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难忘——1969，纪念下乡40年
难忘——1969
1969年4月25日，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是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奔赴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新巴尔虎右旗成为草原新牧民的日子，这一天我正式成为了那个时代所诞生的新生事物之一；“知之青年”。时光一晃40年，每年这一天我都会想起，这是我上山下乡的纪念日。虽无什么庆贺或纪念活动，但心中的纪念是永恒的。
时光还是回到40年前吧。1968年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那个年代都把领袖的话奉做最高指示），我们那时作为时代的热血青年——红卫兵小将，对领袖的号召无不举手赞成，坚决拥护。也就是从那时起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开始了，在1968~1969年它成为了一项政治运动并达到了高潮。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能毕业和待毕业分配的3届初、高中学生——那时称“老三届”，成千上万的，陆陆续续的开赴了祖国的边疆和农村，“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时我作为68届的初中毕业生（当时叫老初一）已经17岁了，朦胧中早已产生了要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的愿望。因为那时家里人口多，仅靠父亲一个人的几十元的工资，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因此也迫切的想走出去，挣钱养家，帮助和减轻家庭的负担。文化大革命已经搞了3年，即使后来有了“复课闹革命”，但是心再也静不下来，书再也念不下去了。“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扎根边疆在边疆干一辈子革命”的雄心壮志激荡着我们这一代年轻的心，何况那时我们无限忠于共产党，无限热爱毛主席！毛主席的指示至高无上，我们从心底里对党和领袖充满了敬仰和崇拜。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红卫兵小将上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辞！
1969年2月下旬，我们在天津造纸五厂学工劳动，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只记得那一年春节后下一场了很大的雪，我们每天都要踏着半尺多厚的雪去上班。3月初电台（那时也叫“话匣子”）里传来了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战斗的消息，国内反帝反修的热情被推向了高潮，学校也开始了准备上山下乡的动员。最初有一批去内蒙古农区阿荣旗的任务，但是很快又有了一批去呼盟牧区的任务。4月初，从呼盟新巴尔虎右旗来了两位接人的解放军。在学校的动员大会上这两位风尘仆仆的边防军战士向我们描述着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风光美景；“你们骑着快乐的骏马奔驰在草原上，手持牧羊鞭身背小马枪，脚下是没膝的草原，眼前是青山绿水和雪白的羊群，那是多么的豪迈…….”。及至今天，这些美妙动人的话语以及当年他们演讲时滔滔不绝的神态似乎仍能再现我的眼前。
我深深的被他们的诉说吸引，放弃了几位好友早已商量好的去内蒙农区插队的打算，毅然报名去牧区，一个愿望就是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要第一批去。那时人不大，却是蛮有主见的。怕家里阻拦，背着父母拿了户口本，自己到派出所办手续注销户口。还记得当时民警一再问自己；想好了吗？这户口一销可就再也回不来了。我毅然决然的表示绝不后悔，就这样很简单的就办完了这件事。
父母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虽然很不愿意。但也很无奈，也没过多的埋怨我。因为那个年代，大势所趋，只能顺应潮流。他们只是为我担心，小小年纪，又体弱多病，能吃得了苦吗？
此后便是收拾行装着手准备。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学会点木匠手艺，从家里找了些木板给我打了一个大大的木箱，刷上透明漆，用来装行李，也算作一个纪念吧。
1969年4月25日凌晨，一夜未合眼的家人早早的起来，为我收拾行装，我们就要乘坐7点多钟的火车奔赴牧区了。来到马路上，看不到一辆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原来，这一天是党的九大闭幕的第二天，通往东站的解放南路戒严了——全市人民要在市革委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沿着解放路，身背手拿着简单的行李步行去火车站，好在大件的行李早已托运走了。
终于在发车前赶到了车站。车站广场和站台前人山人海，都是赶来送行的人群。大家都在告别，彼此的心情都不平静。那是一种难以割舍的别离，此一去，也不知何时才能再和亲人见面，也不知将要去的地方到底怎样?冷不冷？吃什么？住什么？那里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我们能够适应吗？我们一无所知。
一声汽笛长鸣，列车开动了。随之而来的是突然爆发的一片惊天动地的呼声，这是车上车下呼叫亲人的哭声，这哭声淹没了火车的汽笛，简直就是震耳欲聋。大家都争着抢着挤在窗口向站台上的家人挥手告别。我默默的看着这一切，没有哭泣，没有眼泪，只是借助窗口的缝隙深情的注视着亲人们的身影渐行渐远，再见了；爸爸、妈妈、哥哥和弟妹们。
列车慢慢地驶出了车站，驶出了天津，逐渐的加速，朝着我们即将为之奋斗终身的新家乡前进。慢慢的，大家、红卫兵小将们也恢复了平静，恢复了常态。大家又有说有笑起来。我们不断的唱着革命歌曲：“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有荒原就让哪里盛产棉粮，哪里有高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嘿，革命的重担扛在肩上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上，红在边疆专在边疆在斗争中奋勇前进朝着共产主义的坚定方向……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昂首阔步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最艰苦就在哪里奋发图强，哪里最困难就在哪里百炼成钢。嘿，革命的重担扛在肩上，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上，红在边疆专在边疆在斗争中奋勇前进朝着共产主义的坚定方向……”。
晚上8点左右，列车到达了沈阳车站。站台上又是热烈的迎送人群。一支军乐队在一遍又一遍的不停地演奏着时代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让人听着却不再有以往的狂热，相反却有一种奔赴战场的悲壮，我们更像是一支军队，一支远征军，正在开赴反帝反修的最前线!
此后便是漫长的旅程，越往前走就越感到寒冷，大家都相继换上了棉衣棉裤。人们也不再歌唱，在强烈的激动之后便是深深的疲惫……。列车夜以继日的奔驰着，穿过无数的村镇，田野，高山，河流，隧道还有兴安岭。记得路过白城时，列车要在那里停留很长时间，要在那里添加补给。我们大家都三三两两的走出车站，站前广场很大，但是见不到几个人。只有几个打把式卖艺的在空旷的广场上，有一个小姑娘在高凳上表演软功，就像今天舞台上的杂技；叼花、顶碗之类。
经过三天两夜的旅行，我们终于到了终点站——满洲里。这是一座只有8万人口的边境小城，位于中、蒙、苏三国的交界处，与苏联的胡贝加尔市遥遥相望。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反修最前沿。
满洲里的人民热烈的欢迎着我们，整个小城都在沸腾，欢迎来自内地大都市的知识青年。他们为我们安排最好的食宿，召开隆重的欢迎大会。由于人太多，招待所住不下，就安排大家住到居民家中。满洲里街道整齐，洁净。人们大都住着俄罗斯风格的木结构小屋，类似于现在的城市别墅。我和几位同学被一位女主人热情的安排到她家二楼的一间居室，光洁的木板地使人感到很温馨。他们拿出崭新的被褥给我们铺盖，那种盛情真让人激动不已。有点遗憾的是，由于过度的旅途劳累，我们中的一位同学尿床了。清晨起来，发现他在人家的被褥上画了一张大大的“中国地图”，不，简直就是世界地图！让大家很过意不去，不断的向房东道歉，主人也毫不在意，一直说没关系，不要紧。这件事时隔多年，直至现在老知青们聚会时还常常把这件往事作为笑谈。
大约在满洲里休整了2~3天，已经是五一节了，我们600多名天津知青分乘数十辆大卡车开赴数百里外的新巴尔虎右旗（又称西新巴旗、西旗），这些人将被送往该旗的十几个公社和牧场，那是他们新的家乡。
记得那天，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刮着大风，用现在的话说，那是一种扬沙天气。卡车排成一条长龙，奔驰在沙土路上，扬起漫天的黄沙。我们许多人头上戴着绿军帽，臂上戴着红卫兵袖标，车上的红卫兵大旗迎风飘扬，大家唱着革命歌曲，士气高昂，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了向往。
渐渐的远离了城市，视野中展现的是光秃秃的一片荒原。什么没膝的大草原，什么都看不见。阵阵的沙尘打在脸上痛痛的，我们不得不戴紧了帽子，用从家里带来的纱巾包在头上，以免被风沙迷了眼睛。转眼间大家都成了土猴，不得不转过脸去，背风而坐依偎在一起。5月初的天气好像比家乡的冬天还要冷。唉，如此恶劣的环境，让我们的心又都沉重了起来。偶尔路边几个骑马的牧民迎着汽车赶来，还跟着汽车赛跑，一下子又使大家兴奋起来。草地牧民策马奔腾的英姿让我们羡慕死了，恨不得跳下车去，抢过马来骑上也跑它一阵子。
午后，我们学校一行60多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黄花公社。眼前的一切令我们瞠目；所谓公社不过是在一个小山坳里稀稀拉拉的散落着几十间土坯房，房前屋后还堆放着大大小小的牛粪堆——后来知道这就是草地人世世代代用来取暖、烧水煮饭的燃料。公社革委会住地也不过是几间砖房。我们被安排到各个社员家暂时住下，在这里要进行几天学习和动员，用现在的话说叫培训。
我们几个同学住在一个叫加林太的下方蒙古社员家里。所谓下方蒙古，就是从农区迁移来的蒙族社员，他们既说蒙语也通汉语，通常都从事农副业这方面的劳动。在后来我们和草地牧民的沟通中，他们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这个加林太，后来听说很不简单。1963年草原下了一场特大暴风雪，冻死了很多的牲畜。加林太随着牛群被风雪吹到了数百公里外的海拉尔附近，冻掉了一只耳朵，一个手指，还冻瞎了一只眼睛，他硬是没有丢掉牛群。后来受到了当地政府的表彰，成为了草原传奇式的人物。他的两个儿子，也很不错。二儿子叫银庄，是公社的干事，蒙汉精通，颇有才气。大儿子金庄，后来成了大队的赤脚医生。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吃上了草地上的羊肉——膻膻的，马肉——酸酸的。吃上了酸奶干，奶茶、小米饭。最初确实有些不习惯，但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好了许多。
面对艰苦的环境，许多同学情绪波动，都说被那几个接人的解放军欺骗了，吵着闹着要回家，要回天津。但这怎么可能呢？慢慢的大家平静下来，接受现实，必定我们是来干革命的，不是来贪图享受和安乐的。
几天后我们30来个同学被分配到当时的红旗大队，另一半同学被分到永红大队（这些队名都是文革时期的产物，后来又都恢复了原来的名称）。那天我们坐着胶轮大车，车上还装满了我们的行李物品，赶往30里开外的大队部。天空晴朗，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一路上很少看到羊群，据说现在大部分畜群都在数十里或百里外的北边，那里有较好的牧场。快到目的地时，远处十几个骑马的牧民手里举着红旗飞跑过来，那是来欢迎我们的社员。很快到了大队部，又有十几个头上扎着许多小辫子的妇女和儿童排成一行纵队来迎接我们，这在人烟稀少的草原已经是很多的人了。与繁华的都市数万人集会的场面相比那太有天壤之别了！
大队部其实也是一排平房，平时只有几个人在这里。有几间屋子作为财务、会计和来往人员的临时用房，还有一间数十平方米的仓库，生产队的一些物资、生产工具以及我们知青带来的箱子、柜子存放在里面。后来大家就干脆就把队部叫做仓库，有一个的保管员常年住在这里。那是一个50来岁的山西人，身材瘦小，尖嘴猴腮，人们都叫他老罗。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他，但后来他对我却很不错。
我们男女生分住在几个蒙古包里。这蒙古包外形像一个巨大的笼屉帽，大小约有十几平方米，外面罩着一层毡子，可以遮风避雨。包里地面上也铺着毛毡和牛皮，晚上我们就睡在上面。
在队部又学习了几天，还是办“学习班”，主要是统一思想、稳定情绪。主要由带队的同学负责组织学习，还有陪我们来的学校工宣队的一个姓崔的师傅。这里先我们一年已经来了一些知青，有一批1968年来的天津知青，好像是南开区五十几中的。他们嘴里叼着香烟，滔滔不绝的给我们讲草原上的轶事，有时也讲些荤段子。他们不断的给大家递烟，什么饭后一根烟赛过小神仙之类的。我们许多同学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学会了吸烟、喝酒，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还有一批68年从满洲里来的知青，他们相对书生气了些。记得在欢迎会上，他们之中的一位女代表，向我们介绍草原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令我至今不忘，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堪称经典：“战友们，我们知道，世界革命的中心在中国；而中国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地方是在内蒙，有内人党，有逃蒙集团；在内蒙斗争最复杂最激烈的地方则要属呼盟，而呼盟最激烈最复杂的地方是我们西旗，在西旗要数我们公社，而我们公社就要属我们红旗大队阶级斗争最激烈最复杂了。”天啊，一下子我们就来到世界革命的中心了！
晚上，开会学习时大家表演了一些节目，唱了一些当年流行的革命歌曲、毛主席语录歌。那位带队来的工宣队的崔师傅唱了一段他拿手的京剧：毛主席语录，“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够得到起码的知识”。那个年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厂的造反派组成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参与和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他是造纸五厂的一名工人，瘦瘦的，高身材，很左，在我们面前很严厉，现在如果还健在年纪应该70多岁了。有的同学演唱了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那时几乎每个人都会唱几段样板戏。我也会，八个样板戏里的所有唱段几乎都会，但我没有唱，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愿在人前抛头露面。
几天以后，我们便被分到各处开始了草原新牧民的生活。一部分同学下到蒙古包，和草地牧民吃、住、睡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开始了放牧生活。另一部分同学则暂时去了东庙，那是队里准备开发的牧业学大寨基地，在那里拖坯盖房，开荒种田。
由此，草地的知青生活拉开了序幕，其实那时我们大部分还是十七、八岁的孩子，当然，有几个老高一的同学也不过刚刚二十岁。
1969年4月25日，值得纪念的日子，不应忘记的日子。
1969年4月25日，值得纪念的日子，不应忘记的日子。感慨！你比俺早几个月，可我已记不清几月几日了......
网友思歌腾的故事：您好！
我早一年到西旗，（准确说自1968 8 17---1969 4 25仅相差八个月时间）插队于您所讲的东庙即达赉公社。当然，东庙所在地属于黄花公社。
道出了下乡初的基本状态。
群情激昂离津门，
长途跋涉变幻魂，
实情不同于想像，
信念坚定继续行。
文化大革命中，有些造反派就是这样瞎扯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