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冤屈一辈子的老人立碑
六九年我下放于一个偏僻的苏北农村，生产队有一个粉坊，就是用蚕豆磨淀粉。一个大石磨不是用牲口推，推磨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人。有人告诉我他是富农分子，专政对象，尽管干最重的活，工分却是最低的。不知为什么我看来看去始终不觉得他像个坏人，队里时开批斗会，我发现贫下中农们似乎并不仇恨他。
经多方面了解，我知道了他的大概情况。在解放前我下放所在地叫永丰区，共产党国民党拉锯战时，老人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他家成了共产党永丰区的一个据点，对革命有功并得到了党组织的肯定。土地改革时因家中土地多定为富农出身，本人不定为富农分子，他被排除在地富反坏专政对象之外，这也是党的政策体现。
岂料风波骤起，六十年代初严重自然灾害期间，一个贫下中农去生产队队场上偷稻谷，老人看埸佯装未看到，而此事恰恰被村支书查获，贫下中农偷盗无罪，老人看守不力罪不可赦!支书大怒说:给你戴上帽子，你是富农分子了!从此后他被归入了"四类分子"的行列，成了专政对象的另类人。
听了介绍我更肯定了我原先的印象，这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极具同情心的善人，是一个曾对革命作出了贡献的功臣，由此我从心里尊敬他。此后我主动与他接触交谈，也许由于我知青的特殊身份，在草包队长眼里，知青是识不透、点子多、不能孬的人。队长不敢干涉，与他交往后使他的处境好了许多，与他交往多了，我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话越多。他是一个有思想、有文化、懂事理的老人，在文化贫瘠的农村应算是出众的。
我曾问他，对自己所为悔不悔?他说:悔什么?当年一点粮食是可救几条人命的!
我又问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为什么不去找找原永丰区的老干部，他的回答简单而朴素:他们工作忙，而且在干大事，我不能为自己事麻烦他们。
太可敬的老人，自己受难，能自救不自救，自觉，自尊!据我了解原永丰区委书记倪学凤在福建是县委书记，区长时任地区农业局长，也许他们一句话、一个纸条即可使老人脱离专政队伍。老人实在说不出伟大的语言，从其质朴的话语中除了善良就是自律。
七十年代初，终于有了机会，中央下了文件，决定对改造好了的四类分子经群众评议，上级批准可摘帽。我写了要求与他摘帽的报告，并挨家挨户做工作，让生产队所有社员都签了同意的意见。原想，该解放老人了，谁料事与愿违，一字不识、阶级斗争观念极强的队长压着报告不上报，摘帽又落了空。
此后我招工进了城，又几年后老人得了重病。老人的儿女很孝顺，我亦尽所能使老人在那缺医少药的年代得到较好的治疗，使其延年和减轻痛楚，使他在临终前感受到了人间温暖和真情。老人临终时是仍戴着“富农分子”帽子入土的。我写了一副挽联送老人，我至今记忆犹新，上联是"世上少了一善人"，下联是"西方应添一弥陀"。也算是为"盖棺仍不能论定"的老人送行了!
十—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为所有的四类分子摘帽，材料报到了县公安局，公安局一查说老人不是四类分子，也无帽可摘!
鸣乎 ? ? ? ! ! ! 我无法想象九泉之下的老人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反应，惊奇 ! 愤怒 ! 高兴 !
也许什么反应也没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愿历史的悲剧不要重演!
许是老天有眼，许是机缘巧合，老人逝后十年，他大孙子成了村里第一个大专生，又十年后二孙子又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被全国重点大学录取，也许老人的家中现仍是清贫的，却又让人人羡慕其＂富有＂!
给老人"戴帽"的缺德书记，四清运动中被批斗致死，不上报摘帽报告的缺德队长，他的儿子小学一年级念了五年。这很难使我不信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应总是不差。
共产党是最具人情味的，不该忘了在战争年代帮助过革命，后来竞被冤屈了大半辈子，死都不明白的人，我们该记住老人的名子"孙江林"!
中国革命成功有老人一份功劳，该给这平凡的老人立一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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