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一言难尽说下乡

    今年是我们这一批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布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以后，北京市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约8万人大规模奔赴内蒙、山西、陕西等地农村，开始了插队落户生活。66、67、68三届高、初中毕业生，几乎囊括殆尽。因为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高校不再招收新生，因此，他们几乎只有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当农民这一条出路了。“老三届”也就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连在了一起。

    我是老三届中的第二届——六七届的。当年的我们，正在文革的漩涡中，被美妙的理想、神圣的追求胀破了头脑，随时准备着不惜以满腔热血而殉真理，真可谓豪气冲天，大义凛然。忽然间却被一列哐啷啷的火车，在风雪弥漫之夜被抛到人烟寥落的黄土高原上。我们所在的村子只有18户人家，全部住在土窑洞里，从此我们和那些村人一起，过着寒窑油灯、犁耧锄耙、近乎原始的农耕生活。垣上无水，常热汗湿衣；缺油少菜，粗粮亦未能足，最亲密的伙伴是那小小的虱子、跳蚤，无明无夜厮守在身上，悄悄地吸吮着我们年轻而新鲜的血液。最难耐的是那一份孤寂，一种被愚弄与被抛弃的痛苦，比跳蚤和虱子更厉害地咬啮着我们的心……

    如今这一切早已过去，我和同伴们也早已走出了大山走出了窑洞走出了那广阔天地，走到了都市中甚至走到了世界各地。再想起那一段岁月该当如何评价呢？有人说，那是文革的余孽，应当全面否定；知识青年是无谓的牺牲品，应当控诉声讨。诚然，无论是从经济、政治决策上还是从理论上，这样讲都是不错的。当年，中国经济面临崩溃，生产的停顿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其结果就是把上百万毕业生以冠冕堂皇的理由驱赶到了农村，让这些毫无种田经验的吃客，去和并不富裕的农民争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改变了这项政策，并且承担了大批知青返城带来的就业压力。这一场上山下乡运动，不仅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使得一代人改变了命运。说是“文革余孽”和“无谓牺牲”也不为过。

    但是，从感性上来说，那一段农村的插队生活所唤起的竟然是最温馨、最珍贵、最美好的回忆。想不起苦来，忘不了的是新奇：从未见过的窑洞我们住进去了；吃惯了大米白面，啃上了玉米面窝窝；山坡上的梯田，磨房里的毛驴，柴火灶、菜油灯，无一不给我们留下了新奇的印象。生活的彻底改变就是思想变化的开始，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认真思考了生活的意义这个重大的人生命题，因为我看到了另一种真实的贫困生活，看到了光秃秃的黄土高原，看到了靠积存雨水而挖的旱井，看到了老农们那筋络突起、布满老茧的双手，看到了烈日下无遮无拦的黄土高坡上那油光发亮、淌着汗水的脊梁。想起那年自己生病，躺在炕上起不来，是房东大娘用那双枯柴似的手为我捧来了一碗莜面饸餎，上面卧着两个鸡蛋。我的心被那超然于母亲的博大的母爱所震撼，使我从冷酷的人世争斗中猛醒而体味到友情的温暖……

    正是这点点滴滴，渗入我的血脉，使我从那沙滩上的阁楼里走出来，足踏在坚实的土地上，在以后的年代里，无论遇到怎样的困苦，从未改变过热情开朗向上的心性，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是农村的插队生活重新塑造了我。我不能忘记那一段生活，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着我们拓荒时的血汗，也不仅仅是因为那里留下我朦胧的初恋，而是因为，那里有我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不能否定它，即便那曾经是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污点。其实，本来个人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就不能等同，社会历史的一个点可能就是个人历史的全部，难道能用那么长周期的标准来衡量那么短周期的价值吗？人生是很短暂的，短暂到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都探讨不出一个问题的结论，在这样短暂的一生中，能有一点点醒悟而给社会一点点贡献就是有价值了，又有几个人恰好生在那社会历史的转折之处，点穴般点在那关键的点上而能名垂青史、扭转乾坤呢？

    前几年，我曾经和几个朋友又踏上了那片留着我们青春足迹的土地。脑海里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件事，而是一股浓得化不开、驱不散的渴望。一路上，那仍无大变化的群山，那更加干涸的河滩，那隐匿在半坡的窑洞，那如同带子一般的小路……都使我激动不已，脸发烧、眼发潮、鼻子发酸，车子进村，不少人已经迎了上来，那位当年的大队主任，带着浓厚的乡音叫着我的名字伸手过来时，我的眼泪竟然立时流了下来，二十多年了，他已满头白发，却还那么清晰地记得我的名字而且不停地讲述着我们的往事！这一份情，真真令人难忘！我的一位朋友至今仍保持着每年到村里去住几天的习惯，他和村里人也早如亲戚般走动了，联系着我们的正是这一份情，不是亲人胜似亲人。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又怎么能够否定呢？

   如今知青们大都步入晚年了，最小的也有50多岁了，阅尽人间春秋，尝遍世间冷暖，最难忘的却还是那段上山下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