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常规,天津寄到围场的信件,三,四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再加上县里,有关人员的工作时间。我想:有两周时间,我就可以接到县里的信儿了。可是都过了十五,六天了。我还没有收到来信。那些日子,心里七上八下的。什么也不想干,每天就盼着,听到邮递员的车铃声。只要窗外的车铃一响,我准会跑到院外去接信。几次都是空手而归。一天早上,我正在屋里擦地,突然听到“叮呤”的车铃声。抬头看到窗外,一个人影晃动。我急忙开门迎了出去。一看:那是邮递员啊。原来是父亲下夜班,回来了。[中病了]
一天下午,粮店来了梗米。我挨了一个多小时的个,买了18斤米回家。[每人每月,6斤米,我家粮本上只有3口人。]一进院门,看到楼梯上扔着一封信。牛皮纸的信封上,红色的“围场县革命委员会”。几个字,映入我的眼帘。我赶紧放下粮袋,抓起信,心怦怦的跳。凶吉难测,双手微微发抖。心想:“发昏当不了死。”撕!打开信,就一张信纸。我拿着信,倒着看:最后一句是:请你与和平区“安置办”联系。看到这句话,心里有点根了。到数第二句是:我们已把你的材料转到和平区“安置办”了,第三句是:同意你退回天津治病的要求。看到这,我的心的石头才真正的落了地。真是太好了。一年多来,在我和我的家人,还有那些认识,不认识的好心人。共同努力下,今天终于有了一个好的结果。
家中没有人,我锁好门,拿着信,兴冲冲的向区“安置办”而去。在道上我想:安置办如果今天就给我出回津证明。明天,我就买票,回围场。到了安置办,找到工作人员,把县里的信,递了上去。问他:“能给我今天开证明吗?”没想到,工作人员看了信之后,告诉我:“你的病,我们还得复查。真有病,才能给你开证明。要是假有病……”[后面的话没听清,脑子都蒙了]这时那人又跟我讲:“你到原来的学校,登个记。他们会通知你什么时候复查的…….”一盆凉水浇下来。这才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垂头丧气的走回家中。父亲听到消息之后,安慰我:“别着急,‘车到山前必有路’.......。”
转天我来到了母校。站在校门口,抬眼望去:教学楼的墙上“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油画,还挂在那里。一条“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标语,显示着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已经取得全面胜利。
进了熟悉的楼道,来到三楼办公室,找到了管知青安置工作的老师。一见面,哎,这个老师我认识:这人不是“保定道小学”[我家好几个孩子,都在那毕的业。]潘老师吗?怎么调到这来了?潘老师也认出了我。对我说:“你回去听信。什么时候复查,我以‘明信片’的方式通知你。”这是当时常见的通信方式。
下到二楼,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看看我的班主任。”找到办公室,一位老师告诉我:“陈老师正在上课。”顺着楼道,我找到曾经上课的教室。门框上,“初二xx班”的牌子不见了,“二连七排”的牌子,戴替了它。站在后门外,透过玻璃,我看到:前面讲台上,陈老师拿着课本,在讲着什么。再看教室里,乱乱哄哄的,说话的,传纸条的,下座乱串的……,我原先座的位子上,一个穿着一身“海军蓝”的学生,旁若无人的和临座的女生,说笑着。[我们可是男女分班]看着眼前的情景,使我想起了一件事:1966年的春天,文革的序幕,已经徐徐拉开了。教语文的陈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一天,他给我们上语文课。现在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天课堂上,说话的人特别多。不但平常调皮的同学说,而且连学习委员,班长都一块加入进来。陈老师几次制止,一点作用也没有。大家好像中了邪了。所以才有了疯狂的举动。突然,一个悲愤地声音,震撼了大家:“这是为什么?我的好同学们?!!”陈老师泪流满面地,问着他的学生。大家一下全愣住了。刚才还乱哄哄的教室里,突然变得鸦雀无声。陈老师流着泪说:“........,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我们早已经后悔了。80年代,师生的再次相会,表示了,您的学生们的悔恨之情。]一席话,深深地触动了同学们。班上一名最调皮的同学,站起来说:“陈老师对不起,……”扭头对大家说:“谁要再说话,我可不客气啊!”从此,只要陈老师的课。同学们都是,规规矩矩的,再也没有调皮捣蛋的。今天的情景,不是和昨天一样吗?怎么陈老师,却无动于衷那?朋友,你说为什么?“海军蓝”回头,看到玻璃后的我,马上对周围的同学打招呼,教室里突然安静了。[把我当成巡查的老师了]我怕老师认出我,扭头离开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