名知青，也是我们学校的同学，长得五大三粗，仍住到杨小民住过的屋子里。我们经常和他开玩笑，让他别当了替身。他也笑着说：“老子才不怕这些怪事哩！”后来我们都参加了工作，和他失去了联系。好几年后，当年的朋友告诉我，这位同学死了，是自杀的，当时只是引起我的叹息，过后突然想起插队时候的事情，觉得很惊讶，有些事情还真是巧合。后来，我和不少同学学会了抽烟喝酒，我们开始冷静地面对现实生活和劳动，不自觉的融入了农民的队伍。但思想也进一步成熟，意志也更加坚强。
　　1975年12月，我被招工离开了龙山公社冀村大队。工作30多年来，我走了许多地方，也遇到不少困难，但想起插队时候的生活，心中就涌上来一股勇气、信心和力量。知青时候的经历成了我的一笔精神财富，在我的心中得到了升华。我经常思念那片魂绕梦牵的土地。虽然和徐毅杰回去看这，村里变化很大，已不见当年的痕迹。但它在我心中是永恒的。因为那里有我们年轻时的一段岁月，有我们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