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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夫》——王国斌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ad33601016hva.html
点击上述网址阅读后，“知青”的青春？是青春无悔还是有悔？您一定会心有灵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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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的那年期末，快考试了，一周后必须给学校的教务处和文印室交电子版的期末考试试卷，待印。
“老”知青了，眼下的年轻教师都会电脑打字，俺不会用五笔敲字，用“搜狗”敲字，只好笨鸟早早的飞，强令自己不许再玩博客了。
提前了一个星期就着手编题、选题、选图的在电脑前忙活。
这天早上、是个周六，猛吃了一碗老豆腐、两根炸果子、一个窝窝头后，从早点后到午后4点，终于把期末试卷的电子版敲击出来了。一个兴奋，那天的晚餐（中午连续的工作粒米没进）喝了少许白酒和一瓶啤酒。有点唐代诗人李白的感觉。李白爱借酒作诗，俺没那细胞和水平，就会唠唠叨叨，应了“树老根多，人老话多，莫嫌我老汉说话啰嗦·····”这句诗是大诗人贺敬之的诗句，俺小学时背会的。
此刻借着酒性，连电视都不想看了，就想博客了。
往电脑前一坐，又不知博文点嘛好了。
近来在博客中见到的多是知青忆苦的，或是写写怀念和感念病故的父母二老的；或是知青运动40年大操大办的；或是如何如何的寻觅红颜、蓝颜知己的；或是见景见物思情的；或是年届多半百多了，这网友生日的祝福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着帖子······
唉，知青们在山里、草原、广阔的土地学会了伺候庄稼，还学会了大口吃肉，大碗酗酒的不少，乃至回了城依然的聚会就是大吃大喝，到了家里还是“悠悠岁月愁”的小酌慢饮，弄得家或离或散的，或得了心脑血管病的不少。
这两年，周围已经有了几位也曾老知青的同事、同学的走了，撇下了寡妻就突然的又回归了那黑黑黄黄的土地。若是少引酒、少食荤腥油腻，多开开心的摄影骑游，“KTV"、“桑拿”，再运动运动，周游世界、饱览名山大川、游游泳、玩玩保龄球、打打网球？何至于不足60大寿就离开了老婆孩子啊！还不如当年的威虎山的“座山雕”了你！不该啊！在中老年网站里跟帖子，经常的遇到单身老知青女，孩子也大了，自己过了，自己只好孤寂的在网游着啊！
而我这个从不过生日，文革又逍遥，缺乏热血沸腾、不会激情万分的，中学后、也是成人后，至今不谙人际交往的、感觉不灵敏的麻木分子，这舞文弄墨的、诗词歌赋的全不在行，博客里说些嘛？
呆呆的坐在电脑前半个时辰了。突然间电脑屏保了，黑屏了。大脑皮层却兴奋了，眼前又是似乎呈现“知识青年”四个字提醒了我，曾经愣提“知识”的青年！尽管初中还没读完，就文化大革命了，停课了，看人家“红五类”分子——革烈、革军、革干、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弟们造反。尤其我的中学，1964年小学毕业考，两门功课196分才好不容易的考进去这所市级重点学校，才学了两年不足就闹革命了，闹起了兴无产阶级文化的大革命。学校里有着近半数的原老华北局、国防部、省委、市委、区委的干部子弟们，尽是革烈、革军、革干的出身，最有革命的优越性、优先权，有着革命的发言权、造反权。俺属于那些不敢激昂发言、不敢造反的阶级后代。
自从来自北京的“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高干子女们，虽然也是中学生，男男女女的，个个身着褪色的50年代的，还是军衔制的旧军装，胳膊上带着印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黑字箍，箍的面料按其父辈的官衔级别分为红布的，红绸子的和红毛呢子的。红毛呢子的级别最高，父辈得是军师级的。在腰上扎着苏式宽牛皮武装带，骑着抄家来的英国凤头车来到我们学校，来星火燎原，来帮助我校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就在当天晚上，把学校操场的领操台做批斗台，请来工人造反派帮着安装了探照灯，把操场照的雪亮。操场上站满了人，除了本校的，还有其他兄弟校的红卫兵来声援。“联动”们在台子上又是跳又是唱的“拿起笔来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先锋······”又是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还把老校长揪来了，站在台子上批斗。
转天，全市的各个中学的红卫兵都开始批斗校长、老师们。从那个悲惨的时候，校长成了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些解放前大学毕业的老先生们脖子上被挂上了高一尺宽两尺的三合板牌子，上面写着的不是伪宪兵就是国民党特务，或者是大叛徒、反动资本家、富农、反动学术权威等等。
有个老先生，1950年以前就当老师，历经解放后几次运动都没发现问题。那些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见找不出问题来，又看他从解放前过来的老师，就是不顺眼，终于找出个名堂来，给老先生挂个牌子，上书“运动油子XXX”,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1966年的下学期以后是血雨腥风的学期，欺压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有的甚至致死；抄家，砸教堂，开批斗会，成立教师牛鬼蛇神劳改队等等，学校整天都在造反、横扫······
直至今日，一些历史老校、名校的校史里把1966至1976年这段历经跳跃过去，只字不提，也是不能提啊！乱性啊！
没多久，有一些高干子弟变成了黑帮子弟，立马威风扫地，也和我们这些出身不太红的学生们一起老老实实的学习最高指示，认清阶级路线。
1967年春节后，解放军进驻我校。我校是在天津市的中学中第一个被开始军事管理，对中学生“组训”的。记得当时我还在家里和邻居的孩子们玩着、逍遥着。班里的一个同学带来个30来岁的解放军叔叔，还是个排长级的。我礼貌的把他让到屋里，解放军排长坐下来立刻就对我进行了宣传和指示，奉毛主席的命令，对中学生进行组训，要求明天就开始一律住校、开始军事训练、学习。
我转天带着行李就去了学校，住进了我们原来的教室里。解放军带领我们在教室里搭了两排地铺。就是在地面铺上稻草，再把被褥铺上。从此，我们几十个同学每天早6点听见军号起床，早操跑步，白天有时学习部队的擒拿拳术“捕俘拳”，还用木枪学习当年的抗日时兴的“刺刀见红”的突刺训练。教官发令“一步用枪，突刺——刺！”，我们按照规范姿势举起木枪，向前跨步，将木枪狠力的捅出去，同时大喝一声“杀！”。有时学习“两报一刊”——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和毛主席的“老三篇”、语录等的。以后，部队撤离，东亚毛纺厂的工宣队又来了。挨到1968年，开始了陆陆续续的上山下乡，班里第一个插队的同学就是个所谓1938年大叛徒的干部子弟，他是去内蒙古五原县的。大家与他集体合影，还凑钱买了能够有夜明的主席半身塑像送他纪念。暨此，初二四班的“知青插队”陆续的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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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前从没有听说河北省还有个围场县。可见，知识青年的知识还是太欠缺。可是到了山里，才体现出俺是有点知识的城市青年。小山村里人们的文化几乎等于零，难怪老人家给我们起了个“知识青年”的雅号，他老人家了解的，尽管那时解放都19年了，那农村教育状况是何等的贫乏、知识真是比贫农还要贫啊。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9-12 13:42:11编辑过]
二
来到了山里了，这才算是开始了正经八百的知青的履历。
想想，该算是1967届的初中毕业生了。挨到了1968年、到了18岁算是有了工作，就业的不算太晚。“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当时的口号激励着我，别在家啃老了，与其引来学校的革委会老师、祖上根子红的左派红卫兵、街道大娘的造反派们，“三结合知青动员小组”到家里连哄带吓唬的逼着你退户口，把个老母亲再吓个好歹，还不如“坚决响应、积极报名，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的好。兴许我下乡了，我的68届毕业的弟弟能留城照顾母亲呢。未曾想，弟弟胆子小，母亲怕他自作主张的退户口再下了乡，把户口本藏了起来。弟弟还真有两下子，趁母亲上班不在家，把个两间屋子左搜右翻的，居然找到了户口本，立马退了户口，和同学去了保定附近的安国县。生米成了熟饭，再想把户口要回来可没门了。这傻兄弟一下子就是十年后，办了假有病才返回了天津，重新有了城市户口。弟弟距离我下乡才半年就又离开了家。母亲又气又急得一下子头发就白了不少。家里就三个孩子，父亲没的早，姐姐又有病，母亲那几年下班回家孤独的很，就剩下与周围邻居们打听着谁家的孩子在农村是个什么样子的生活。我和弟弟是从不将知青的日子跟家人实话实说，写信只是说过的不错，母亲根本不信。
想起来那时候的“知青运动”，不知有多少城市平民的母亲，缺乏“文革”时期的进步的“革命”思想，舍不得儿女上山下乡锻炼皮肉，锻炼思想。
故去了的亲人，逝者是没了知觉，没了情感的种种哀乐，而活着的亲人却心里痛苦万分的，一时的无法解脱。孩子们去了遥远的地方，母亲的身边没留下一个孩子，难以心理承受啊！
住在我家对面的，还有个“革命”示例，街道居委会的贫农出身的、没文化的街道大娘代表（那时的居委会干部的称谓），50年代初从农村来到天津市这里打工，孩子多，家里日子窘困的很。文革的到来，这位大娘立刻积极造反，逼我们家把两间房子腾出一间给她家。没理睬她。她又把我家对面院里的富农出身的王大爷一家给办了遣送回原籍，占了人家的三间屋子。后来她又积极的动员左邻右舍的人家孩子下乡。唱的调子那个高啊，“毛主席给你指出的路，要坚决的走！走得越快越好”“你不下乡，不会种地，全国人民吃什么！”“这是一条革命的路，你不走就是反对革命！”。谁家不从，就会把你家不是“红五类”的底子揭出来，这招最狠、最灵，动员到了这份上，吓的家长、孩子赶快的思想进步了，赶快的退户口了，生怕个“革命”别赶不上趟了！
再说这个为了“革命”的大娘，她家里6个孩子，老大进了工厂，老二参军了。余下的“老三届”就有三个。学校里动员她家的两个孩子必须下乡。再看她，天天的在家门口说着她家如何的困难，如何的离不开人照顾等等的。可是，政策规定，家里只许留城一人，她家已经留两个人了，至少得走俩。终于她家孩子退了户口，就要下乡了。孩子就要“知青”的那一天晚上，从她家院子里传出了震天动地的哭声，又是哭又是说的，就像家里突然死了人。影影绰绰的听见“这下可受了罪啦呀，孩子呀！”“咱好不容易进了天津卫，这下你们又回去啦！”“这可叫我怎么好受呀！”大家听听，她把革命的道路叫做“受罪”！
我又想了想的，如果“文革”那时孩子是去参军，或是留城的、分配外地当工人，当铁路司机，当个石油工人，尽管也是离开家了，家长也知足的不会难受。后来有选调到深山沟里军工厂的知青都会兴奋不已。就是像现在的出国留学、洋插队，不但不难受，会比娶个媳妇那样差不多的美啊！
再后来的“知青”们，在农村也是分个“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左、中、右”。知青们有的真是积极、激情、激昂，在农村虚心的学习农活，教农村孩子认字，当赤脚医生，或战天斗地的不怕苦，连不怕死的都有。还有的平平淡淡的做个好农民了，挣工分，娶妻生子过日子。也适应了“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还有那在村里不好好劳动，与村民打架、偷鸡、偷菜的等等。
正是，知青啊知青，想说爱你不容易······
三
“知青”，爱的复杂，爱的难受啊！可还是想再絮叨絮叨。
刚到山里，大队上还隔不多久的开个知青会。全大队的知青在一起座谈，谈谈在广阔天地的大有作为的具体表现。其中大队所在地的知青组有个70届的女知青，比我们小四岁，若不来的话，她们那一届学生是全部留城的。还有这组的一个她，最能说、能写。无非是当时的报纸登载的某地知青如何与当地贫下中农相结合，树立扎根农村的思想，不怕苦和累，磨一手老茧，生一身虱子，白晰晰的脸晒成了黑黝黝的脸，不但学会了干农活，还比得上个男青年还能干等等的相似的事迹。后来当上了全县的知青的积极分子，这么好的知青，结果在1971年，插队不到三年就选调到了坐落某个县的兵工厂。一同选调的还有我们队的已经当了生产小队长的一名知青。从此，扎根农村的思想动摇了。知青们开始了脑筋急转弯，变着法的奔选调（还没发展到奔小康）。无论是在生产队当了小队长、会计、教师等等的，已经显露出正行进在农村需要你的、大有作为的跑道上的知青们,不再留恋这村上的好活计了，撇下了孩子、社员，都在期盼着能得到那个选调的名额，逃之夭夭才好。
其实，那个坐落某个县的兵工厂是个小厂子，离县城很远的山沟里，就是给推土机、挖掘机、火车咕噜做部件的。男知青大多做铸工、翻砂工和冲压工；女知青多是车工、铣工、磨工等还好点的工种。
知青们有股子精神，我们所作所为的一切都是革命工作，即使后来结婚生了孩子，也是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所生的。文革时受到了红色教育，为了革命要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干工作。工厂里内行的人都知道，男知青的工种不好受，又脏又被火烤还危险，尽管有的知青同学被铁水烫过，有的被钢铁部件砸伤，还有的被冲床冲掉三个手指，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知足的很，因为还有我们这些不知有没有希望，有一天也能告别广阔天地的知青同学，依然还在拿着靠天吃饭的工分、一天十个工分、一分合3分钱度日的。我们哪里比得上选调的同学每月有工资、有食堂、有劳保，结婚了还有宿舍，孩子有工厂子弟学校。
生活有了保障啊，城镇居民了，即使现在也是农民的期盼，那时更是知青的最爱。他们有的当上了厂书记、厂长、技术科长、工会主席等等，搞了对象，生儿育女，美哉、悠哉了几年。如果没有我们这些、挨到最后的选调机会是直接回到了天津？在那个年月还是他（她）们的幸福感指数最高的时期。
76年文革结束，大批知青也都返城了，他们的厂子也即将撤掉编制，后来的运势，知青们又都回到了低落的情绪。为了自己后来的命运，调来调取的工作单位，实属不易啊！连每年春节的班里校友、同学聚会都几人商议着不参加，原因是受不了看着后来者回到天津的同学那归家的刺激！
什么叫做受苦？上山下乡“老插”苦吗？还是做“兵团荒友”的苦？还是新疆的、甘肃的、内蒙的、云南的等等的知青苦？在我们到达那里以前，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叫苦吗？没有。每逢秋季的丰收，逢年过节的杀猪宰羊的，就觉得兴奋、美好、快活的很。祖祖辈辈、老老少少、年复一年的，没有因为干了靠天吃饭的活计叫苦连天。我们知青去了那里，活没有人家干的好（有干的比当地人好的，但是还是当地人干得好的多），苦可比人家叫得多，叫得响，“知青运动”40年都快成被知青自己宣传像是曾经的“红军长征精神和红色播种机”纪念意义了。“知青”会得到这么高规格的认可吗？当我们聚会、聚餐，谈的话题最多的都是什么？平平常常的与发迹了的知青话题投机吗？一次次的，过去的事相互聊了好多遍了，昨天的事又说了不止一遍了，今天该说些什么话题？明天的话题又是什么？
原谅俺的好了疮疤没忘疼，但是思想认识浅薄，没了当初的革命斗志，没了“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嗜好。
知青的苦，更多的是心理的苦，感受的苦。城乡差别我们最有体会。我们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适应了城市生活，一下子被改变。还记得有个“变相改造”的词吗？一说改造，就是去地荒人稀的地方干农活。当初的罪犯也不过如此。前几年去泰山游览，但见泰山脚下的农民卖煎饼，薄薄的、卷着小葱吃。山里的地石头多土少，庄稼地也少，粮少人穷；泰山挑夫的活更是又苦又累，比当知青的活不知要苦得多少倍。空手上山还累个半死，这些人就这样的每天两趟的挑着百多斤的食品登山，一趟才十元钱！一天天的，那才真叫个苦啊！社会发展到今天，山里、农村的还苦吗？苦，不然为什么如此多的民工进城？如此多的农民孩子拼命的读书？为了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城里人！人与人真的不一样，永远的不一样。是有陆地的地方就有适于人居与不适于人居的地方；是有人类种群的地方，就有穷人和富人之分，而且必须穷人的数量远大于富人。富人、穷人，那个算是人上人？
以后的城市定位依然的富在城中心，穷在城外边。天津和平区的定位就是高档消费区，也就是富人区。和平区有着雄厚的教育资源，有着含金量极高的商贸区，就是土地太少了，房价是最高的。不久的将来，和平的住户，没有百万年薪的人们，没有本区住房、户口？孩子别想再享受和平的名校教育、医疗、购物、娱乐的优越等的。每每的拆迁后，老住户们就被穷的移居到外环线的外边居住。到了那时候，不是皮肉之苦，是精神上的感受之苦了！比知青的苦感好些，但是也是遗憾着，有点“背井离乡”的感觉，不如移居到北京、上海的感觉好（“北漂”就是例子）。
要数知青的苦和感受的苦，还得算是女知青了。男人叫喊苦得时候，女知青在哪里呢？与男知青共同的环境，而这个环境令女性生理特征的知青更难以适应。她们的感受才叫苦！1973年的时候，一是知青在农村的生活窘困状况通过福建的知青家长李庆霖给主席的信，毛主席知道了；一是黑龙江建设兵团的二师16团的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两人合伙奸污和猥亵女知青几十名的罪行被周总理、叶帅知道了。中央下达（1973）21号文件了，各地纷纷召开地区的知青会议。当时我和围场御道口的几名知青临时在县民政局帮忙，赶上了承德地区的知青会议在围场县召开。我们负责抄写和校对会议文件。我们就曾几个人把文件上被黑墨水覆盖的、关于女知青被大队干部等的强奸、奸污、猥亵的统计数字，在台灯下照着看。现在早已经忘却原来的具体数字，但是位数还有印象，发现各县的数字是三位的，地区的数字是四位的。大伙吃惊了。我们公社就曾搞过巡回批斗会，批斗个大队干部因奸污知青被判了七年徒刑，此次会议后，从监狱又提出批斗，再给其加了一年，以示严惩。在我那年的选调天津的某师范学校时，县里特别照顾一个天津的全国劳动模范、老工人的女儿知青，因被大队书记（被家长通过组织举报到县里，后判刑）奸污后，以病号名义暂时的离开村里，回天津养病而回避不好听的风言风语和村里家族其他人的报复。县里与学校招生的老师进行了协商，录取她回津当老师。她的档案材料、录取通知书，当时县知青办公室主任托我给带回天津交给这女知青，并嘱咐注意一定要保密。我回津后找到她，把她的档案及录取通知书和户口迁移证交给她，看到她格外高兴的样子，虽然我也为她高兴，和她一块的笑谈着，可我的内心里，有股子莫名的血在殷殷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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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知青是万恶的文化大革命所孽生出来的产物，是领导者治国无能的一种安排，牺牲了上千万年轻人的青春年华。